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宋、蒙古、金鼎足而三的民族政权力量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们分别是迅猛崛起的蒙古，衰败而受蒙古紧逼的金朝，以及虽很虚弱但仍具一定实力的南宋。为了灭金这个共同的目标，宋蒙走到了一起。
尽管南宋王朝的某些统治者情愿苟安东南，不思进取，但是生活在南方的汉民族和想有所作为的文臣武将总是矢志收复中原；因而灭金是一个永不忘怀和具有感召力的理想。
蒙古草原诸部也长期遭受金朝的残酷压迫，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国后，也把反金和灭金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南宋和蒙古都是金朝的受害者，二者在抗金和灭金方面客观上具备共同利益，从而为宋蒙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然而，双方皆感陌生，交往就在试探和疑惧、时冷时热当中开始了。
中国于十三世纪开端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世纪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开禧二年(1206)，中国北部蒙古国的建立，此年史称蒙古成吉思汗元年。
嘉定元年(1208年，金泰和八年，夏应天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三年)，宋、夏、金、蒙古四个并存政权的政治领袖的治国能力将对十三世纪上叶各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南宋方面，宁宗昏庸，形同傀儡，史弥远擅权，却无远见，苟安度日；西夏方面，篡位者李安全陷于动荡的局势中无所作为；金朝方面，金章宗死，皇叔卫王即皇帝位，也是昏庸之主；而蒙古方面则是雄才大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贤能与平庸真是天壤之别！
南宋与蒙古合兵灭金要等到蒙古把金朝逼迁汴京、再迁蔡州之时。在此之前，南宋对蒙金的争斗持犹豫、观望态度，反映了南宋对自身军事力量缺乏自信，也不肯冒险向北扩展，因而显得相当矛盾和退缩。
而成吉思汗灭金是志在必得，他和后继者不惜花费二十几年时间，连年征战。
成吉思汗在蒙古建国之初，就曾经商议攻金复仇，但自感实力不足，“未敢轻动”。于是，成吉思汗把比金要弱的西夏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先降服西夏，以便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西边的安全。
早在蒙古建国的前一年(1205)，铁木真就曾攻打过西夏。开禧三年秋，成吉思汗又攻打西夏，拔斡罗孩城。嘉定二年(1209)秋，成吉思汗再攻西夏，一度包围其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州市），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嘉定三年(1210)，西夏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纳女请和。在基本解除了西夏的牵制和威胁以后，成吉思汗把打击目标转向了金朝。
嘉定四年(1211)，成吉思汗挥师南下，开始大规模攻金。蒙军进围金中都（今北京）并攻入外城。因屡攻不克后退兵。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又分三道攻金，成吉思汗亲率中路军，于次年春再度包围中都，迫使金主纳宗室女请和。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土地，所过残破，仅有中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十余城未被攻下。金国势大为削弱，财政匮乏，不能守住中都，宣宗决定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军锋的威胁，留太子完颜守忠与平章政事、都元师完颜承辉等留守中都。
嘉定七年七月，金宣宗到达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面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
嘉定八年二月，蒙古派木华黎率军进攻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
五月，金中都被蒙军占领。金朝集中兵力守黄河、保潼关，顽强抵抗蒙古。
蒙古不能突破金军正面防线，遂转向金陕西地区发动重点进攻，打算攻下潼关，绕过黄河天险，绕道进攻金南京，实现灭金的目标。随着金都的南迁和蒙古的南进，宋蒙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蒙古军横扫中原，对宋、金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新形势下，宋、金都在重新审视和调整双方关系。对于蒙古兴起和打击金人的情况，南宋通过派往金朝的外交使臣有了一些了解。
嘉泰四年(1204)九月，邓友龙使金，有中原义士夜半求见密报“金为鞑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嘉定四年(1211)六月，余嵘使金，适逢成吉思汗首次围攻金中都，了解到金军溃败、蒙古强盛的一些情况。
嘉定五年十月，真德秀使金，时值蒙古军队再次围攻金中都，不至而返。
真德秀指出，如今金朝“土倾金烂”，灭亡征兆已“大抵可见”，“崛起者难驯”，蒙古更令人担忧。以后，蒙古军队也随之南进。这一变化直接刺痛了南宋的神经。
金人迁都宋朝旧都开封首先令南宋在感情上难以接受，金都南迁会给南宋的安全造成新的麻烦，另一方面蒙古追逐金人南进会给南宋以更大威胁，如果蒙古灭金，占据中原，则宋蒙便成近邻。
