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石楼县，一个坐落于黄河东岸的小县城，却因为1936年初一场鹅毛大雪的降临，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6年2月下旬的一天，冰雪覆盖下的连绵起伏的高原大山在阳光的普照下分外耀眼，飘满浮冰的黄河由北向南，从中穿行而过。这个时候，石楼县东辛关渡口旁的一座高山上，毛主席双手叉腰站在山头，正被眼前这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象所陶醉。
熟悉毛主席的人应该很清楚，他对大自然极为迷恋，特别是对雨、雪更是情有独钟。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的一生始终立足于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地，求真务实，创下了足以光耀千古的丰功伟绩。
望着这一片阳光普照、白雪皑皑的壮丽山河，毛主席胸中激越着的豪迈诗意喷涌而出，回驻地后便挥笔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
伟大领袖一生作诗填词无数，尤其以革命战争年代为甚。精读毛诗后不难发现，每一首出自战争年代的诗词都有着与之相辉映的时代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毛主席作的每一首诗，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才气纵横、豪情万丈的人物特点以及他那雄视古今、运筹帷幄的领袖气质、领袖智慧，更能将我党我军所处的时代背景完美无缺的展现出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越是险象环生的状况下，毛主席越是能在一种令人觉得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找到扭转乾坤的破解之道！
《沁园春·雪》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走完长达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到达陕北后又遇到新的困难并成功化解时的情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与徐海东、刘志丹指挥的陕北红军会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15军团，算上地方部队，整个陕北地区的红军总数约1.6万余人。
然而两军会师并不意味着艰苦卓绝的长征彻底结束，更不意味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取得成功。相反，重新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依然面临严峻的生存环境。
就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从川西北南下的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发起天芦名雅邛战役，与集结在成都平原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杀。东面的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则在十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中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而在陕北，中央红军刚刚到达，征尘未洗之际便遇上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毛主席和彭德怀指挥下，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击毙东北军少将师长牛元峰。
但是，整个战场态势对于红军来说，依旧严峻！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第17路军、晋绥军、马家军等部数十万人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陕甘苏区形成战略包围。再加上当地物资的匮乏，1万多红军的生存谈何容易？更不用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数万人马到达后。
险象环生的斗争形势考验着每一位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智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打破危局、摆脱困境的奇谋远略！
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不断遇到困难并不断解决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启迪智慧、追求胜利的过程。正如毛主席所说：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
相隔千里的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初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最后会在陕北会师，甚至不知道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和一块根据地。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在一次次险象环生的危局中、在一次次领导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交流中，经历了13次战略调整、6次会师后，才终于转危为安。经历了在万水千山间数不清的“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千里雪”等远征难后，才迎来了最后的“尽开颜”！
艰苦卓绝的长征历史选择了毛主席作为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毛主席自然也会为革命的胜利开拓出一条阳关大道！
1935年8月4日至6日，刚刚会师不到两个月的红一、四方面军就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次商讨，史称“沙窝会议”。在会上，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
“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更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
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毕生坚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争取外援的想法。原因无他，形势使然。经历了8个多月无后方作战的红军，承受了无数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迫切需要输血，重整精神。这既是现实状况的需求，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而要实现获取外部援助的先决条件，毛主席认为：
“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在陕甘地区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一个多月后，仅有1万人左右的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这一战略方针更为迫切。
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主席针对这一战略方针提出了更完备的办法：
“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从这一过程不难看出，红军长征的终极目标是北上抗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援，则是一前一后的两个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一半。直罗镇战役沉重打击了东北军，对陕甘苏区周边群狼环伺的各路国民党军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慑，谁也不敢轻易冲上来向红军叫板。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坐镇成都，精力全都放在对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上面。习惯独霸一方的军阀大佬，哪里舍得拿自己的家当为老蒋火中取栗？
但是国民党军的止步不前并不代表红军的危机就解除了。恶劣的地理环境下，即便敌军不进攻，红军的生存也面临危机。危机有多严重？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主席派供给部部长杨至诚去找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向徐海东借了2500大洋。最高统帅向统兵大将开口借钱，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性格豪爽、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开国大将徐海东二话不说，将自己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大洋一下子拿出5000，交给杨至诚带走。
