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现名开慧镇）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在这个镇上，出了两个秀才，一个是杨昌济，另一个是缪芸可。
杨昌济，曾经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他的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她的女儿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缪芸可，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主张兴办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办过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他的女儿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出生了，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她，给她起了个乳名“玉桃”，缪伯英自幼性格刚毅，不多说话，弟弟妹妹们不叫她姐，叫她“桃哥”。
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缪伯英自幼就喜欢读书，父亲也十分重视她的学习，10岁缪伯英就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学习，之后在平江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寄读一年。
父亲的开明意识给幼时的缪伯英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希望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去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梦想。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的老师是杨昌济，杨开慧既是发小，也是同学，两个人还是好朋友。
在父亲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下，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
到了北京后，她开心的是又遇到了好友杨开慧，原来杨昌济老师应聘到了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举家搬迁到北京了。缪伯英很快就融入了北京的反封建新思潮洪流之中，她带头剪去了一头长发，留起齐耳短发。
校方认为她是伤风败俗，有悖妇德，一定要给予处罚，让家长接回去不准再来学校上学。但是缪伯英等人死不遵命，坚决抵制。
缪芸可对女儿的举动不仅没有谴责还给予支持，他给校方回了一封信，“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古稀亦知新”。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缪伯英进入女高师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结识了一批热血男儿。为了尽快找到一剂拯救中国的良方，她中断了女高师的学习，经常去北大参加活动。
1918年夏，毛泽东等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她有幸认识毛泽东等人。1919年3月，她到北京大学政治系当了旁听生。 之后她参加了五四运动，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6月3日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经各方营救得以出狱。出狱后，她经常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之后参加了北京女子工工读互助团。
何孟雄与毛泽东等赴北京参与了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缪伯英认识了何孟雄，这为她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她毅然中断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业。在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缪伯英有幸认识了李大钊。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长沙他就听说了李大钊的大名，她向李大钊提出要做大钊先生的学生。
李大钊答应了她的请求，她成为北大一名的旁听生。受李大钊先生的影响，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她还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还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各种问题。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
她还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作为妇女代表在“五一”劳动节演讲了“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1919年，缪伯英参加了少年中国会。1920年初，她在何孟雄的介绍下，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缪伯英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首批团员。1920年11月，她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发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
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全国第一名女党员，而且是58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缪伯英还是北师大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亦称北京师范大学支部)第一任书记。
有人说刘清扬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1920年11月，刘清扬和张申府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2月，经张申府的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刘清扬的入党时间比缪伯英要迟3个月。全国最早的女党员只有2个，一个是缪伯英，一个是刘清扬。
当时李大钊、张申府有意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刘清扬入党，但是刘清扬拒绝了，原因就是名单上有张国焘的名字。
当时张国焘正在追求刘清扬，刘清扬不喜欢他，为了不被纠缠，她没有选择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刘清扬在法国和张申府结为革命伴侣。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趣相投，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发展成为恋人。
1921年10月9日，在主婚人李大钊的见证下，缪伯英与何孟雄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结婚典礼。
二人一“英”一“雄”被称为“英雄夫妻”，他们家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开始了党的秘密工作。
缪伯英是北师大党组织的创始人。1921年秋，以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的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亦称北京师范大学支部)成立，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
1922年秋天，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就住在他们家里。
1922年2月，她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这一年的夏天，党组织派遣她到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
1923年2月，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
“二七”惨案发生后，缪伯英与缪伯英与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等一起，在北京骑河楼秘密地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5月1日，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参加了“五一纪念国民大会”。
在演讲中她强烈抨击了军阀政府外交无能、内政混乱的种种事实，号召国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权。李大钊高度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1924年3月，缪伯英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积极领导开展北方区的妇女运动。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他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住址。
5月21日清晨，反动警察包围了腊库胡同16号玄坛公寓。机敏的高君宇看到军警进了张国焘的房间。
他迅速销毁了文件，躲进了厨房，化妆成做饭的伙夫提着一个菜篮子走出了大门，躲过了一劫。
而张国焘和新婚妻子杨子烈则被警察抓走了。张国焘被捕后就叛变了，他供出李大钊等4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
“男党员有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
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肃查拿”这些共产党员，暴露身份的同志接到通知迅速转移。
大家只好秘密转移离开，李大钊后来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缪伯英在丈夫何孟雄的护送下，回到了湖南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拜访了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湖南《大公报》专门发表消息:“徐新校长已聘定缪君伯英（女师毕业后去岁又毕业女高师）充当主事。”