然而，新兴蒙古固然可虑，但是距离毕竟还较远，更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这成了南宋朝廷争论的焦点。
自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被蒙古围攻，宋金交往受阻，南宋不能将“嘉定和议”所许“岁币”输送金朝。嘉定七年(1214)金迁都前后，两次遭使至南宋索取积年未送的“岁币”。
真德透等人提出终止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输金岁币移用于加强边防。
真德秀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也有人主张乘机向金开战。
以乔行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仍输金岁币，助金存在下去以便使金抵抗蒙古，作为南宋的一道屏障。
乔行简认为：
“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故与币，使得拒鞑。”
史弥远认为这种主张较有远见。但这种纳币助金的主张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在这些人当中强烈的灭金复仇情绪在起着作用。
事实上，金虽南迁，内外交困，但仍有一定实力，如果宋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对于南宋确实是有利的。
以上只是南宋对宋金关系的设想，是否可行，还要看金朝如何处理与南宋的关系。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却显得很不明智，将双方关系引向战争，使宋金和解、联合抗蒙的可能化为泡影。
金迁都汴京以后，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南宋遣宝谟阁学士丁焴、利州观察使侯忠信出使金朝贺长春节，提出南宋要求将岁币由嘉定和议所订的岁输银绢各三十万降为隆兴和议所订的二十万，但遭到金宣宗的拒绝。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谕遣之”。
金宣宗两次遣使至南宋督索岁币，宋廷亦不许。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侵犯南宋。
金朝发动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借口宋朝拒绝输送岁币，但实际上是欺软怕硬，想把失之于蒙古的土地和物资从南宋方面捞回来。“贞祐(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强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
嘉定十年(1217)，成吉思汗见金已处苟延残喘之势，于是留木华黎经略中原，继续攻金，而自率蒙军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这时金朝利用蒙古攻势减弱之机，于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派大军侵宋，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流域的漫长宋、金边境线上，从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樊城（今湖北襄樊）、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处展开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令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赵方、李珏、董居谊随时进行防御。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自此宋、金连年交兵。
金朝发动的这场企图从其认为软弱可欺的南宋捞取便宜的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的次年（宋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六月，金哀宗宣布停止南侵。
由于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金朝南侵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战争目的，反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木华黎乘金朝在南边与宋交战之机，消灭金在黄河以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势力。
金朝这困兽犹斗的侵略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南宋对它的仇恨，这场战争完全排除了南宋联金抗蒙的可能性，把南宋推上联蒙灭金的道路。南宋在金朝这个世仇和蒙古这个新敌之间只有选择蒙古作它的暂时盟友，别无选择。
正是在嘉定十四年(1221)到嘉定十六年(1223)间，宋、蒙之间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交往，并商讨了联合攻金的问题。
南宋为了抗金救亡，就要与蒙古交往来减轻金军对南宋的压力。
宋蒙关系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蒙古兴起之后，其首要目的就是灭亡金朝。从嘉定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起蒙古大举攻金，但是初兴的蒙古实力尚不足以在短期内灭亡金朝。成吉思汗惯于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来打击主要的敌人，他知道南宋与金长期敌对，因而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
