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戎马，功在东江，虎踞梧桐歼敌寇；一代豪雄，泽披桑梓，魂游南海赞鲲鹏。”（曾生夫妇撰联）
“山村豪杰，抗日英雄，彪炳一生为大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哀思万缕悼良朋。”（王作尧夫妇撰联）
1990年5月2日，享受老红军老干部待遇的一代豪杰曾鸿文在深圳去世，享年98岁。曾生、王作尧两位老首长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参加追悼会，特意托人送来花圈和挽联，极尽哀思之情。
这两幅挽联，高度评价了曾鸿文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曾生夫妇、王作尧夫妇所送挽联
曾鸿文是东江纵队的传奇。他是广东宝安县布吉乡雪竹径上村人（今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雪竹径村），年轻时加入洪门，任新安堂堂主，追随孙中山为民主共和而奋斗，带领会众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保护一方百姓平安。在深港两地，他的名号是一张通行证，报上“曾大哥”的名字，打家劫舍的土匪不敢不放行；他的名号是一杆旗，打出“曾大哥”的旗帜，四方乡邻纷纷聚集麾下。大革命时期，他带领会众，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逐步向党的组织靠拢，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日军入侵华南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进了人民军队。他利用自身威望和影响力，积极协助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日队伍，动用各种人脉为部队筹集粮款和军用物资，掩护伤员和传递情报等，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亲人、朋友以及乡亲，纷纷走进革命队伍，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他们的革命轨迹，涉足大江南北，绘成一条线，可贯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热血年代；他们的革命故事，各有曲折传奇，绘成一幅画，可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卷添姿增彩。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曾鸿文和亲友的革命故事，正是战争年代军民团结的生动写照。
曾鸿文的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曾鸿文多次参与中共抗日武装和地方政权的组建工作，是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阳台山区抗日自卫总队、港九大队元朗中队、宝安大队、宝安县抗日自卫总队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布吉乡抗日民主政府、宝安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他几次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带领部队转危为安，让文化名人大营救等行动取得辉煌胜利，为阳台山根据地、鸡公山游击区和港九抗日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曾生、王作尧对他“功在东江”“抗日英雄”的评价，实至名归。
曾鸿文
心中怀大义，武装驱倭寇——
按照现有史料，曾鸿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他在香港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爱国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内陆抗战。“甘建南到香港后，和曾鸿文等同志在香港新界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经常在九龙袁鉴文同志（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组建者之一，抗战时曾先后任中共东莞、宝安县委组织部长）的父亲袁籍家里出入。”甘建南是1939年牺牲的抗日烈士，据其履历显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到香港开了一家金银首饰店，以此为掩护，和曾鸿文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活动。袁籍家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们以做生意为名，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抗战筹措物资。
