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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国演义第一部北伐风云第一章:一个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十)

第一章:一个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十)

随着上海共产党支部的正式成立。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始全面以俄为师。

1920年9月5日,苏俄莫斯科机场跑道上铺满了腥红色的地毯,一架刚降落的客机正在跑道上缓缓滑行,稳稳地停在了地毯边上。

机场的跑道边上,警卫森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大批苏俄官员伫立在一起,静静地等侯飞机舱门的打开。

苏俄自“十月革命”以后,和西方英、美等国家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前来到访。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今天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前来访问,需要这么高的规格前来迎接?

舱门开启处,一个东方人领头缓缓走下舷梯。翘首期盼的人们不禁大失所望,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国家元首,只是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是中华民国军事外交政府使团团长,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张斯麟,一个确确实实的小人物。

克里姆林宫,列宁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破例接见了张斯麟中将。会见一开始,列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愿意放弃前沙皇与中国缔结的全部条约,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家武力侵占和夺取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

不过,张斯麟也同时听明白了闪烁在这些条件字里行间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白俄反动武装的后方基地,决不能让白俄反动武装利用中国的领土休养生息,壮大反对赤俄政权的力量,并把中国作为进攻赤俄政权的基地。

因为在当时苏俄的远东西伯利亚,白俄军队利用蒙古和中国东北为基地,配合美、日等组成的八国军队对其远东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中国军队也参与其中,并一度夺回了符拉迪奥斯托克(即海参崴)。同时,中国政府也尊重提出,要求苏俄归还被沙皇强占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屯。

《瑷晖条约》虽然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沙俄,但同时也规定,中国仍对被割让地区中的二个居民定居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享有领土主权。

金秋十月,是北京城最为浪漫、最为吸引人们驻足、流连忘返的美好时节。

北大图书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人杰辈出的地方。此刻,那些以振兴中国为己任的精英人士,又在这里聚集一堂,着手开创规划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

前不久,因北京政府对参加“五四”运动学生主要领袖的追究逐渐宽松,张国焘得以从上海返回北大,继续读书。

一回到北京,张国焘就找到老师李大钊,把上海的建党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李大钊听后非常高兴,深受鼓舞,当即提笔就书一封,签上自己和张国焘的名字,寄给了上海的陈独秀,就建党一事进行进一步探讨。

之后,李大钊派张申府专程前往上海拜会陈独秀。张申府和陈独秀本就是在北大的好友,期间就住在陈独秀家中,与上海的同志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合作。

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根据上海的情况和陈独秀的意见,和李大钊相商,共同在北京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0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大正式成立。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除了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外,二人还一起介绍发展了北京支部的第三名共产党员,北大学生张国焘。

本来,北京支部的第三名共产党员可能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同学刘清扬。在李大钊和张申府询问了刘清扬后,刘清扬当时表示还没准备加入的想法,而张国焘则表示愿意。所以,张国焘遂成为了北京支部的第三名共产党员。

不久,张申府再次来到上海,向陈独秀辞行,以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的身份,陪同蔡元培一起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于年底抵达法国。在法国,张申府再次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结为革命伴侣。

随后,中共北京支部不断壮大,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瞿秋白、张太雷、何孟雄等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当时陈独秀的挚友,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的高语罕也闻讯加入北京支部,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有鉴于此,1920年11月,中共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同时,北京支部以北大为基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迈步了重要的一步。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为书记。青年团为党的后备组织,围绕着统一建党,开展了许多活动。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中共党员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一批北大年轻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十一月的上海,空气中已经微微透着几许凉意。在十六铺客运码头,一艘名叫“波尔多”的法国邮轮,正鸣响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