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如何开辟出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每日烟不离手的毛主席在思考，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林彪也在思考。
毛主席的眼光盯向了东方！
就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仅一个半月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古城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无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走上街头，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政策。一时间，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也为终日苦思破敌良策的毛主席看到了红军未来的希望在东方——把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结合起来！
在接下来的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将他的一整套战略规划和盘托出：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向绥远发展。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东征山西、在发展中求巩固的主张，绝对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
因为跟随毛主席从长征中一路走来、中央红军的3位得力干将：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无不感到吃惊！
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不反对东征，因为临危受命正是他30年戎马生涯最主要的标签。
元帅雄风，气贯长虹！
彭德怀没有参加瓦窑堡会议，此时此刻他正指挥部队在甘泉一带与敌军对峙。收到毛主席东征决策后的电报后，反复思考了好几天后才给毛主席回电：
“陕北苏区是目前全国第一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帜。过去坚决扩大红军苏区的方针，应当继续坚持。”
他后来回忆说：
“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可虑之处是一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体质很弱，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万人；二是过去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来，不能因此再失去陕北这块根据地。”
一句话，彭德怀主张在巩固中求发展。
虽说是心存顾虑，却也是本着对党、对红军、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对于彭德怀“能不能撤回来”的疑问，毛主席并未当场给出答案，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是保证不了的！”
话虽简单，道理却不简单!因为不打无把握之仗，向来是毛主席用兵的基本原则！
虎虎生威的彭德怀对东征有顾虑，骁勇善战而又沉稳谨慎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此之前没有想过东征。林彪的思路是去人口稠密、经济条件好的陕南地区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会议之前，林彪曾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
“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有必要。”
瓦窑堡会议之后，林彪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
“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担忧在于拥兵8万的晋绥军，并不是弱敌！
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团队高层间出现不同声音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大家都在为团队的生存和发展积极献计献策，这是良好的民主气氛的体现。关键在于如何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紧紧团结在决策层周围，这是作为领导人难能可贵的领袖智慧，也是作为一个优秀团队所必备的素质。
经历了万里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在苦难中创造了辉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站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十字路口，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行动力位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一条走向胜利的光辉之路。
1936年1月31日，在毛主席主持下，红一方面军众将齐聚一堂，正式开始讨论东征的作战事宜。计划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强渡黄河，刘志丹指挥红28军在陕北佯动，待机渡河。其余红29军等部留在陕北游击作战，牵制各路敌军。
东征的号角，悄然响起！
民国时期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借势而起，在乱世争雄的年代为自己打下一块地盘。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政坛上耍尽了各种阴谋诡计、经历了战场上无数次出生入死后，阎锡山这位个头不高、满口五台话的山西人先后获得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这些民国执政者的倚重，任凭各路军阀如何兴风作浪，依然牢牢守着山西这片沃土。阎锡山很清楚，他自己没有问鼎天下的实力，却有独霸一方的资本，凭借山西这块表里河山的地盘，安安心心当他的“土皇帝”。
阎锡山
但此时此刻，无论是残暴无道的异族入侵者和兵多枪多的老蒋面前，亦或是面对吊民伐罪、救亡图存的工农红军，阎锡山的“土皇帝”梦还能做多久呢？
很快，红军东征的枪炮声告诉了阎锡山答案！
也就是毛主席作出《沁园春·雪》的前两天，即1936年2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先头部队同时从黄河西岸的沟口和河口同时登船，接着月色和雾气的掩护，不顾河面漂浮着的巨大浮冰，犹如两支离弦之箭，同时射向晋绥军的黄河防线。
阎锡山对红军的行动并非一点察觉也没有，老蒋的几十万大军都没能拦住的红军如今近在咫尺，叱咤风云数十年的乱世枭雄不至于头脑简单到一个投机商的水平。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陕甘苏区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就曾指挥红26、27军就没少和晋绥军交手，一度兵临黄河西岸。这对阎锡山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在1935年7月下旬国民党官方媒体的《大公报》上怀着几分吃惊的口气说：
“全陕北23县无一不被赤化，完全赤化者10余县，半赤化者8县。”
而陕北的东北军、第17路军、马家军都不失为精锐之师，面对红军尚且胆寒，自1930年以来连续五六年没打过仗的晋绥军敢去找红军叫阵吗？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阎锡山对陕北红军的惊叹，在毛主席眼里就成了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成为国内革命新高潮的起点！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三晋大地，
这也就不难看出，陕甘苏区虽说是强敌环伺，但并非无懈可击。而避实击虚正是我军在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屡战屡胜的不二法门。兵力单薄却守着富饶之地的晋绥军，正是强敌中的弱敌。就在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不久，阎锡山匆忙将原先部署在陕北的部队全部撤走，刘志丹则指挥红28军迅速控制了这一带。
避实击虚、围魏救赵，主力红军从困境中脱身，陕甘苏区压力骤降，这也就是毛主席力主红军东征的第一个高明之处！