“1937年冬，黄木芬找到我，（协助他）在东宝地区开展情报工作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978年2月，曾鸿文参加宝安县革命史座谈会的讲话，被时任宝安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廖虹雷全文记录在笔记本上，至今清晰如昨。这本笔记，成为曾鸿文革命历程的又一史料记载和史实见证。
曾鸿文还参与了宝安县第一支中共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1937年12月，共产党员黄木芬（东宝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广西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参谋长，革命烈士）、刘向东带领10多人，以“抗日救国教育实践社流动工作团”的名义，到乌石岩、观澜一带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在曾鸿文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华南；12月，曾鸿文积极协助黄木芬，征集民间枪支，号召乡民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在观澜、龙华地区（含坂田区域）组建了一支三四十人的抗日武装——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1939年元旦，东宝边人民抗日游击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等几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莞苦草洞进行整编，在200余人中挑选了120人，重新组成一支战斗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由于人少，战斗队只编了三个小队，鲁风、罗尧、叶镜源分任小队长。黄木芬则带领其他非战斗人员，组成政工队。1939年3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取得国民党部队番号，被改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黄木芬的政工队，则被编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政工队（简称“四政队”），黄木芬任队长，编制属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政训室，但实际上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据黎明、黄克、陈鉴泉、邝耀水四人合写的《回忆“四政队”》一文显示，“四政队”仅存在一年时间。这一年里，“四政队”在东宝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搜集日伪军情报。其中，第一分队长黄克带着曾光（曾鸿文长子）、肖亦群、莫翘英、严志胜（平湖山厦人）等人到雪竹径，负责布吉、望天湖、岗头一带的情报搜集工作。黄克还带领曾光、曾梅（曾鸿文之弟，中共党员）等人，到布吉至李朗一带，剪掉敌人铁路上的电线，将几百斤重的电线运回雪竹径，用以架设雪竹径至观澜松园厦队部的通讯线路。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省红军和中共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在华南暂无武装（除海南琼崖游击队）。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统治，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让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甚了解。因此，在日军入侵华南、国军全线溃退、中共重建华南抗日武装之时，像曾鸿文这样具有爱国心、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就成为中共团结和争取的主要对象。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华南抗日武装迅速组建的关键力量。
曾鸿文的威望和影响力，曾生、王作尧、林平等人在回忆录里都有言及；曾鸿文的贡献，深圳党史亦有多处记载；曾鸿文的传奇故事，至今还在家乡流传。“我们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曾鸿文晚上带部队进村，连狗都不敢吠。这反映了曾老前辈的威严和他与村庄的密切程度。”据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后勤战线老战士刘观保的儿子刘思源介绍，在老一辈宝安人心中，曾鸿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熟悉这一带的每条村庄，熟悉村庄的每条道路，“他仗义疏财、伸张正义，所以赢得附近贫苦百姓的尊崇和爱戴”。
华南抗战初期，曾鸿文还利用自身人脉，为叶挺建立东江游击指挥部创造条件。据蔡伟强所写《叶挺在深圳的抗战活动》一文所述，1938年11月，叶挺被余汉谋任命为东路守备区副总指挥，准备在深圳组建指挥部，统领东江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共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吴有恒介绍下，叶挺决定把指挥部设在深圳墟南庆街20号的鸿安酒家。鸿安酒家的老板娘何华益是一位同情革命、支持抗战的爱国归侨，与曾鸿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找到曾鸿文，请他帮忙拿主意；曾鸿文对她说：“你一定要支持他（叶挺）。”对日寇深恶痛绝的何华益听完曾鸿文的话，当即腾出鸿安酒家的一、二楼，无偿提供给叶挺的指挥部办公。
