文/黄伟民
第九章//彻底决裂 革命潮落（续1）
五月指示
五大刚结束，5月13日，斯大林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发来一则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在国民党批准没收土地之前，共产党人应当积极推动农民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当然需要保护革命军队指挥人员的财产和分给士兵的土地。同时要求中共“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者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还特别强调“此事不得拖延”。
大革命发展到1927年5月，武汉形势日益危机：继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又发生了湖南长沙许克祥叛变，史称“马日事变”。被斯大林视为左派的国民党领袖们，不断在反苏反共的道路上迈进。
在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是全会的两项议程之一。5月24日，斯大林在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面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迅速走向反动，斯大林要求共产党人提高警惕，与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反动倾向作斗争，阻止他们叛变革命。同时他又批评共产党人对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要求他们十分积极地参加武汉政府的工作，反对退出国民党。
参加会议的托洛茨基在会上两次发言，批评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坚决主张停止国共合作，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汪精卫国民党联合，要求中国共产党走独立的革命发展道路。
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已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铁腕人物，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开始，已经完全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了。因此，托洛茨基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见。
5月30日，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全会制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建立在依靠武汉国民党的基础上。斯大林仍然把武汉国民党视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把严重动摇、日趋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汪精卫等人，视为必须依靠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并没有提出如何对付武汉国民党可能叛变的明确方针和切实办法。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制定的充满矛盾的决议，根本无法挽救危机时期的中国革命。不了解他国国情，却又掌握决策权，恰恰是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悲剧。
也是在5月30日，罗易在汉口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电报，称：
“这里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反动军阀的控制之下。除汪精卫和邓演达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右倾的，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利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中央刚否决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引者注），攻击工农运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事态的发展会导致同蒋介石的和解，并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在这封电报中，罗易对整个武汉国民政府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但显然对政府首脑汪精卫还抱有幻想。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对进行土地革命，军界人士公开敌视土地改革。这是在夏斗寅叛变时表现出来的。唐生智的全部军队同情夏的行动，若是唐本人对采取这种激进措施做好了准备，那么他的军队就会同夏联合起来推翻国民政府。”
罗易（1887-1954）
罗易在电报中还告了中共中央一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它反对武装工人来保卫国民政府和镇压反革命的要求。”
收到罗易电报后，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作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并将相关指示发电报给武汉的罗易、鲍罗廷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因电报的签发日期是5月31日而称为“五月紧急指示”。
五月紧急指示提出了四项任务：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
（二）改组国民党。“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子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三）动员２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５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四）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
6月1日接到这个指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陈独秀在会上默默地听着罗易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半天没说一句话。他陷入了沉思，这仿佛外星球来的共产国际指示，一旦拿来在党内公布，必将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到会的人听了都感觉到啼笑皆非。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展土地革命，现在两湖已乱成一锅粥，农民的过火行动已导致国民党左派军官向右转，再搞势必与国民党走向分裂；第二条改组国民党，国民党领导人是在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国民党并未召开代表大会，如何能增加领导成员？如果按照莫斯科的意思撤换老的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这是不可能的。陈独秀还认为，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有实力的，能够与反动军队相抗衡的工农武装是不现实的；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他最后总结道：“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说得更直接：“如果我们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还主张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更糟糕了。”
其他人也议论说：“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指望武汉政府惩治残害工农的军官？”“刚刚说我们搞土地革命就会与国民党决裂，现在又要搞土地革命，还要留在国民党内，怎么做得到呢？”
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的同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蓬勃兴起。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各县、各乡建立了农民协会，约200万农民入会。为了逃避群众的斗争，许多土豪劣绅带着金银细软逃到上海、武汉等地，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下如何“胡来”，咒骂“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内多数军官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近代中国军官大都出身农村相对富裕家庭，他们有了优厚收入后，再在家乡买地，循环往复，“军官即地主”成为普遍现象。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后，除了叶挺独立团这种以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部队外，其他部队多数军官都产生了强烈反共情绪。所以这些人能真正拥护土地革命吗？
这就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陷于两难境地：要拉住已经日益右转的汪精卫集团，通过他们领导的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难以做到；而要撇开武汉政府，独立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又必然使已濒临解体的国共合作立即破裂。
由于五月紧急指示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所以中央政治局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难以执行。大家把目光投向鲍罗廷，请他拿主意。这位国民政府的首席顾问毕竟在中国已经4年，与刚刚到此3个月的罗易不同，罗易虽然口头上强调应该立即执行，但也提不出任何实际有用的意见，鲍罗廷明白国际的这一指示纯属不切实际的空谈，是“荒唐可笑”的。他认为汪精卫正在寻找借口进行反共，如果这个指示告诉汪精卫，只能促使汪精卫加快反共步伐。可是从组织关系上讲，他又不能不执行这一指示。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还是有些胆量的，他马上起草一封电报，作了一个外交式的答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错失良机
