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3日，重庆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解除第一战区兼冀察游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职务，同时军衔亦由陆军二级上将降为中将，贬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战区司令既降职又降衔，这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非常罕见的，卫立煌接电痛骂不止：戴笠是个王八蛋，何应钦、蒋鼎文、汤恩伯也都不是好东西！
（卫立煌）
抗日名将卫立煌此番落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当然是军统和中统特务们不断的诋毁，攻击他跟八路军关系“暧昧”，为此，军统头子戴笠曾专程赴洛阳搜集所谓证据，然后再添油加醋汇报给老蒋。
另外就是卫立煌身兼两大战区司令和河南省主席，军政大权在握，引起蒋鼎文和汤恩伯等人的觊觎，频频进谗。蒋鼎文时任西安办公厅主任，在胡宗南的地盘上混事，已经失去实权，但他是何应钦的“四小金刚”之一，关系匪浅。
汤恩伯时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因与戴笠结成政治同盟，也在谋求更大的权力，正从抗战初期作战尚算努力的军人，一步步沦为可耻的政客。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俩家伙，同时瞄上了油水丰厚的“豫省主席”职务，如果不把卫立煌搞走，这俩货就没有机会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更是卫立煌无法开脱的，那就是前一年5月晋南会战（中条山会战）之惨败，曾被老蒋怒称为“抗日最耻辱一战”，作为战区主官，卫立煌必须背这口黑锅。
一、日寇的眼中钉。
黄河在山西境内基本是南北走向，由此成为山西和陕西两省的界河，当然也是天险，所以侵华日军占领山西后，多次企图渡河西犯陕北，均被八路军河防部队击败。
而黄河奔腾而下到达山西南部时，又骤然拐向东方，形成了一个近乎直角形的“河曲”，遂使黄河再成为山西与河南的界河，关于“河南”的名称，大抵源于这样的地理特点。
就在这个河曲的“直角内部”，矗立着绵亘300余里的中条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北大部沦陷的情况下，中条山成为第一战区在黄河以东、以北的重要桥头堡，自然派重兵加以驻守。
地图上一目了然，中条山是黄河防线的有力屏障：日军无论是企图南下豫中，或者是西犯陕南，都必须先逾越中条山防区。
（黄河河曲处）
某种意义上，中条山防区既是拱卫黄河对岸洛阳和西安的前哨阵地，还是中央军威胁华北日军的出发阵地（敢不敢冲下去当然两说着），因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愤愤然称其为“华北的盲肠”。
不过武汉会战以后，日寇华北方面军兵力始终不足，20多万人散布在华北广大区域内，还要应对八路军和杂牌军的骚扰，能够纠集起来遂行大兵团作战的军力实在有限，所以从1939年起，尽管日军先后十三次企图攻占中条山，均以失败告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有点受不了了，为了钳制和监视中条山20余万守军，日寇不得不在晋南和晋东南地区留驻了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如此一来，鬼子在“扫荡”八路军和其他杂牌军时，经常性深感兵力不足。
（多田骏）
打又打不掉，还需以相当兵力形成对峙，多田骏为此头疼得厉害。1941年初，多田骏赴南京参加派遣军总部会议时，坚决要求增调兵力，从而一举切掉这根“华北盲肠”。时值“皖南事变”刚刚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日本人认为机会来了。
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于是决定，临时从华中、华东等地抽调部队加强给华北方面军，另附从关东军调来的若干飞行战队和伪满军一部，使得华北日军可用于发起中条山战役（晋南会战）的部队，框算达到六个师团另两个半独混旅团之多。
仅就数量而言，日伪军此战投入的兵力多达10万人以上，且具备绝对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优势，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敌军的整体战斗力，也要大大超过20万中条山守军。
（华北日军）
二、中条山守军是个大杂烩。
了解抗战史的读者其实心里有数，中日两军的单兵素质和单位战斗力差距，清楚地在那摆着，20万守军确实不是10万鬼子的对手。比如稍后爆发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面对10万来犯日军，薛岳指挥着第九战区的37万精锐，也只能勉强取得战场优势，冈村宁次那是主动撤退的。