由于蒋介石的极力反对，余汉谋撤销了对叶挺的任命。叶挺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指挥部虽在深圳仅存一个多月，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建设并未因此停止。叶挺离开深圳后，其警卫营的100多人转往坪山，编入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叶挺政治部工作的王鲁明、何鼎华、祁烽等人，则转移到东莞清溪的苦草洞集训，编入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一些人还成为曾鸿文的得力部属和亲密战友。
1938年12月，在黄木芬介绍下，曾鸿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布吉地区的首批党员），并在次年1月正式参加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任民众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从江湖义士蜕变为党的坚强战士。曾鸿文的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
1940年3月，国民党重兵围剿曾生、王作尧部队。东江军委和部队领导人认为国共合作已经全面破裂，作出东移海陆丰、向国统区发展的错误决策。曾鸿文留在宝安坚持战斗。东移路上，部队损兵折将，人员从出发时的700多人锐减到100余人，处境极度困难。生死攸关之际，6月初，梁鸿钧（时为东江军委书记，负责曾、王部队的军事指挥）从香港带来党中央“五·八指示”，指出曾、王部队不向敌人进攻、而向国统区行动的决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部队仍应回到惠阳、东莞、宝安地区，大胆抗日，不要怕和国民党顽军打摩擦仗。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曾、王二部决定重返惠东宝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幸存的一百多人，从海丰县的鲘门，到达淡水附近的万年坑村，再经过坪山、宝龙附近的敌占区，到达碧岭交通站廖其浩家的炮楼宿营，随后又来到横岗附近的红色堡垒村——山子吓（今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从山子吓到布吉鸡公山亦是一段险途，日、伪、顽军把守着龙岗、横岗、沙湾、丹竹头、布吉、平湖、观澜等交通要道。为了确保安全，王作尧想起老朋友曾鸿文——只有他，才能将这幸存的一百多个抗日火种安全带回鸡公山。他赶紧派出警卫员何通前去联络。1940年8月，得知部队处境的曾鸿文马不停蹄，从家乡雪竹径赶到山子吓，与何通一起做向导，带领队伍西返。
“1940年3月，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我奉命留在宝安坚持地下斗争。8月，曾、王两部按照中共中央'五八’指示返回惠东宝前线，到达小三洲待命。我奉命在布吉的雪竹径、上下坪等地，为部队选择隐蔽休整地和筹措给养，在部队处境最困难之时建立立足点和选择召开上下坪会议的地址，为游击队返回惠东宝地区做准备。”在曾鸿文所写《初进港九》一文中可以看出，为了迎接返回的部队，曾鸿文事前做了大量工作，从立足地到开会地点，他都做了精心选择和布置。
据郑伟灵《回忆东移海陆丰》一文所述，曾鸿文从山子吓将部队带到广九铁路线以后，让战士们隐藏在铁路旁的一处土堤下，他与何通先行摸到铁路上观察情况。确信未发现敌情后，曾鸿文将尖兵班分成两组，先上铁路向前后两侧推进，占领有利地形警戒掩护；何通则带领部队主力快速通过铁路。
到达鸡公山后，曾鸿文将大部分战士安排在半山腰的上下坪村隐蔽，将数十名战士带回家乡雪竹径村休整，将曾生、王作尧等领导人安排在自家炮楼住宿。据吴重龙《虎啸东江》一书所写，为了保证部队安全，曾鸿文在村子外围都布置了眼线：其弟曾煌、曾梅和自卫队员，装作在田里劳动；其子曾光、曾强、曾吉勇，装作在林间帮忙，监视四周动静；自卫队的张玉（雪竹径人，受曾鸿文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三虎队首任指导员）等五六个人，在外围担任警戒，防止国民党顽军或日伪军偷袭。“雪竹径与平日一样，看不出什么异常。附近百姓偶见三三两两陌生人来到村子，也只以为是曾鸿文的江湖朋友，或者是脚夫走亲戚的，并不在意”。
1940年9月中旬，在曾鸿文的建议下，林平在上下坪主持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五·八指示”精神，总结部队东移受挫教训，确立了在惠东宝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上下坪会议以后，曾生、王作尧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两个大队，分别开赴宝安、东莞敌后，创建了阳台山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一万三千余人的东江纵队。在龙岗布吉上下坪召开的此次会议，是东江纵队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上下坪，值得永远铭记。
