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十一章//武装反抗 寻找新路（续2）
秋收暴动
在八七会议上部署的秋收暴动总计划中，湖南是4个重要省份中的重中之重。由于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的一些主张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央的政策相冲突，而且湖南省委委员中没有工农分子，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以加强秋收暴动的领导力量。
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和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到达长沙后，于8月16日召集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选出了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为新的省委委员，其中贺尔康、毛福轩均为湖南农民运动领袖。
在部署秋收起义过程中，共产国际专门派出代表马也尔来长沙，具体帮助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同时，苏联领事馆还为湖南省委提供活动和开会场所。
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许多与中央不一样的意见。
关于打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仍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旗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坚持秋收暴动仍要打国民党的旗帜，利用这面旗帜打击背叛革命的反动派。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秋收暴动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因为它已成为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
关于依靠力量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强调民众性的武装暴动，军队只能起次要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认为，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军，暴动只有工农参加，难免要归于失败，必须有一定数量、经过正规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才有胜利可能。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八七会议决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不足以满足农民的要求，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关于暴动区域问题。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湖南的形势，认为全省暴动有很多实际困难，主张缩小暴动区域避免力量分散。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暴动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央，谈了他对一些重大决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于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复信要求湖南省委必须执行中央和共产国际电令。批评湖南省委提出起义抛弃国民党旗帜是不对的；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在土地问题上仍应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收到中央复信后，彭公达主持湖南省委会议，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湖南省委再次致信中央，陈述不同意见。
瞿秋白本来对毛泽东比较看好。当年陈独秀拒绝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瞿秋白积极支持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它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对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不同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不再提出反对意见。
8月30日，在彭公达主持下，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最后计划。决定成立秋收起义领导机关，一个是由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以易礼容为书记。会议决定，9月9日开始暴动，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修水、铜鼓、浏阳等县和安源发动起义；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会议同时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起义。省委书记彭公达坐镇大后方，担任起义总指挥。
第二天，承担组建起义主力部队重任的毛泽东乘火车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计划。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两名委员、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军负责人王亚兴等人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了军事和暴动的布置，决定正式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余洒度任师长。余洒度是黄埔军校二期生，中共党员，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昌，曾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1营营长、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师长。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以原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编为第3团，团长苏先俊；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赣西农民自卫军合编为第2团，团长王亚新；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农民军合编为第3团，团长钟文璋。
上述3个团的兵力，合计有5000余人。此外，在起义前，余洒度还收编了一个当地的土匪武装，团长邱国轩。
根据湖南省委的部署，张家湾会议拟定，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在赣西北修水、铜鼓、安源3地同时起义，进军湘东北，会攻长沙。同时还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
描绘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油画
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卢德铭出生于四川自贡市，黄埔军校二期生，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后由党组织派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团长，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他将部队带到修水休整待命，参加秋收起义。
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奔波在修水、铜鼓、安源之间。在从安源去铜鼓途中，曾在浏阳县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军扣押，在押送县城的路上，他寻机脱险。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落入敌手。
9月8日，彭公达和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合署名发出“夺取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命令。从9月9日起，以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驻修水的1团、驻铜鼓的3团和驻安源的2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铁路工人破坏铁路；长沙附近各县农民纷纷起义。
刚开始时，因为敌人没有防备，起义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等敌人反应过来，加强防备时，起义部队便开始连连受挫。
9月11日，驻修水的1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攻打金平时，起义前夕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叛变，调转枪口袭击了1团的后卫，正面的国军趁机发起攻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损失较大，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2团在攻击萍乡不成后，转攻醴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而随即放弃，部队被打散。3团一鼓作气攻下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市，却在强敌的反攻下损失惨重。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没几天，三路部队均严重受挫，由起义时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此时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沙城的部署，加上时任省委军事部机要员陈采夫叛变投敌，导致在城中暴动的部队遭到打击，如再按原计划攻打长沙无异于飞蛾扑火。起义总指挥彭公达果断下令停止进攻长沙，部队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结。
