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策动晋、冀、鲁、绥、察五省“自治”及内蒙独立等阴谋遭到挫折后，乃改变手法，企图趁我国尚未完全统一和国力不强的时候，发动侵华战争，以达到灭亡我国之目的。他利用驻平津地区的日军挑起事端，并以此为借口使战争逐步升级，扩大为全面的对华战争。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侵略行动，是由日军驻丰台的驻屯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的第8中队，于当日22时40分在宛平城以北的龙王庙附近军事演习时所挑起。该大队6月至10月的中期训练计划，是以中队为单位进行夜间战术课目训练。7月7日夜间演习的课题是：利用黄昏接近“敌军”主阵地，拂晓发起突然攻击。
据敌第8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称：演习当日22时40分左右，从演习场不远的龙王庙中国29军阵地向日军连打数枪，随之，清水即令吹号集合停止演习。此时又听到从宛平城方向打来十多枪，当集合好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当在就地寻找仍无下落之后，即向驻丰台营区的第3大队长报告，同时要求进入宛平城查找这名士兵，但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
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报告后，一面集合部队准备去卢沟桥地区，一面以电话向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联队长请示，联队长的回答是：立即去现地部署部队，准备战斗，在现地与中国驻军的营长进行交涉。
一木清直所率的一个中队，于7月8日零时以后，向卢沟桥进发。
此时，敌在北平的“中国驻屯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正在离秦皇岛不远的南大寺对中国驻屯步兵第2联队及第1联队之一部进行检阅。旅团的工作由驻屯步兵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
牟田口以电话向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报告了卢沟桥发生的情况后，即派联队附森田彻中佐率有关人员与1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小队到现地调查和进入宛平城进行交涉；第3大队则在宛平城外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敌原称丢失叫石山的一名士兵，因泻肚在20分钟后即已回到了本中队（第8中队）。
第3大队长一木青直到达现地后，向其联队部报告：在8日3时25分，又遭到中国军队在龙王庙方向的3枪射击。对此，牟田口即以电话下达了可以开始战斗的命令，此刻正是8日4时20分。一木清直的第3大队展开之后，于当日5时30分对驻于龙王庙和宛平城的我国29军部队进行了攻击，致守军伤亡180多人。
我国驻于卢沟桥地区的部队，是29军所属冯治安的37师何基沣第110旅219团（220团驻八宝山）。该团在团长吉星文上校、第3营营长金振中少校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打响了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第一仗，击退了敌驻屯旅团第1联队一部的进攻。
“七·七事变”的当天，29军军长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的家中，37师师长冯治安则在保定的河北省政府。反击开始，是由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直接指挥。
当卢沟桥事件的情况，敌报告到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后，因田代皖一郎在重病中，所以由其参谋长桥本群于8日1时半召开了参谋人员会议，研究了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案，决定派政务参谋和知鹰二中佐、通信参谋铃木京大尉去现地进行调查；令在南大寺的河边正三停止检阅回到部队；令在天津的各部队在当日3时前作好战斗准备。
桥本群于当日4时20分向国内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了报告后，于当日9时，向其所属部队下达了如下的作战命令：
（一）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地区，谋求事件的解决。（二）步兵旅团长须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以利于解决这一事件。
下列部队于中午从天津出发，沿公路去通州，由步兵旅团长指挥：步兵第1联之第2大队（缺两个步兵小队），战车1中队，炮兵第2大队，工兵1个小队。
接到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通报的关东军，其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8日上午召开会议，对此事件研究后认为：从苏联当前反斯大林案件的内部纷争（指肃反），与前几天即6月30日在黑龙江南岸的逊克以西不远之乾岔子岛，第1师团击沉其越界航行的炮舰1艘和击伤1艘后，苏联因内部问题的困扰并未作出强烈的反响来看，目前北方地区，还比较安定。
因此应利用此一时机，对河北、察哈尔地区进行一击，以消除背后的威胁。会后，即向其参谋本部发去：关东军之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作好出动准备的电报。当日并派出参谋辻政信大尉、田中隆吉中佐至平津地区了解情况，为派出部队至华北作好准备。
根据苏联当时的情况及华北地区的形势，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7月8日晚又令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急速派出战斗、侦察、重轰炸机各两个中队，先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准备支援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作战。
根据这一安排，9日上午，敌战斗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16联队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少佐领队，从牡丹江飞至山海关；侦察机两个中队，由第15飞行联队长上条直大佐率领，从长春飞抵绥中；重轰炸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12联队长阪口芳太郎大佐率领，从公主岭飞抵锦州。
8日晚间下达的转场命令，9日上午这6个飞行中队，即飞抵指定的机场。这说明关东军已作好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当时关东军飞行集团有5个飞行联队，拥有各种飞机约200架。即：
（一）侦察、重轰炸第10飞行联队，侦、轰各两个中队驻齐齐哈尔。（二）战斗机第11飞行联队，战斗机4个中队驻哈尔滨。（三）重轰炸机第12飞行联队，重轰炸机4个中队驻公主岭。（四）侦察机第15飞行联队，侦察机两个中队驻长春。（五）战斗、轻轰炸机第16飞行联队，战斗、轻轰炸机各两个中队驻牡丹江。
关东军的战备重点是对付苏联，所以其陆军及陆空军的部队，主要是部署在北满及东满一带。
关东军在“七·七事变”后的一些行动，连日军内部也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关东军在7月8日18时10分，还发表了干涉其辖区以外事务的声明，其内容为：由于暴戾的中国第29军之挑战而发生了华北事件，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严阵以待，注视着这次事件的发展。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当接到中、日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地区发生冲突的通报后，即令所属尾高龟藏中将之第19、川岸文三郎中将之第20师团，进行战斗准备。随之，向其参谋本部发去了：华北事件暴发后，第20师团之一部已作好随时出动之准备的电报。小矶的主张是：利用这次华北事变的机会，全部占领中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卢沟桥事变后，8日上午，日本外务省的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首先与陆军省的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海军省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进行了研究，一致同意对事件不予扩大。当日下午日本政府举行了内阁会议，一致同意不扩大事态的意见，并分别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向有关单位发出训令：对该事件不予扩大，进行现地解决。