这一次，曾鸿文为保留东江抗日火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广泛发动雪竹径、上下坪、杨美、南坑（均属龙岗区）等鸡公山区域的村民，帮助部队走出困境的行动，是抗战时期龙岗人民拥军的一次经典范例。
第五大队在阳台山站稳脚跟后，成立了阳台山区抗日自卫总队，曾鸿文担任总队长，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为部队招兵买马，号召阳台山区人民积极开展拥军活动。
为了抗日，曾鸿文还倡立税站，帮助部队解决给养。“我们可以打出护路的旗子，向过路商人征税。”据傅泽铭所著《星光熠耀——记王作尧将军的一生》所写，阳台山根据地创建初期，第五大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曾鸿文建议下，王作尧在梅林坳、水径、乌石岩等路口设立了税站，号召过往客商为抗日交税。这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段，常有土匪出没，商人常被敲诈抢劫。游击队赶跑了土匪，保护了商人利益，商人因而都积极缴纳税款。
税站，后在东江游击区广泛推广，成为部队军需的重要来源之一。
勇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向宝安县境内源源不断增兵，准备进攻香港。11月下旬，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人在雪竹径上村曾鸿文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建精干小分队，在日军进攻开始后，立即进入港九地区开辟新战场。
“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钟清同志从总部出发，乘着微明的月色，经梅林坳到沙头村。当地渔民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艇，连夜把我们送到元朗。当时的元朗还是个小镇，人不太多，附近有一个乡村，叫做十八乡。过去我和钟清都在那儿活动过，那里的群众几乎没有不认识我们的，他们都称我为曾大哥，称钟清为清仔。”据曾鸿文所写《初进港九》一文记载，日军进攻香港前两日，曾鸿文带着钟清提前到了元朗，凭借声望，一夜之间拉起一支40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是中共最早在香港组建的抗日武装，1942年2月被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元朗中队。
12月8日，日军炮击新界、占领九龙。曾鸿文带领队伍摸进英军弃守的阵地，捡到大批枪支弹药搬回元朗，并连夜派人用船运回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此后几天，他们又收集到大批的武器、粮食、布匹和药物等，一船船地运回总部，为游击队储存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囿于兵力，只在交通要道和较大的市镇建立了据点，没有余力顾及新界的大片山区。当地的汉奸、恶霸、地痞流氓和土匪趁机为所欲为、欺压百姓。曾鸿文带领队伍，扯起“曾”字旗，惩治汉奸恶霸；广发“英雄帖”，举办“联谊会”，单手击飞鸦震慑群匪，让周边土匪从此不敢胡作非为，不敢投靠日本人。曾鸿文队伍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很快在元朗站住脚。
12月下旬，曾鸿文接到新任务，负责扫清盘踞在大帽山的悍匪黄慕容，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打通九龙到新界的通道。曾鸿文借助游击队第五大队短枪队、长枪排的支援，逼迫黄慕容让出地盘，控制了大帽山及附近山区，彻底打通了港九到阳台山根据地的陆上营救通道。
大营救期间，大多数人正是依托这条陆上通道，靠着“曾大哥”的名号，从香港安全撤离到了鸡公山游击区。为了防止零星土匪拦截，游击队总部专门抽调经验丰富的交通员带路，曾鸿文在险恶地段加派兄弟武装护送。“为了沿路的安全，王作尧特意请与他交情深厚的曾鸿文出山，与沿途的土匪谈判，把九龙到宝安一线打通，保住了文化界人士的安全。”多年后，王作尧的夫人何瑛回忆往事，仍对曾鸿文赞不绝口。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曾鸿文负责西线陆上通道的统一指挥。自此，他的名号传遍海内外；脱险归来的文化人，始终不能忘记一个叫做“曾大哥”的人。
虎踞宝安县，浴血战东江——
长期的斗争磨砺，铸造了曾鸿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行政管理能力。抗战时期，曾鸿文除了帮助部队扩军筹款，还担任地方部队的军事主官和民主政权的主要领导人。
1941年3月，为加强对民兵的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在龙岗坂田村“就昌楼”召开民兵联防会议，成立布吉乡民兵联防办事处，曾鸿文任办事处主任。他带领雪竹径、岗头、坂田、马安堂、杨美、甘坑、木古（均属龙岗区）等村的民兵，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动员各村青年参加民兵，扩大民兵队伍，积极配合部队做好锄奸、防奸工作，在村与村之间组织严密的联防和联络线等。与此同时，布吉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曾鸿文担任乡长。当年4月，第五大队又成立了宝安县抗日自卫总队，由曾鸿文任总指挥。此时，曾鸿文麾下已有600多人枪的8个抗日自卫中队。
