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组成近卫内阁，这对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极为有利。
因为情报小组成员之一，大崎利用同学的关系，早就已经结识了近卫。
大崎是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正是新首相需要的人才。
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他不仅邀请大崎参加，还要他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
这样，大崎就可以直接参与日本国家政治事务，并很快成了近卫首相的密友和谋士，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
而佐尔格也因此能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他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诸如日本内阁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
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和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参加了招待会。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问德国驻日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该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拿给他看。
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小了，日本下不了决心进攻苏联，德国人非常恼怒，对德日签订同盟条约也逐渐冷淡。
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太平洋中一些岛屿）。这样一来，由于两国各有各的打算，一时无法结成同盟。
但是，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日本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并坚持要求德国从南京召回他们的军事参谋人员。
综合上述种种情况，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当时，欧洲战争一触即发，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他指示苏联情报部门，千方百计弄到日本近期会不会对苏开战的情报。
佐尔格的这份情报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令他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授予奥特武官少将军衔，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终于如愿以偿。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紧紧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能有今天的荣誉，与这些年来佐尔格无私的帮助分不开，为此，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已经在德国大使馆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成新闻简报，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阅读，然后，着手编写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
此外，佐尔格还编辑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
佐尔格所干这份工作，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进入使馆的正式编制内，这样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审查。
此时，因与奥特大使的特殊关系，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向佐尔格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德国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办公室拍照，然后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0年，佐尔格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之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1940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东京签署，日本成为缔约国成员，苏联处于腹背受敌之中。
此时，纳粹德国的铁蹄已经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又虎视眈眈地瞄准了苏联，苏联一时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究竟什么时候会进攻，成了苏联情报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消息。
因为佐尔格的特殊地位，他搜集这个情报是最有优势的，在那些日子里，佐尔格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德国国内的动态。
恰好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故意问他：“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
信使耸了耸肩说：“管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佐尔格大吃一惊，感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佐尔格第一次获得可靠情报。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提供确凿的证据，仅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于是，佐尔格充分利用与德国大使馆的密切关系，仔细阅读使馆收到的从柏林发来的大量电文。
经反复分析比较，佐尔格终于发现，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在3个月前，希特勒就已把德军第4和第12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苏联情报部门发出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德军已集结了80个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又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佐尔格在德国使馆经常见到来东京出差的德国信使或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都谈到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移动，还说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
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通过克劳森的秘密电台，接二连三地向莫斯科报告。
有一次在与大崎的讨论中，佐尔格指出存在突然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可能性。
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做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
佐尔格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在大使馆，佐尔格与特使聊天中，他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
特使透露，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因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德国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又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带来了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
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旦进攻开始，苏联红军将彻底崩溃，苏维埃政权在两个月内完全瓦解。
5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莫斯科情报部门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清晨，发完电报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佐尔格在门口突然看到了大崎。
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他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果然，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佐尔格：
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
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请示本国政府之前，他不能做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听到这番话，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拉起克劳森十分急促地说：
“发报，立刻向莫斯科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心急如焚地等待指示，奇怪的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复。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口授电文，命令克劳森立即发出：
“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苏联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感谢，但电文中没有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非常费解。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本来，佐尔格的情报可以挽救整个苏联的命运，遗憾的是，苏联政府没有对佐尔格的情报予以重视，战争准备不充分，所以战争初期一溃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不管怎么说，佐尔格对德国袭击苏联事先做出了最精确的预告，在世界谍报史上留下一则堪称完美的情报杰作。
战争爆发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进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日使馆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