嘉定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成吉思汗率军分左、中、右三道攻金，是年冬天蒙古中路军南循到济南时，向南宋派出了使节，次年正月抵达南宋境的濠州。但是南宋拒绝蒙古使者入境。
蒙古此次遣使联宋攻金是在金迁都汴京之前，南宋对北方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开禧北伐失败的阴影尚未消失。南宋仍在奉行“闭关保守”的政策，对待正在衰落的金朝仍然不敢得罪，畏惧之心很重，一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南宋朝廷仍旧奉行着“益谨守备，毋启边衅”的防御政策。宋金关系仍然在过去和平的轨道上运行，蒙宋结盟的时机尚不成熟。
南宋朝廷，特别是当时主政的丞相史弥远原本不愿与金朝对抗，欲借助金朝作为抗拒蒙古南进的屏障。可是，迁都汴京的金朝不仅没有做出联宋抗蒙的努力，反而于嘉定十年(1217)发动了侵犯南宋的战争，彻底打破了南宋部分官员联金抗蒙的幻想，导致宋、金关系完全破裂，南宋只好向蒙古靠拢。
嘉定十三年春，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旨意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拱（一作珙)往河北会见了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太师国王木华黎。
赵拱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木华黎随后派遣速不罕等伴随宋使回访。嘉定十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四月，南宋使臣苟梦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域铁门关，在那里见到成吉思汗。
由于没有留下文献记载，双方会见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但双方无疑主要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联合攻金的问题。成吉思汗见到宋使的到来很高兴，于是“敕宜差噶哈护送苟梦玉还其国”。
嘉定十六年苟梦玉再度出使蒙古，苟梦玉、赵拱出使蒙古都达到了联络蒙古的目的，分别见到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委派经略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木华黎。
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对此十分欢迎和重视，都派遣使臣来南宋议事，实现了宋、蒙间的首次直接交往。
首先宋蒙双方终于打破互不认识的局面，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
其次，这次是宋朝主动出使，显示了南宋罕见的主动外交的态势，虽然这是在金朝侵犯的压力下做出的反应，但是，主动去了解和联合一个新盟友，总比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要好。赵拱和苟梦玉两人出使蒙古对南宋来说意义重大。
苟梦玉于嘉定十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出使蒙古以后，至绍定三年（窝阔台汗元年，1230）宋蒙双方关系很快便趋于冷淡，以致中断了联系，其中原因是：
首先，宋朝官员已认识到蒙古势力的强大，蒙古使宋，除了联宋灭金之外，还将对南宋构成威胁，这导致南宋对与蒙古的交往怀着戒备心理与畏惧态度。
其次，宋、蒙双方都想占据山东地区，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时，宋蒙双方在山东地区尚无发生直接冲突，主要是各自竭力招抚山东民间武装势力，相互策反，通过封官加爵，供给钱粮的方式拉拢、招纳山东“忠义”，壮大力量，扩大地盘，这是一种间接的、隐蔽的、然而又是激烈的军事斗争。
第三，蒙古军队不断侵扰南宋四川边地。
这里所说的四川边地，除了今四川北部与陕、甘交界的地区外，还包括今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即南宋川峡四路中的利州路。
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灭亡西夏之战，同时遣一支蒙军进入南宋四川境。种种迹象表明，蒙古对南宋四川地区怀有蚕食的野心。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就发生了震惊南宋朝廷的蒙古人入侵四川的“丁亥之变”，因这一年干支纪年为“丁亥年”。
这年二、三月份，蒙古军队由吐蕃居住区攻四川夺取阶州，又包围西和州，宋蒙双方在将利兰皋镇（属将利县，今甘肃康县境)有过一次较量，宋军惨败。四川安抚制置使郑损闻报惊慌失措，轻率作出放弃关外五州、退守三关的决定。
这样，宋军退守三关，关外五州之地或遭敌践踏，或坚壁清野，破坏严重，千里破败凄凉，了无生机。“丁亥之变”预示蒙古在试图联宋灭金的同时，已开始武力入侵宋境，并非一般的派游骑抄掠人口和财物而已，显出了蒙古方面更大的企图。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在与蒙古的交往中日益滋生防范、怯惧和反感。这就导致绍定三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出使南宋，被南宋坚决拒绝。
综上所述，南宋为了抗金的现实需要，而与蒙古交往。但是，交往过程中日益暴露出自身军力较弱和军政腐败的致命缺点，在抗御蒙古渗透和蚕食的战事中陷于被动的局面。
蒙古了解到南宋边防的脆弱和边帅的软弱无能，蒙古统治者产生扩大侵犯南宋的野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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