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在白石龙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一个主力大队（仍称第五大队）和宝安、东莞（仍称第三大队）、惠阳、港九四个地方大队。宝安地区的部队编为宝安大队，原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为第一中队，此外还有一个警卫排、一个短枪队和民运队等，曾鸿文任大队长、阮海天任副大队长、何鼎华任政委。
宝安大队的活动范围是广九铁路以西的宝安地区，初期多在鸡公山一带活动，曾鸿文的家乡是部队的重要堡垒区。总队部和政治部领导机关设在宝安，主力大队（第五大队）随总部在宝安活动。该区域各种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曾鸿文、何鼎华率领宝安大队，既要独立作战，又要协助主力大队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任务非常艰巨。
1942年4月，国民党65军187师、挺进第6纵队和保八团等部5000多人，向惠东宝抗日游击区进攻，重点进攻宝安游击区。宝安大队和第五大队联手，在甘坑至岗头沿线、阳台山根据地以及樟坑径、白石龙沿线三线作战，掩护总队部突围，挫败了顽军的进攻，但也遭受相当损失，龙华、民治和布吉三乡被顽军占领，爱国群众遭到屠杀。
龙华、民治、布吉三乡老区被顽军占据后，曾鸿文、何鼎华决定向敌后发展，化敌占区为游击区。他们派出短枪队，先到沙湾、南岭、布吉、草埔、泥岗、上步、沙河等沦陷区，儆示汉奸不要为虎作伥。然后通过各种关系把民运队转移到敌后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持部队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并成立由陈德和（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村人）任队长的锄奸队，铲除了陈白玉、郑保东、骆忠等叛徒和汉奸。宝安大队成立的这支锄奸队，为后来东江纵队建立完善的保卫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1942年11月，宝安大队第一中队20多人转移到黄田敌占区，遭到国民党军187师围攻，卢耀康、黄密、王天锡、叶善松等17人壮烈牺牲；1943年，宝安大队配合主力珠江队，四打西乡、三打福永、袭击沙井伪军，夜袭塘厦火车站顽军通讯机关，夜袭固戍伪军一个中队，夜袭丹竹头伪军一个排。1943年11月下旬，宝安大队在阳台山根据地连续粉碎日军大扫荡，让日军全面控制广九铁路的计划落空。至1943年底，宝安大队发展到280余人。
1944年2月，宝安大队袭击沙井伪军麦浩部；3月在百花洞毙伤伪军50余人，争取伪军一个营起义；6月全歼小南山日军一个班；7月21日，由宝安大队独立小队扩编而成的独立第三中队（即飞鹰队），袭击平湖伪军警察部队，战斗结束后撤退时，在老虎山遭遇日军藤本大队400余人，“黄友班”留下阻击敌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黄友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战斗英雄、模范党员）；9月，以宝安大队、东莞大队和第三大队一部为基础，组建了东江纵队第一支队，主要活动在路西地区。宝安大队编成“猛豹大队”，成为第一支队的主力大队……
一处处战斗轨迹，一个个辉煌战例，是曾鸿文和宝安大队的全体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颜色。在此期间，日伪军、国民党顽军几次袭击雪竹径，烧毁曾鸿文家的房子，捉拿曾鸿文的亲人，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不倒。
双拥有示范，全县大推广——
1944年春，宝安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简称宝四区）在观澜乡丹坑村成立，曾鸿文任区长，开始从指挥部队转向民主政权建设。任职期间，曾鸿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合作互助运动，搞好生产防饥荒，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不足等问题。他还以布吉乡为试点，发动群众自筹资金，首创生产互助合作社，拨付3000斤稻谷给民治乡作为基金。
1944年7月1日，东江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正式成立。曾鸿文在宝四区探索出来的经验，被督导处向根据地广泛推广。据李征（曾任宝安大队政训室主任）《东宝之鹰何鼎华》一文记载，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以后，对“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征收公粮、拥军优属等工作都很重视，帮助农民开荒、兴修水利，贷款给农民购买肥料等；农民减轻了负担，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会会员大发展，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积极缴纳抗日救国公粮，为部队解决粮食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部队扩军作战没有后顾之忧。