这一时期，她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管湘区委宣传工作、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等职，领导全省的妇女运动工作。
秘密联络机关就设在女师附小。有人向徐特立反映，说缪伯英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她打掩护说：“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而她的丈夫何孟雄则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边养病边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之后后，丈夫何孟雄回到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
“五卅惨案”后，缪伯英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洋货的斗争。
在缪伯英的领导下，在长沙女学生中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走在街头，声援青岛、上海罢工工人。“女子赤足上街游行”成为当时轰动长沙的新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缪伯英作为湖南省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职员在悼念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6月25日，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为了革命她顾不上照顾孩子，交由她的母亲照料。
她的弟弟缪立三此时正在读初中，也加入到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她建议毕业后最好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斗争准备。弟弟缪立三后来成为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第一代高级工程师。
1926年1月，缪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出席了广州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坚决揭露和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
之后，缪伯英担任湖南省女界联合会主席领导了“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李维汉曾高度评价缪伯英：“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
缪伯英作为三位常委之一还参加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参加了1926年3月9日长沙市民3万余人教育会坪集会。
1926年10月，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武汉。何孟雄从北京调至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
缪伯英受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了武汉，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
她的族弟缪位荣一边帮忙她带小孩、搞家务，一边以捡字纸为掩护，做秘密交通工作。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党中央由武汉转入上海。
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以物理教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她担任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丈夫何孟雄化名刘元和，在韩昌书店里当店员，实际上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1928年3月20日，缪伯英在上海生下女儿何小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
他们在上海经常搬家，随时做好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缪伯英多次叮咛族弟缪位荣：“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长期处于艰难困苦的险境，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
革命烈士缪伯英故居
缪伯英之所以会患上伤寒，是因为在一次躲避敌人追捕时跳入河中，在冰凉的河水中躲藏了一个多小时。
当时，缪伯英为掩护何孟雄，主动引开敌人，以为自己可能会牺牲，情急之中一把扯下衣服上的3粒扣子交与何孟雄留作纪念。遗憾的是，缪伯英躲过了追捕，却没有躲过病魔的袭击。
生命垂危之际，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不幸溘然辞世，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缪伯英去世后，她的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丈夫何孟雄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所以缪伯英遗体无人认领。扬州会馆迁址后，下落不明。
烈士缪伯英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后连遗体都不知埋在何处，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1930年9月，何孟雄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并停止工作。12月，经党中央决议予以平反，但随即又遭到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林育南等联名发表《告同志书》，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1年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照叛徒提供的情报，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人。
1931年1月23日解往龙华看守所的囚车上，他传话给孙哈芳和黄淑芝：“你们不要紧。我被解决后，请你们将两个孩子送给我的老兄抚养。”
何孟雄在上海被捕时，一同被捕的还有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何重九、何小英，后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
何孟雄罹难后他们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何孟雄等被捕后，王明立刻停止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又指示中共龙华看守所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致使20多名党员在狱中不能接受党的领导，无法过组织生活。
在狱中，何孟雄不仅要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立场坚定，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而且还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艰苦的斗争。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23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铁镣，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3岁。
何孟雄等23人牺牲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群众日报》在1931年3月12日发表了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来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忍行径。
文中写道：“国民党又惨杀我们23个同志”，并肯定了“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
何孟雄曾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错误，一生五次遭囚禁，坚贞不屈。因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两度遭到批判和打击，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
1922年何孟雄等赴苏联出席伊尔库次克远东大会，行至黑龙江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在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诗《狱中题壁》。“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
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未跟随罗章龙走分裂道路。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小组会上谈到何孟雄两次挺身而出反对“左”倾路线时，称赞其勇气非常不容易。
何孟雄是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北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为开创北方革命运动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党内，他最早实际从事工人运动。
何孟雄还是恢复江苏工农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先后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农委秘书、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和军委书记等职，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她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何孟雄、缪伯英一对革命夫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们为革命事业舍身奋斗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所传颂。
李维汉曾称赞缪伯英：“诚实朴素，沉着勇敢，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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