需要指出的是，卫立煌第一战区布置在黄河以北的部队，整体素质很差且派系纷杂。各类历史文章所宣称的20万大军，是指该地区全部的十一个军，而其中又有四个军配置在太行山西麓和太岳山区，与八路军129师各部毗邻，并呈对峙态势。
全部十一个军的总兵力约在23万人左右，却不能全部用来对付日军，至于为什么要用四个军跟八路军形成武装对峙，那只有天知道了，或者是重庆方面的密令，卫立煌也不敢不执行。
因此真正驻守中条山防区的，实有两个集团军合计七个军约15万人的部队，两个集团军分别是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从番号来看，貌似都是中央军系统的部队，其实不然，由于抗战中期各集团军所辖部队多次调整，这两个集团军的性质，都已不全是中央军嫡系部队。
曾万钟第5集团军下辖：
第3军：军长唐淮源，该军下辖三个师，是北伐期间滇军朱培德的基本队伍，经过多年的演化，至多属于半嫡系部队，包括军长唐淮源亦是滇军出身。
第17军：军长高桂滋，该军下辖两个师和一个游击纵队，妥妥的杂牌，高桂滋是陕北小军阀出身。
第5集团军统一指挥两个军五个师又一个游击纵队的兵力，负责中条山西部地区的守备。
（曾万钟）
刘茂恩第14集团军下辖：
第15军：军长武庭麟，该军下辖两个师，是民国年间“镇嵩军”的余部，杂牌得一塌糊涂。
第98军：军长武士敏，该军下辖两个师，是由陕军冯钦哉第27路军缩编而来，也是杂牌。
第93军：军长刘戡，该军下辖三个师，确实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但该部是胡宗南系统的。
第43军：军长赵世铃，该军下辖两个师，属于阎锡山的晋绥军系统，当然是杂牌。
该集团军统一指挥四个军九个师的兵力，负责中条山北侧地区（也是防御正面）的守备。另有裴昌会的第9军三个师（原浙军和奉军的混编部队），负责中条山东侧的守备。
整体来看，七个军的番号挺吓人，但其实是个大杂烩，并且能打的部队着实不多。之前中条山守军序列中，曾有陕军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那才是相当彪悍的，两年间屡败日寇，可惜老蒋不相信这支队伍，在1940年将其调离中条山，纯属胡来。
（唐淮源）
三、中条山防区的几大弊端。
中条山防区最致命的弱点，其实是兵家大忌之“背水结阵”，别听韩信瞎忽悠，可不是每次背水一战都会有奇迹的：黄河自古以来就是天险，水湍浪急，若是临水御敌，搞搞半渡而击什么的自然优势极大，而若是背水作战，一旦局面不利，二十万大军可就没有退路了！
尤其是华北日军掌握着制空权，黄河沿岸的渡口和船只，皆在日机的攻击范围之内，老旧的渡口设施和脆弱易燃的木船，根本架不住现代化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一旦此种情况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的战役进程也印证了这一劣势，许多败军撤下中条山后，成群结队拥挤在黄河岸边无船可渡，要么冒险投河泅渡（生存机率很小），要么只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孙蔚如的部队被调走了）
也是因为黄河天险的障碍，让中条山守军的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补给特别困难，山西绝大部分已经沦陷，中条山守军所需的每一粒粮食、每一颗子弹，都需要第一战区在河南筹措之后，用船送到对岸来，然后再由士兵们一点点背上山去，各部存粮连达到一周的都极少见。
根据守军当事人的回忆：“所有给养都要靠士兵自己运输，运粮、磨面、挑水、打柴等各种勤务，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更有搜索队、侦察队、便衣混城队等特种勤务，复占去若干兵额，加以新兵、病兵，所余战斗兵不及编制数的二分之一也”。
本来国军的空额问题就比较严重，战斗兵缺勤现象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中条山守军虽号称有15万之众，实际可战之兵半数不到，兵力接近一比一的情况下，又如何是鬼子的对手？
如此危局之下，重庆方面仍然盲目自信，每每叫嚣“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大敌当前，还在拼命调查卫立煌的“通共嫌疑”，使战区司令长官根本无法专心布防和作战，简直有点不知死活了。
根据老蒋本人的命令，卫立煌被迫于1941年4月中旬离开洛阳，前往重庆“述职”，其实就是接受调查和痛责，此时距离日军发起攻击只有半个月时间了。
战史上关于中条山会战的爆发时间，多记录为1941年5月7日，实际上，日军的穿插分队、便衣队早在5月4日便已出发，各参战师团也于5月5日完成集结到达攻击位置，而此时的卫立煌，还在峨嵋山闭门思过和“交代问题”。
直到前哨战已然打响的5月5日下午，卫立煌才获准乘专机返回洛阳，显然已经太晚了。大战在即，最高指挥官却被迫离开岗位，实乃兵家之大忌。
四、何应钦难辞其咎。
日军筹划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当晋南地区的鬼子频繁调动兵力时，第一战区已经有所察觉，判断日军有可能会大举进犯中条山区。得到战区方面的情况通报后，重庆军委会军令部讨论一番后，给出了三个战役指导意见：
第一、中条山守军只留下少量游击部队，主力退往黄河以南，重点巩固南岸河防，也就是主动放弃中条山防区，不与日军决战。