1945年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东宝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宝四区区长曾鸿文代表政府参加区委，主管政府工作。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曾鸿文任职宝四区区长之时，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双拥运动”之际，曾鸿文率宝四区人民积极践行，在“东宝行政督导处”所属各民主区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曾鸿文和他的朋友
抗战时期，曾鸿文的很多朋友受其影响，走进了抗日队伍，在军事、运输、交通、情报、后勤、卫生等战线默默奉献，让龙岗的“双拥运动”向纵深发展。
陈福“走刀尖”，建立运输线——
陈福，是曾鸿文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人。他原是宝安县布吉乡上八约石龙坑村（今深圳龙岗区吉华街道水径社区石龙坑新村）的商人，在深港两地行商时结识了曾鸿文，依靠其影响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曾鸿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将陈福带进了革命队伍。从此至新中国成立，陈福一直在为中共部队购买、运送军需物资。
抗战时，陈福以经商为掩护，带领妻子吕玉英、内弟黎发等人，在日军、伪军、国军、地主、土匪等各种势力间巧妙周旋，为中共抗日游击队建立了一条红色运输线，从香港将药品、布匹、棉纱、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根据地和游击区，足迹涉及九龙、元朗、罗湖、杨美、岗头、雪竹径、白石龙、上八约、白坭坑等地。
陈福
1943年8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寻找合适时机，将部队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和领导人就职通电，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筹备成立东江纵队的过程中，曾生、林平等就发表宣言等问题请示党中央。周恩来明确指示：“东江纵队为中外共知的中共游击队，发表宣言毫无问题，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
为了写好成立宣言，防止敌人突袭游击队总部，1943年9月下旬，林平将饶彰风（部队“笔杆子”，曾任东江纵队司令部秘书长）从白石龙带到上八约石龙坑村，埋头起草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选择石龙坑起草如此重要的文件，林平经过深思熟虑：上八约在曾鸿文影响下，早已变成游击队的红色堡垒村，有陈福一家和梁新娇、刘银英母女等众多堡垒户；宝安大队的大队部和政训室，此时都驻在陈福家旁边的荔枝园里，曾鸿文的部队多在鸡公山周边的上下坪、杨美、雪竹径等地活动，安全和生活都有保障。
最为重要的是，林平非常信任陈福，相信他对革命的忠诚和拥军的能力与热情。两人相识于1940年9月，林平主持开完上下坪会议以后，又感心脏不适，在曾鸿文介绍下来到陈福家休养。陈福请来做郎中的岳母，为林平把脉开药，用中医药方缓解了他的心脏病顽疾。林平在陈福家养病一周左右，向陈福讲述了很多革命道理，赞扬陈福前几年为游击队做过的好事，指出只有赶跑日本侵略军，中国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商人才能安心挣钱。陈福更加坚定跟着共产党抗日的决心，也从此与林平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抗战时，他受林平、曾鸿文指派，打进布吉伪维持会，为游击队获取了大量情报，并利用“维持会”的身份便利，继续为游击队采购军需物资。
“东纵领导人林平、曾鸿文等一直都很信任他，”关于陈福的经历，刘观保在他的晚年笔记里有些记载，“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部队在一起，一起睡山头，还打入'维持会’，收集日军情报给游击队。当时驻宝安的领导机关就在他家或附近住，得到过他的掩护和帮助。解放战争开始时，陈福还协助部队，在广九铁路的火车上收税，因为他清楚那些商人的贸易情况，通知他们向部队交税。”
宝安大队部驻扎石龙坑和饶彰风起草宣言期间，陈福一家以及邻村牛角龙的梁新娇、刘银英母女俩，一起为部队提供生活保障，确保战士们衣食无忧。
1943年12月，日军“万人大扫荡”之时，抓了布吉圳背岭及周边村庄80多人，准备送往大坪处决。陈福接到部队领导救援命令后，火速赶往布吉庵下日军总部驻地，利用人脉打点钱财为村民担保，让村民逃过一劫。
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以后，国军搜捕迫害抗日军民。陈福离开宝安到了九龙深水步，利用包租的酒店客房，为逃难的游击队员提供食宿。
解放战争时期，陈福大部分时间待在香港，为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江南支队第三团购买药品、棉纱等，送到罗湖口岸后，交由吕玉英、黎发运到根据地。
