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东
1934 年2 月19 日，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已近半年，正值双方鏖战关键时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然后再言其他。”单从句意本身出发，蒋介石的这段独白颇值得玩索，既能指他个人要学习日本人洗冷水、吃冷饭的生活习惯，但身为党国领袖，蒋所重视的似乎又不止于个人修养，而孜孜追求本国能赶上甚至超越日本。与此同时，“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然后再言其他”一句又凸显出蒋内心的些许悲观，面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体国力尚难与日本抗衡之时，只能选择从小处着手，寻求竞争得胜的机会。正是在“先与其生活求比较”的思路引导下，蒋介石亲自发动了第一次由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文化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1941 年2 月，重庆，新生活运动七周年庆典晚宴上，蒋介石夫妇与国民党要员共同进餐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新生活运动”被视作国民党政权在内外交困之际，为应对统治危机所采取的政治手段，而其实际收效甚微。当然，这种看法颇具有合理性，相当程度上把握到了“新生活运动”的本质。然而，历史当事人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情境，其实有更深切的体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新生活运动”主持者邓文仪曾回忆到：“因为全国的人心，由于国家内忧外患相继发生，非常不安与颓废，士气也随着十分消沉，社会风气败坏，大多数人都以吃喝嫖赌为能事，政风之贪污腐化，更是常事。”如果回忆文本仍有事后张本的意味，那么以下论述则更能凸显时人的危机感：“现在我们中国一天天的衰弱，整个社会一天天的腐败，其最大的病根，就是虚浮，虚浮就是确实的反面。如果全国上下，再不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国家民族，便不可收拾，终至非灭亡不可。”此番论述正出自蒋介石本人，为阻止国家民族走向“灭亡”，他决意身体力行开展“新生活运动”。
1936 年，南京市政府举行集体婚礼，这是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
据时人的回忆，蒋介石最初发动“新生活运动”的动机和设想相对简单，因“围剿”中央苏区的需要，南昌一度成为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汇集国民党大小官员，也有很多外国宾客和记者往来。由于当时南昌城市容不整，影响国内外观瞻，按照蒋本人的说法：“我去年（指1933 年- 引者注）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因此他首先设想借用军队“整理内务”的措施，以行政手段改善社会风貌。经邓文仪等人反复斟酌，决定将之定名为“新生活”，进而初步制订出运动的方案。运动的主旨是“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从衣食住行出发，回归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礼义廉耻。
随后，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宣传介绍“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性，逐步阐发这场运动的理念、步骤和目标。首先，蒋介石认为当时国人生活有四大不良特征，分别是污秽（脏乱）、浪漫（一切行动随随便便）、懒惰（不守时、凡事苟且偷安）、颓唐（精神萎靡、体格孱弱），总的来说是“野蛮的不合理的”，进而可以称之为“鬼生活”。在此逻辑指引下，正是由于本国国民知识道德的低下，导致中国在国际上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时，反观在一战中失利的德国，却能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占据平等的地位，而中国仍在支付百年前的赔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因此中国若想复兴民族、报仇雪耻，只能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做到合乎礼义廉耻。
1937 年，西安，城楼上贴有“衣冠最要整齐清洁，行路要听警察指挥”宣传语
其次，在蒋介石演讲的字里行间，传统道德被上升至与现代文明具有同等地位，蒋所言“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其潜在的批判对象其实是另一场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蒋的幕僚贺衷寒将新文化运动视作“潘多拉盒子”，进而将中国社会诸多现实问题，归因于该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与此同时，着重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则具有相当的建设性，立即披上享有进步意义的外衣。
实际上，从蒋介石的多次演讲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理念的割裂和背反，为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强调学习现代文明国家，仅因这些国家具有相对强大的国家实力，而并不意味着蒋对现代文明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吸纳。对德、日等国的形象塑造相当符合蒋的政治需要：其一，德、日等国在近代以来，都曾因国力衰弱受到他国不平等的待遇，但两国都能转危为安，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其二，在20 世纪30 年代，德、日等国社会逐步走向军事化，以致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而“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因此蒋格外重视借鉴德日等国的经验教训，以实现所谓“社会军事化”。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批判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但“新生活运动”所宣扬的“礼义廉耻”又只是对传统理念的简单重复，除去其中选择性向现代文明看齐，几无新意可言，而新文化运动不仅强调对传统理念的批判继承，更是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两场运动在思想层次的落差可谓不小。
曾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为应对统治危机，所采取的“缓不济急”的政治行为，尽管不能完全缓解内忧外困的现状，但至少适度保持国民党政权依旧企图“有所作为”的态势。总体而言，仅仅是一次“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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