第二、趁日军的攻击部署尚未完成，先发制人对敌展开主动出击，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中心思想就是以攻代守和反客为主。
第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机动作战，即当日军以重兵攻向中条山时，各部队下山反扑敌后薄弱地区，从而使日军不得不调兵回救，则中条山防区可保无虞。
（这两个人关系其实不好）
客观来说，以国军当时的攻击力和机动力（也是其最弱的两项），后两种指导意见纯属异想天开的“扯淡”：主动攻击日军重兵集团，根本就不是国军所能干的事，非得让敌人反包围了不可。
至于跟八路军学习，每每当鬼子进犯根据地时，主动跳到外线作战，也不是国军能够掌握的本事：机动速度极差，且各级部队长掌握部队的能力也差，深入敌占区后部队肯定“放羊”，折损一半都是少的，因为国军缺乏无后方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
唯一靠谱的选项，应该是执行第一种方案：既然非常了解自己弱点，那就有点自知之明，在日军发动大举进攻之前，主动把中条山守军主力撤到黄河南岸，然后再“临水御敌”。
（卫立煌到延安）
麻烦在于，卫立煌本人正在四川受审查，第一战区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于是老蒋临时命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到洛阳主持战事。若说何敬之完全不懂军事，肯定是不客观的，然而他根本不了解一战区和中条山的实际情况，纯属临时抱佛脚，盲人骑瞎马一般。
1941年4月18日，何总长施施然飞到洛阳长官部，当天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这会一开就是三天。何应钦最大的毛病是有点“恐日”，他判断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的真正意图，是为下一步进犯洛阳和西安做准备，那就断然不能主动放弃，他在会上对着一帮高级将领夸夸其谈：
“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和潼关。中条山地位因此异常重要，如被敌占领，则陇海（铁）路不独深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西安亦危；设洛阳西安不守，则第五战区侧背完全受敌威胁”。
（何应钦）
从军事形势和图上作业来看，何总长的判断貌似靠谱，然而他完全高估了华北日军拥有的野战力量，实际上，即便后来攻克了中条山，华北日军也无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河南，从华东和华中抽来的部队更需迅速归建。
因为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还没有完成举国动员，其在华兵力是严重不足的。当日本人果真侵犯河南中部时，已经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期间了，且战役目标仅仅是夺取平汉铁路中断的控制权。
至于深入潼关觊觎西安，至少华北日军连想都没有想过：它们从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任务！
（何总长开会）
五、大战未起先已败。
官大一级压死人，尽管有些将领对何应钦的判断提出了异议，然而何总长战役决心已下，最终在4月20日“拍板决定”，采用军令部第二案实施中条山会战：先敌动手，集中第27军、第93军等有力部队，攻向晋城、阳城、高平等地区，“力争恢复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前之态势”。
看懂悲哀之处了吗？在日军集结重兵准备发动进攻之际，何应钦居然要求中条山部队率先进攻，同时还要收复失地！套用一句名言：玩儿呐？这是主动送人头的神操作。再退一步说，如果中条山守军主力被打掉，第一战区又拿什么来巩固河防？洛阳和潼关还不是同样面临巨大危险？
因此何总长的判断和决心完全站不住脚，尤为可恨的是，何应钦对此还不须负任何责任，拍了板之后扬长而去，战役命令和战役指挥，通通交给匆忙赶回的卫立煌处理。如果要追究责任，卫立煌虽然逃不掉，但何应钦毛病应该更大。
1941年5月5日，卫立煌奉命赶回洛阳长官部，在不确定日军攻击日期的情况下，遵何应钦的指示向中条山各部下达了出击命令，前线部队乱糟糟还未及开始动作，两天以后，日军对中条山的总攻已经开始。
有一个军事常识：完成战役集结的部队在面临敌人突然打击时，比没有集结的损失将更为严重。
从5月6日黎明开始，日军航空兵猛烈攻击了西安、咸阳、潼关和郑州等城市，炸毁了陇海铁路，使第一战区与友邻地区的交通全部陷于瘫痪。5月7日的夜里，10万日军分头出动，向中条山防区发动全面进攻。
日军的战术原则是“中间穿透，四面合围”，即以有力部队楔入第5、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然后实施分割围歼，正在进行集结的中国守军各部，突遭日军袭击，纷纷陷入混乱。