抗美援朝时，陈福撤回准备投资上水石湖墟“行乐戏院”的资金，全部捐给宝安县人民政府，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福从香港购买了大量的汽油、轮胎、棉纱等物资，一车车运往内陆，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950年4月，陈福作为工商界的重要代表，参加了宝安县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为建设新宝安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交通工具严重缺乏。中央财委指示，要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陈福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买了六部车（准备在宝安跑运输）。他到惠州找我（刘观保时任华南军区司令部四处副处长，陈福找他帮忙拿运输许可证），我领他去见专员刘宣，有关交通事宜是刘宣管的，请他批准放行该批车辆。这在当时是符合中央政策的，不是走后门。”陈福在解放初期帮助宝安县改善交通工具的事迹，刘观保在晚年笔记里亦有记载。
杨美邱银娇，拥军是模范——
邱银娇，原是杨美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病逝后，她独自拉扯三个孩子艰难求存。在曾鸿文引导下，她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部队“九大员”（宣传员、运输员、采购员、炊事员、交通员、情报员、侦察员、护理员、保卫员）的骨干分子和爱国拥军的模范代表。她的家，成为第五大队在鸡公山游击区设立的第一个交通情报站。
邱银娇
1940年8月，曾生、王作尧部队从海陆丰重返鸡公山后，曾鸿文安排几位受伤战士住进了邱银娇的家。在邱银娇的悉心照料下，战士们很快伤愈归队，重返抗日战场。
第五大队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初期，驻在杨美村附近的山窝里；大队部女副官杨元友、民运队员杨彩萍等人常住在邱银娇家。邱银娇积极协助民运队员，串联发动群众，并带头参加了妇女会，上夜校妇女识字班。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儿子刘观保，到深圳、布吉、观澜、香港等地购买部队急需的物品，帮助部队解决给养困难。
大营救行动时，一批文化人住在杨美后山。邱银娇经常带领“姐妹会”成员，到观澜、深圳等地购买生活物资，探听敌人动态，为掩藏在山寮里的文化人送水送饭送菜等。
在邱银娇的影响下，其子刘观保自小就帮助部队送情报跑交通，后成长为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军需部门的负责人。刘观保的妻子黄英，是粤赣湘边纵队的卫生员。
虎胆闯匪窝，钟清写忠义——
在曾鸿文的朋友圈，还有一位神秘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文化名人大营救中短暂出场后，便似乎失去了踪迹，在东江纵队的史料中很少再见他的身影。
这个人便是钟清，一位与曾鸿文同时彪炳于大营救功劳簿上的虎胆英雄。“曾大哥想来大帽山捞世界，请两位大佬到别处地头去发展吧。”这句牛气冲天的话，便是钟清单枪匹马闯进大帽山谈判时，冲着匪首黄慕容、肖天来说的开场白，瞬间将匪首震慑，让携枪带刀的一众匪徒目瞪口呆，乖乖将地盘让给了“曾大哥”。
钟清的英雄形象，随着电影《明月几时有》的放映而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在观众心中，他成为与刘黑仔一样的虎胆英雄。
1941年12月底，已经在元朗拉起一支武装的曾鸿文接到游击队总部命令：扫清盘踞在大帽山的土匪，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打开通道。曾鸿文将队伍在大帽山周边埋伏好后，派出钟清前往匪窝谈判。钟清孤身一人，打出“曾大哥”的名号，震慑住群匪，逼其让出地盘，胜利完成任务。
曾鸿文（右）、钟清（中）、周吉（左）合影
钟清，生于1907年，宝安县龙华乡望天湖村人（今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牛社区牛栏前村），是曾鸿文最信任的战友和得力助手。抗战之前，两人一起在九龙新界一带闯世界，当地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们的，称曾鸿文为“曾大哥”、钟清为“清仔”。曾鸿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将钟清也带进了中共抗日队伍。1940年底，曾鸿文担任阳台山区抗日自卫总队总队长时，钟清是自卫总队的骨干成员，负责为游击队筹粮筹款和传递情报等；1941年12月6日，曾鸿文奉命赴元朗组建抗日武装时，仅带了钟清一人同行；1941年12月底，曾鸿文奉命打通荃湾到元朗的营救通道时，将与匪首谈判的重任交给了钟清……
曾鸿文为何如此信任钟清？“钟清前辈枪法好，跑得快，为人讲忠义。”曾鸿文的孙子曾子豪，小时候常听爷爷和钟清聊天，知道一些他的故事，“他应该习过武，几米高的围墙一跃而过”。钟清曾亲口对曾子豪讲，抗战时，宝安县委和部队领导正在曾鸿文家里开会，日军突然进村了。曾鸿文让大家不要慌，他对放哨的钟清说，你跑得快，到外面去打几枪，把日本仔引开。钟清领命后跑到外面，放了几枪，然后向村外跑，将日军引出几里外，日军怎么也追不上他。县委和部队领导继续开会，事后都夸曾鸿文和钟清是“艺高人胆大”。