尽管日本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会信守中立，仍将袭击苏联。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中。6月26日，苏联情报部门指示佐尔格：
“告知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苏德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进行了何种新动员，部队调遣到中国作战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苏联远东边界移动的情况。”
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开始搜集情报。
事实上，早在3个月前，佐尔格和大崎就已着手研究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并收集到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的地点，师团长等主要军官的姓名等。
根据已掌握的情报，以及对近来形势的分析，佐尔格间谍小组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7月2日，日本内阁和军方举行御前会议，陆海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重新部署了中国北方前线和西伯利亚边境等地的兵力，拟定了中国华南前线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案。
会议通过决议：日本将争取中国的战事圆满解决，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能迅速派遣军队。
会议一周后，奥特大使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通告。
佐尔格
奥特大使把日本的声明单方面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准备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
大崎则告诉佐尔格：日本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中国的事情已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毫无把握，摸不到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佐尔格推理出初步的结论：日本将采取措施稳住北方局势，而不是真想向苏联开战，但在南方向印度诸国发动进攻则是无疑的。
佐尔格将此情报，电告了莫斯科。
为弄清日军的最新动向，佐尔格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大崎制作出一张详细的图表，设法摸清调往中国东北日军部队的数量，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中国东北进行准备的情况。
至于日本进行战事动员的详细计划则由宫木搞定，佐尔格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对情报进行分析发现，日本应征入伍的新兵，有的发冬装，有的则发夏装。因此一时无法搞清楚日军去南北方向的比例，大崎决定亲自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
佐尔格则勾画出日本大规模战事动员的整体趋势。动员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作为战时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战事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8月20～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
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所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可以开始作战：第一，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第二，有明显迹象说明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
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根据日本春秋两次战事动员的情况，在大崎对日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
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接到佐尔格的情报，苏联立刻调整了战略部署，苏联最高统帅部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25万人，军用列车满载着这些步兵和坦克部队，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线，去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
佐尔格提供的准确情报，让这些部队大胆增援莫斯科，最终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其实，佐尔格东京小组的活动早就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日本情报部门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文，但一时无法破译出来。
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东京反间谍机关也全力投入了行动。
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德国使馆拜访过奥特大使，佐尔格从奥特那里知道，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
佐尔格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迟早会暴露自己的小组。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1年10月18日清晨，身穿着睡衣拖鞋的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埋伏着的一群日本特高课特工逮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佐尔格东京小组间谍案，逮捕的有关人员共35人。
1941年11月23日清晨，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
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
电文进一步解释说：“经与日方再三协调，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进行间谍活动。我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国内，但日方说，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此事应予保密，一时无从了解。”
佐尔格被捕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了，人们莫不目瞪口呆，德国记者同行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表示支持佐尔格，认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指控有问题，他们前往监狱给佐尔格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助理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并一直把佐尔格看作交往很深的私人朋友，是他最可信赖的同胞。因而，奥特大使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的说法。
奥特将军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不幸的佐尔格成了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
奥特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近卫首相的秘书保持联系。”
当时，近卫内阁刚倒台不久。1941年10月，正是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
因此，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日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首相直接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交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
经再三追问，小岛才含糊其辞地透露：佐尔格很可能被指控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奥特大使得知此消息，依然为佐尔格辩护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
“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此消息，奥特大使简直如五雷轰顶，心情复杂的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佐尔格，但被限制提问。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奥特就被撤销了大使职位，被遣送回柏林。
在监狱，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他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苏联已经收复了所有国土，大军直指柏林，而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佐尔格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终年49岁。
佐尔格死后，他的恋人为他在日本东京的多摩公墓建了墓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纪念他。
佐尔格直到死后都不知道，在苏联内务部和总参四局的档案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投靠了日本和德国的间谍”。
此后多年，苏联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承认佐尔格的身份。
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鲁晓夫偶然看到了一部外国电影《佐尔格博士你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件真事后，赫鲁晓夫非常震惊。
随后，他下令授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苏联从此开始全面纪念佐尔格，为他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在莫斯科和他的家乡巴库，建立了纪念雕塑，出版了大批相关书籍。
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也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佐尔格是著名记者、德国大使馆资料分析员、德国纳粹党员、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员、德国博士、苏联间谍。
他是20世纪苏联乃至世界情报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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