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守军各山地据点，出动伞兵和便衣队偷袭各集团军、各军指挥部，同时对抵抗较为顽强的守军阵地，还大量施放毒气，两年多未经大战的第5、第14集团军各部，由此很快趋于崩溃，只能纷纷向黄河岸边溃退。
日军第21师团和第35师团，则沿着中条山南麓地带实施东西对进，目标是夺占黄河系列渡口；日军航空兵也终于露出獠牙，开始全力攻击黄河北岸的所有渡口和船只，封锁河道全歼中条山守军的意图暴露无遗，20多万中国军队危矣。
1941年5月9日傍晚，卫立煌突然发现日军有包抄中条山后路、封锁黄河渡口的征候，立即下令裴昌会第九军撤回南岸，不然的话，黄河防线都无兵可守了。
六、将帅无能累及三军。
裴昌会接令后，第一时间组织第9军部队，冒着敌机轰炸从官阳渡口向南岸突围，由于船只有限，到次日天明，仅仅是军部附第54师南渡成功。天亮后，官阳渡口和所有船只均被日机摧毁，该军另外两个师只能分散撤入济源北部山区。
战至5月11日，鬼子东西对进的两个师团，全面控制了中条山沿黄河北岸的平陆、垣曲、济源和孟县，封锁了中国守军撤往河南的全部主要渡口，完成了对中条山防区的内外双重包围，到这个时候，中条山守军的悲惨命运已经注定了。
卫立煌眼睁睁看着对岸的败局已定，却没有任何办法，既无空军助战，也派不出部队渡河增援，其实就算有增援部队，也无力突破日军在河北岸的的封锁线了。
被日军合围之初，曾万钟第5集团军和刘茂恩第15集团军，还能组织成建制的抵抗，局部地区战斗一度激烈。然而打到5月12日，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先后致电卫立煌和老蒋：他们无法坚持在原地作战了，原因是部队彻底断粮，士兵们饿坏了，他们必须突出去找吃的了。
没有存粮的恶果开始体现，而放弃山头阵地分散突围的后果，也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唯一的优势荡然无存。由此开始，国军以师和团为单位，开始向东、西、北三个方向实施突围，随后在日军的围追堵截下溃不成军：
第17军军长高桂滋脱离部队侥幸逃出包围圈，部队折损大半，参谋长和随身副官均被日军俘虏；第3军军长唐淮源亲率一个团突围失败，被日军包围在一座小山上，唐军长淮源不愿当俘虏，举枪自尽，第3军几乎全军覆灭。
第43军军长赵世铃带少数亲随躲进深山，部队大部溃散，后勤人员和军官家眷全部在黄河滩上被日军俘虏。新编第27师为掩护各部撤向河边，师长王峻、副师长和参谋长一体力战身亡；第34师师长公秉藩逃跑不及，也被日军所俘。
由于跟两个集团军总部失去联系，突围中的守军实际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怎一个惨字了得？
危难之际，八路军还是伸出了援手，一边积极扰乱日军后方，一边派兵接应国军突围部队，第120师、第129师主力全部投入战斗，仅太岳区就接应和安置了数千溃军。《人间正道是沧桑》立青救援老范的桥段，便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反映，因为范汉杰第27军也得突围。
日军在中条山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后，还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反复的搜索和清剿，继续围歼国军零散部队。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卷土重来继续在中条山落脚，鬼子还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野蛮屠杀当地民众并摧毁城镇和乡村，中条山区因此经历了一场浩劫。
直到1941年6月15日，日军主力才分批撤出中条山区，根据日军的战报宣称：中国军队战死和被俘高达60000余人，如果加上战伤数字，总兵力损失当突破10万，而日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伤亡3000余人。
日军战报多少有点水分，重庆方面宣称毙伤日军9000余人。但不管怎么算，在1941年的晋南会战中，国军的惨败毫无争议。
后续：
中条山惨败还使华北日军更加骄狂起来，9月间曾突破河防一度占领郑州，卫立煌不得不戴罪立功，率部将鬼子逐回黄河以北并收复郑州，中日两军继续隔河对峙。
然而这次小胜，并不能改善卫立煌的政治处境，中条山的锅总得有人要背，1941年底，重庆各势力群起而攻之，卫司令长官下台遂成定局。次年初，蒋鼎文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晋升副司令长官。
中条山会战，不仅仅是华北抗日最窝囊的一仗，也是重庆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食其果：老蒋同室操戈攻击新四军，日本人却根本不买账，反而趁机打掉了国军两个集团军，丢人丢大了。
还有一个蝴蝶效应，面对何应钦、蒋鼎文、汤恩伯、戴笠等人的迫害和拆台，“背锅侠”卫立煌心态从此有了极大变化，与老蒋渐行渐远，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各战区大致情况，图有暇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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