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比以前只让共产党做国民党的“苦力”，一味武装蒋介石、冯玉祥，而不给共产党一枪一弹时好多了。应该说，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为中共创建革命军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
匪夷所思的是，陈独秀却以“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由而加以拒绝。
本来，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
坚持暴力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奉行的重要方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提出暴力斗争是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
1922年9月陈独秀根据二大精神，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第2期发表《造国论》，明确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所谓“真正的国民军”，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这在党内最早提出了建军的奋斗目标。
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陈独秀更加体会到军队的重要性，建军的愿望更加迫切。黄埔军校创办后，中共把自己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军校去任职，把党团员派到军校学习。由于中共的帮助和苏联的支持，国民党以黄埔军校学生为班底，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1927年初，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创办的其他军校以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已达到1500多人。共产党员还担负起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
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企图影响和掌握这支“党军”。经过努力，到1927年春，中共已掌握了多支武装力量。除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外，贺龙任师长的独立第十五师、周士第任团长的第27团、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政府警卫团、蒋先云任团长的第77团、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张兆峰任师长的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等部队。此外，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西安中山军校（校长史可轩、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等都为中共党员）等也都掌握在中共手上。这些部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起义重要的革命力量。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事领导机构。1924年中共两广区委设立军事部，随后，又在湖北区委、上海区委、重庆区委、江西地委等党的地方领导机构中设立了军事部或军委或军事特派员。1925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建立了中央军事部，开始组织专门机构负责军事工作。1926年底，军事部被中央军事委员会取代。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由广东转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农民运动也都日益发展起来。为了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中对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新的指示：
“（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会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额。”
由此看来，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新形势下的农民运动，农民武装已成为建立和保卫平民政权的武装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帮助下，广东发展了“工团军”（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1927年初全省的工农武装达到1万人；两湖在北伐军的声援下，也建立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湖南农民武装已拥有300余支枪，湖北农民也有2000余支枪，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超过2000支。河南的农民武装更是风起云涌，豫东的太康、豫南的信阳和豫西的洛阳一带，先后组成了3万、5万或10余万武装农民的联合办事处，以及河南全省的农民自卫团总部。有些地区的工农自卫军已发展为准正规军，如广东海陆丰组成400多人的工农自卫军常备队，湖南浏阳、平江两县，则组织了实力相当于一个团的工农义勇队。
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风起云涌
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必须把军事因素放在首位。他在党的五大报告中说：“党已经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该把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陈独秀还在报告中阐述了军事的重要性：“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
五大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说：“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4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员的机会，军委重点向第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工作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然而，如前所述，中共中央虽然设立了军事部，但建军的尝试一直受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反对、压制。
五月紧急指示提出的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惩办反动军官及武装工农4项任务，最可操作性的是武装工农，直接建立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组建几个新军”并非不可能。当时，中共已掌握了多支军队武装和工农武装，也已经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只要把这些武装加以组编，统一领导，经过努力，“武装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群众”，是有可能实现的，不到两个月，共产党便指挥几万军队举行规模很大的南昌起义，就是明证。
在关键时刻，为什么陈独秀又表现得犹豫不决呢？问题在于形势的严峻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在党即将遭到严重打击时，必须采取防御措施，以便保存党的实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6月22日通过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秘密办公处，将相当数量的公开组织和人员转到了地下。陈独秀认为，让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继续在武汉堂而皇之地公开活动，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马上决战显然是不可取的。当时吴玉章要求国民党武汉当局把中共掌握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被陈独秀断然否决。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等提出要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都被陈独秀一一否决。毛泽东、任弼时等人对党的军事工作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建议，也被陈独秀拒绝了。
陈独秀的举动，也与其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和信心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在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汪精卫即将反共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眼前尚不致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应当是退守，而不是进攻。据此陈独秀不赞成立即创建军队搞武装暴动，说：“此时尤不可以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暴动一旦失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共产党拉队伍单干，势必造成国共彻底分裂的局面，这又有违五月紧急指示关于依靠武汉政府继续完成国民革命的要求。
这几年，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反反复复、朝令夕改的瞎指挥搞到身心疲惫的陈独秀，已无所适从，最终酿成了个人的悲剧，中共也错过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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