至此，秋收起义以失败告终。
工农革命军的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9月19日在文家市会集。
部队宿营后，毛泽东马上在师部所在地里仁学校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部队进军方向。
会议开了整整一夜，争论十分激烈。
师长余洒度坚持认为“取浏阳直攻长沙”符合中央决定。起义部队一些领导人也坚持继续攻打长沙。
毛泽东耐心说服大家，由于敌强我弱的现实，当地农民并没有按原来估计那样起而响应，形成巨大声势；长沙城内原定的暴动也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已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设防强固的长沙，硬打硬拼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毛泽东说。
那么，到什么地方合适呢？
毛泽东指着地图，生动形象地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阎王老子都管不到，正适合我们落脚。”
罗霄山脉位于湘赣边界处，是几个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形成的山系。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又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较强；南段地势比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位于中段的井冈山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耸立，森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好，是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地方，此处可以直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有很大的战略优势和政治意义。
井冈山在当地并不出名，为什么毛泽东会选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呢？
原来，起义前召开军事会议，当讨论到万一起义失败，部队将退到何处时，起义部队第2团团长王亚新原为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军负责人，当即说，可以退到井冈山，那里有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军。王新亚还说他和袁文才是老表。
王新亚曾是一名北伐军官，共产党员，北伐军到达江西安福县后，奉命留在安福任农民自卫军负责人。1927年8月根据江西省委指示，带领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到安源集结待命。会上，他介绍了安福、莲花的革命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位置。毛泽东正是从王新亚那里得知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比较好，便有在秋收起义失败后落脚井冈山的打算。
起义前，毛泽东还收到了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一封密信，指出井冈山上的宁冈县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下的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武装，让毛泽东到那里发展。这就更坚定了他进军井冈山的信心。
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最后，卢德铭提出举手表决。于是在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
入驻井冈
9月20日清晨，天清气朗，1000余人的队伍集结在里仁学校操场上。经过一夜会议的毛泽东毫无倦意，大步走到队伍跟前，底气十足地说：“我们秋收暴动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万事开头难嘛。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大，敌强我弱，不能继续打长沙了，以后我们的力量壮大了，一定会打长沙、打武汉、打南京。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勇敢战斗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不愧是做群众工作的高手，他的话通俗易懂，富有煽动性。在场的官兵顿感有了方向。他更形象地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振奋了起义官兵的士气。
起义部队踏上了南下征途，沿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进入萍乡境内，部队在芦溪遭到国军朱培德部的袭击，损失300多人。最让毛泽东痛心的是，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了。
9月29日，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宿营。
三湾地处湘赣边界的九拢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有50多户人家。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当地也没有地主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三湾休整了5天，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
进村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解决措施，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首先是整顿部队。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只剩下700多人，原来的很多团、营指挥员战死的战死，失踪的失踪，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已成了个空壳子，毛泽东将它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由黄埔一期毕业、有实战经验的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余洒度对革命前途已悲观失望，上山后不久就脱离革命队伍，后叛变)。改编时，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但枪不能带走，以后愿意回来还欢迎。
三湾枫树坪，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此集合部队，宣布改编决定并对部队做了了动员讲话。
整编后的军队实行三项措施：第一，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借鉴苏联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将支部建在连上，排、班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第二，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受它的监督。第三，实行供给制，军队不发军饷，每个月只发零花钱，军官和士兵待遇一样。
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以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乃至解放军，一直沿用这套管理体制。
毛泽东还提出军队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能使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要想在井冈山立足，首先要取得已在山上安营扎寨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同意和支持。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
10月6日，毛泽东带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团长陈浩等7人，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见到了袁文才。
“毛委员一路辛苦，袁某是山村野人，孤陋寡闻，今日有缘相会，实乃三生有幸。望毛委员不吝赐教。”袁文才非常客气地说。初次见面，他还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来意，担心毛泽东是为抢地盘而来的。
“哪里，哪里，我奉中央指示，秋收暴动，意在救国救民，然而出师不利，转战到此，想借你的这块宝地休养生息，以图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望你们扶持。”毛泽东诚恳地说。
寒暄过后，毛泽东很快转入正题，给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介绍了工农革命的基本情况，肯定了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敢于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精神。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说：“我们到井冈山来，是为了打击地主豪绅而来。我们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敌人才拿我们没办法。”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广大农村像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我们相信你袁文才会与我们一起干的。”