为此，日军参谋本部还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名义，于8日18时42分向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发出了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使用武力的指示。
11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向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新司令官的香月清司中将交待了对该事件不予扩大的决定。
然而就在11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时，会上杉山元的态度强硬，以如不出兵，在平、津地区为数不多的日军，将受到中国军队的围攻为理由，而正式决定向华北派兵。这是由于军部、政府先后受到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关东军、朝鲜军中的国家主义激进分子的压力而改变了原来的主张。
日军中的国家主义激进分子在明治维新之后，常因政治见解的不同，恃其手中所掌握的武器，组织力量，进行上下左右串连，动辄起事。首相、大臣、将军等有的也被其杀害。“七·七事变”后，在日本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对该事件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是强硬派，主张扩大，他们认为中国在“西安事变”后，国内渐趋统一，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在外交上与英、美、苏联的关系日益增进，在对日战备方面，也正在抓紧进行，因此应在我国作好准备之前发动对华战争，且关东军、朝鲜军目前已作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坚持强硬主张的，在参谋本部有第1部第3课（编制、动员）课长武藤章大佐、第2部第7课（中国课）课长渡左近中佐、第8课（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以及参谋吉野、川本少佐等人；在陆军省则有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其代表者为田中新一。
另一种是不扩大派，主张现地解决。其理由是：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苏联和美国，目前日本在“满洲”以对付苏联、美国为目标的5年战备发展计划正在进行，因此在战争指导上，不应因偶发性之事件，放弃既定之长远目标，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而给苏联、美国造成对日的可乘之机。
主张不扩大的人，在参谋本部有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第1部第2课（作战、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这一主张的代表者为石原莞尔。刚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清司中将，开始也主张不扩大而进行现地解决。
但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第4课（政务）的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则主张扩大侵略。其参谋长桥本群在作不扩大之交涉时和知鹰二暗中进行牵制，此事被桥本发觉后将其调出，以后被分配到11师团担任第44联队的联队长。
日军中国家主义激进分子，标榜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伺机提出以扩大其帝国权益和版图为目标的侵略计划，谁若不按其意见执行时，往往会以对天皇不忠、对帝国不忠的罪名，而遭到追究或被激进分子杀害。日军中的“下克上”风气，就是藉着这些而得以蔓延。
扩大派还根据孙连仲的第26路军已抵保定、万福麟的53军也到达了涿县和北平以南的固安、卫立煌和关麟征的部队已抵石家庄及保定、刘峙的部队已集结于郑州及以北铁路沿线地带、汤恩伯的部队正由山西经平绥线而开向北平以北的南口等地为借口，认为如不向平津地区增兵，驻屯旅团有被消灭的危险，且将无法保护在华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
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在接到“中国驻屯军”7月8日关于卢沟桥方面的情况报告，关东军和朝鲜军关于向华北出兵的建议，以及在8日上午参加了内阁会议后，于当天的深夜，他即下令驻于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停止办理例行的每年7月10日部队退伍（士兵服役期二年）的手续，使约4万名的士兵继续服役。
7月9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时，杉山元在会上提出须派3个师团至华北的意见。日本政府、军部在表面上主张对卢沟桥事件不予扩大，进行就地解决，而暗中却在加紧进行出兵的准备。
7月10日上午，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之第三课与第二部，在对华北及远东形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出兵计划，即：（一）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二）从朝鲜军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三）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及其它部队。
按这个计划，共出兵5个师团。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认为，这样会突然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最后只同意先从关东军、朝鲜军中派出部队。
就在日本政府进行出兵准备时，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为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则进行种种欺骗活动。先是提出对事件不扩大进行就地解决，接着，却提出节外生枝的无理要求，如要我国军队撤离永定河东岸，以后不得再行进驻，处罚直接的责任者，解散共产党、蓝衣社所组织的各抗日团体，向日方赔礼道歉等等。这样，既可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又可从容撤离其在平津地区的侨民。
日本的外交机构，同时也极力进行为出兵作准备的欺骗活动，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因事去天津，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于7月8日晚间，向我国外交部日本科长董道宁表示了日本政府对此事件的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9日向我国驻日本大使馆代办杨云竹明确表示，日本对华北事件的方针是：对事件不扩大，进行就地鲜决。
日本军部及政府的这些欺骗和虚伪的行为，直到1945年投降以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如实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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