果不其然，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被红军先头部队一攻即破，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红军大部队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浩浩荡荡的开进了三晋大地！
初战告捷，笼罩在多数指战员头上的阴云也随着一场瑞雪的到来而消散。诗兴大发的毛主席也在触景生情之际，吟诵出了足以令无数英雄豪杰竞折腰的《沁园春·雪》。
然而初到山西的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样，视财如命的阎锡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在他的地盘上纵横驰骋，机关算尽的蒋介石正准备把在红军长征中惯用的“一石二鸟”之计复制在山西，西北地区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会不会借机进攻兵力空虚的陕甘苏区？
巩固和发展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正如晴日下的“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而这一轮“晴日”，不是秦皇汉武，也不是唐宗宋祖这些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在天有灵送来，而是要靠千千万万的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这些新时代的“风流人物”去创造！
在战乱不断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巩固和发展苏区，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手段终究是重中之重，能战方能言和。
就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主力东征之际，周恩来也开启了对东北军、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
众所周知，14年抗日战争中，最早与日军交战的就是东北军。尽管东北军主力是在几乎一枪不放的情况下撤入关内，然后一路且战且退来到了陕甘地区，结果又被红军打了个三战三败。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5年、杀父之仇隐忍了8年的张学良这才彻底醒悟，想要实现全军将士“打回老家去”的梦想，单靠蒋介石完全是痴人说梦。红军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的一系列动作让张学良重新燃起了希望。
张学良
就在红军刚刚发起东征战役的1936年2月下旬，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的协议，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陕甘苏区的安全，主力部队也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作战。
后来又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到东征战役刚刚的5月份，由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三位一体”这一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不仅为后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爆发、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
以打促谈，最终实现和平，这也就是毛主席力主红军东征的第二个高明之处。
红军渡过黄河后，迅速包围了石楼县城，然后运用围点打援这一惯用战术先后取得蓬门、关上两场战斗的胜利，将阎锡山的王牌部队独立第2旅干脆利索的消灭掉了。
连遭重击的阎锡山这才缓过神来，也顾不上犯“引狼入室”的危险，急急忙忙发电报向蒋介石求救。同时拿出全部家底，调集14个团的兵力向红军集结的晋西地区杀来。
就在敌军重兵云集之际，运筹帷幄之中的毛主席又做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部署！
既然晋绥军主力都向晋西集中，后方必然空虚。特别是汾河两岸的忻定盆地、太原盆地、晋中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山西最为富庶的地区，特别有利于红军扩充兵员、筹集粮饷。
1936年3月中旬，红军主力在孝义兑九峪重创晋绥军主力后随即兵分三路：两个主力军团分别组成左、右两路军，一南一北，沿着汾河推进；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一支小部队在留在群山环绕的晋西地区，吸引和牵制晋绥军主力，掩护左右两路大军的行动。
不明就里的阎锡山果然上当，晋绥军主力被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指挥的小部队在晋西山区绕得晕头转向，而林彪和徐海东率红一、十五军团沿着同蒲路一南一北，在汾河两岸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红一军团向南最远打到晋东南运城、临汾一线，扩大红军3000多人，筹集了10多万银元。红十五军团一度兵临省城太原，阎锡山这才大呼上当，匆忙将在晋西山区的主力部队回调。而红十五军团则虚晃一枪，绕过太原向晋西北方向前进。
由于陈诚指挥中央军10个师的兵力开进山西，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原先在山西创建苏区的设想已经很难实现。毛主席和彭德怀决定当机立断，见好就收，于5月上旬率领红军满载缴获，撤回陕甘苏区，结束了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
短短75天的作战中，红军所向披靡，歼灭晋绥军1.4万余人，自身扩大8000人，筹集了30多万银元，彻底改变了初到陕北时极为窘迫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在红军所经过的晋西北、晋西、晋中、晋西南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将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尽管没有创建苏区，却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短短1年零3个月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第一站就是山西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八路军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溃退、数十万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犹如3把尖刀捅入了侵华日军的后背，而八路军也从出师前的4.5万人扩大到15.6万多人。
试想，如果没有红军东征打下的基础，八路军又如何能以近乎孤军深入的状态在敌后牢牢站稳脚跟？而以山西为中心创建出来的三大根据地，又以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延伸出无数中小型根据地，将侵华日军的后方一点点肢解，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统筹全局、放眼未来，这也就是毛主席力主红军东征的第三个高明之处！
沉醉在“土皇帝”梦中的阎锡山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因为有了红军东征，自己的自留地从此成为中共问鼎天下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阎锡山在山西的影响力急转直下。1937年底太原会战之后，阎锡山控制区域极度缩水。1949年3月20日，阎锡山从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的太原坐飞机前往南京，从此彻底离开了生他养他的三晋大地。颇有戏剧性的是，指挥太原战役最后总攻的我军指挥员正是13年前东征红军的司令员彭德怀！
不知道此时此刻坐在飞机上、眼望故乡的阎锡山能否明白，他命运的转折源自红军东征？
借着红军东征的机会，蒋介石将自己的势力伸入了山西，却没想到几个月后令他险些丧命一时、蒙羞一世的西安事变已经涌动起了暗流。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之流来说，总会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归诸于运气、心机之类。殊不知，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关键在于有一个放眼世界、立足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熟谙历史规律，运筹发展全局，大公无私，应对万变的领导集团和核心人物。而毛主席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正是这样的核心人物和领导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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