在邮轮的前甲板上,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正伫立着,眺望着正慢慢向自己身后移动的外滩万国建筑群,若有所思。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即将踏上法国国土去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周恩来自七月被天津法院当庭无罪释放后,曾去日本短暂留学。如今,他又满怀美好的理想,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还有南开学校的同学张若名和郭隆真。此刻,张若名正依偎在周恩来的身旁,与他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此之前,中国有志青年已经有很多走出国门,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单就这次,与周恩来的同行者就有400多人。另据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者共有17批约1700多人。其中后来闻名于世的有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蔡畅、郭隆真、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陈乔年、张昆弟、罗学瓒、何长工、萧三、李卓然、余乐醒等人。

就在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的前后,维金斯基的翻译、中共第一批党员杨明斋,也先后安排了二十多个青年赴俄学习。他们中后来闻名遐迩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附近,距陈独秀、戴季陶寓所不远处,座落着一个高档的洋房别墅群。当时,能住在这里,拥有独幢洋房别墅的中国人,不是达官,就是贵人,绝对是当时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即使放在今天的上海,恐怕就是腰缠万贯的顶级人物,也很难在这里拥有一套私人别墅。

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就居住在其中的一橦洋房别墅里。

这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由当时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买下赠送给孙文的。孙文自被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排济,愤然离开广州后,于1918年与新婚娇妻宋庆龄入住于此。

小洋房共有三层。底楼是厨房、餐厅和会客室;二楼是主卧室、书房、私人小会客室、二个卫生间和浴室;三楼是贮藏室及保姆差役的居所。

一个晴朗的午后,有一个外国男人和二个中国男人走进了位于莫里哀路孙文寓所的庭院(注:即现在上海市黄浦区香山路7号),在站在门口等侯的戴季陶的指引下,来到了一楼大会客厅。外国男人是维金斯基,中国男人就是陈独秀和俄文翻译杨明斋。

已经端坐在客厅里的孙文起身热情地和维金斯基、陈独秀相互握手致意。分宾主座定后,宋庆龄亲自奉上茶水,然后和戴季陶一起退出了客厅。

维金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除了负有帮助中国建党的使命,更重要还负有如何在中国找到倾向苏俄的领导人和组建一个完全倾向苏俄的中国政府的使命。所以,受陈独秀的介绍,今天他是专门前来拜访中国最大的党派领导人孙文。

维金斯基仔细打量着对面的孙文。只见他看上去很年轻,象是还不到五十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维经斯基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就像中国的大学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一样。

今天孙文的情绪特别好,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前二天,他刚收到广州方面传来的捷报,援闽粤军在总司令陈炯明的统帅下,在前敌总指挥邓铿、蒋介石的指挥下,已经占领广州,将桂系军队逐回了广西。

孙文毕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三民主义的实现。虽然屡遭挫折,但依然白折不挠,越挫越勇。苏俄的十月革命,使他深受鼓舞,仿佛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会谈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孙文首先向维金斯基询问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表示愿意与社会主义俄国友好。

维金斯基被孙文的热情所感动,提议道:“孙先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在上海、北京先后成立,并即将成立全国性的中央组织。希望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能够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开创一个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宗旨的政党。我的秘书戴季陶还曾为共产党起草过党的纲领。仲甫和我也是老相识了。他本人早年就在我领导下的同盟会中参加过反清的革命运动。”孙文边说边把善意的目光投向了陈独秀。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号独秀。

“是的,中山先生所言极是。”陈独秀点头附合道。

孙文字逸仙。中山是孙文在日本化名中山樵的姓。至于现在把二个姓合在一起称其为孙中山,是出于蔡元培的“口误”。后来,蔡元培也承认把二个姓合在一起称呼是不妥的,但人们已经叫习惯了。

“那真是太好了!孙先生,这样看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维基斯基非常高兴,呵呵笑道。

孙文也欣然答应道:“维经斯基先生,陈炯明已经率部攻克广州,即将成立国民政府。我对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一直十分钦佩,欢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一道进行革命工作。”

会谈在双方愉快融洽的气氛中结束。随后不久,广东省长陈炯明即向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向陈炯明提出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保证经费三个条件得到答应后,于1920年12月16日离开上海,到广东就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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