听了这些话，袁文才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原来人家不是来吃掉我袁文才的，而是来跟自己一同打土豪劣绅反动派，想想自己还带了20多人暗中埋伏，以防不测，不禁脸红。
袁文才走过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毛泽东拍了一下袁文才的肩膀，高兴地问：“你们现在有多少枪？”
“60条。”袁文才觉得没必要隐瞒，说了实话。
一听到袁文才还保存有60条枪的家底，毛泽东立即接过话头说：“难得，难得，大革命失败后，你们还保存了60条枪，这是革命的本钱啊。以往的失败就在于我们没有抓枪杆子。但是还要发展。这样吧，为了我们的和衷共济，同创大业，我送给你们100条枪，过几天派人到砻市来取吧。”
说罢，毛泽东让身边的陈浩团长写了张取枪的条子，交给了袁文才。
有枪便是王。袁文才玩命似的惨淡经营，才发展到60条枪的家底，初次见面，毛泽东就赠枪100条，如此慷慨大义，袁文才被深深感动了。
惊喜之余，袁文才连忙说：“多谢毛委员一片诚心！我袁某一定竭尽全力，跟着毛委员干革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今后凡用得着我袁某的，一定效劳。”
随即，袁文才命人取来1000块大洋做见面礼赠与毛泽东，并说：“部队粮草和在茅坪建立后方的事，都包在我身上！请毛委员明早率部进驻茅坪。”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毛泽东派何长工和袁文才一起上山找王佐做工作，并赠送王佐70条枪，取得了王佐的信任，接受了毛泽东的队伍。
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的大井。由于事先已经做好与王佐的联络沟通工作，工农革命军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热烈欢迎。
几天后，在王佐的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行程1000多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终于将红旗插上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在井冈山“安家”后，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汇报，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提出意见。毛泽东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发展的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
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逐步展开。
毛泽东虽然身处偏僻的井冈山，却极为注意国内外政治形势。11月上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卷入其中，茶陵敌军被调离。毛泽东果断派出一营攻打茶陵。
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这是开创井冈山根据地期间占领的第一个县城，意义深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茶陵建立起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主席。同时建立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县级政权的最初尝试。
《毛泽东传》作者、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评价道：“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哪一方面，毛都不能称为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左倾盲动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后期党的工作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这次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了口子。
1927年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彻底放弃国民党旗帜，明确提出推翻宁汉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此时，中共中央在武汉已难立足，只好秘密迁往上海，罗明纳兹同往。
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到会，瞿秋白主持会议，通过了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
在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头脑发热头的罗明纳兹却为中国革命描绘了一幅伟大图景：在“现时全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下，立即发动工农武装总暴动，以城市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汇合农民暴动，迅速战胜强大的反动派，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第3阶段，即苏维埃时期的光荣任务，从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这就是罗明纳兹的“不间断革命”论。它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一些地方零散的农民暴动，夸大为“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得出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错误结论。
这种不断革命论助长了因对国民党反动派仇恨而滋长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八七会议以来出现的“左”倾情绪，发展为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并在中央领导层占了统治地位。
此时，不仅对地主和土豪劣绅实行杀尽、烧光的“左”倾政策，罗明纳兹还对党内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他的“左”倾盲动服务。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一份《政治纪律决议案》，用以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给他们扣上“犹豫动摇”、“机会主义”和“单纯军事主义”的帽子。会议宣布了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者的处罚事项。在罗明纳兹的坚决要求下，给予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因曲解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被撤销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谭平山，这位南昌革命委员会主席则被开除党籍。彭公达因共产国际长沙代理马也尔指责他“胆怯与欺骗”，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书记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毛泽东则被撤销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全国总暴动上，在当月制定的《中央工作计划》中，积极推行盲动主义政策。先后布置和发动了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和发动了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
毫无疑问，这些冒险行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它再一次证明：简单地把苏俄十月革命模式复制到中国来，只能是死路一条。
瞿秋白后来不得不承认：“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罗明纳兹奉调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十五大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由米特凯维奇接替他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向忠发、李震瀛出席会议），刚回国的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发言，大讲中国革命形势大好和“无间断”革命论，受到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批评。也许正是米夫这次有理论、有分析的发言引起斯大林注意，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党的工作。再后来，1930年，米夫率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指导革命。此为后话。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罗明纳兹“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反对把起义当做儿戏”。
4月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落实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二月决议”，盲动主义全面刹车。
全局性盲动主义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却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对此，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有一个评价：“中国共产党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也有一定的责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