钟清的事迹，正史里记载的不多，倒是牛栏村村史里有些介绍。“父亲被称作'椒核仔’，就是客家方言里的上好荔枝，表达了战友和村民对他战斗素质的认可。”据钟清的儿子钟云开介绍，“父亲的特点就是枪法准，跑得快，很机灵。据村里老人说，父亲当年与黄慕容谈判时，黄慕容在山头挂了一排柚子，让他在百步之外开枪，结果他枪枪命中。黄慕容被其枪法折服，再加上曾鸿文的威名，这才老老实实退出大帽山。”
大营救行动胜利完成以后，钟清的后续战斗活动很少出现在历史文字记录里。查阅《深圳市龙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终于找出两条线索：1947年9月以后，钟清任宝安县民治乡武工队队长；1949年10月，钟清和刘鸣周、张子修、蔡达等人，在龙华、观澜一带集结，为接管深圳、南头做准备。仅此而已，没有更详细的阐述。
就在笔者苦苦寻觅钟清的革命轨迹之时，深圳市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康爱民送来两本资料，其中在1987年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一辑《东江党史资料汇编》里，有一篇吴坚写的《江南支队驻香港后勤处概况》回忆文章，找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1947年广东恢复武装斗争初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东江游击队在香港设立了联络点，负责从香港输送人员和物资回内陆，支援部队。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恢复和重建香港到内陆的交通站和交通线。
梁耀宗负责建立元朗交通站。经过打听，他得知元朗合和街，有一家宝安民治人邓才、邓发经营的商号，名叫“德祥兴”，处于半停业状态，便请上级周吉（曾鸿文亲密战友，宝安县民兵大队大队长，解放后任宝安县副县长）与店主磋商，将“德祥兴”盘点过来“做生意”。周吉与邓才、邓发都是龙华老乡，“经过协商，补回货物及其他东西的顶手费（转让费），把商号移交我们经营。为了便于工作，仍以德祥兴招牌作掩护，由何赋儒（曾鸿文亲密战友，1949年9月任宝安县军事科长）和吴盛棠负责经营业务，谢秋泉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梁耀宗负责交通站工作”。
钟清，被派往香港，与简火德一起，成为元朗“德祥兴”交通站的交通员。因为他熟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年跟随曾鸿文一起创下的威名。
“德祥兴”交通站原属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管理；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驻香港后勤处成立后，归后勤处领导。但该站接近江南支队第三团活动地区，故仍保留与三团联系，属双重领导。
元朗德兴祥交通站经新界落马洲过深圳河，到宝安皇岗交通站，经梅林村至白石龙直达三团团部；或经沙田、粉岭到落马洲；或经沙田、粉岭至上水过界。钟清等人利用交通站，联络输送人员归队，购买运送军用物资到部队，接待安置伤病员，至1949年6月已输送400多人回内陆参战，将毛毡、胶鞋、雨布、西药、布匹、服装、毛巾、油印工具、书报，以及子弹、雷管、汽油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部队，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香港运送物资回内陆，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间也出过几次风险。1948年春，钟清押运十余担物资，至落马洲渡口卸车装船时，突遭英水警检查，全部物资被扣留。当时在落马洲有杜养、文立两位汽车运输老板，是游击队的统战对象，他们在当地很有威信，又熟悉警署人员。事发后，杜养连夜赶到元朗德祥兴商店，向梁耀宗报告物资被扣情况。梁耀宗在杜养陪同下，立即赶到落马洲，向水警头目交涉。杜养向水警介绍梁耀宗是货主，经常有货在此出入。梁耀宗趁机摆起货主老板的架势，对英警头目说：“是谁叫你们这样干的？”英警头目见来者口气强硬，又是杜养的朋友，马上改口说：“误会，对不起，请杜先生快把货物搬回去，如有损失，我们赔偿。”并且约两人到元朗恒香茶楼喝茶。十余担物资就这样化险为夷，安全运回部队。
还有一条关于钟清的线索，出现在“文革”中。“这天，负责看管走资派的东纵老战友钟清，悄悄递给黄翔一小张月姐折叠成情报那样的小纸条：'不要怕，问题会解决的’；这天，劳动完的黄翔拿起自己的草帽，发现钟清压在下面的小包冰糖，是月姐托带的。”据张黎明《血脉中华》一书所述，1967年，钟清在监狱当看守，罗许月（曾任港九大队交通总站总站长，人称月姐）的丈夫黄翔（港九大队情报交通员）作为“走资派”被关押。罗许月时常委托老战友钟清，帮她带一些小纸条和食品进监狱，鼓励丈夫不要灰心，要活下去，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靠着妻子鼓励和钟清帮助，黄翔终于挺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这个故事，正是曾子豪印象中钟清“为人讲忠义”的体现。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里，多少人为了表现“忠诚”，与亲人、战友划清界限，肆意捏造材料证明其是“反革命”“汉奸”……曾鸿文一生与钟清“像亲兄弟一样”，正是看中了他的人品与仁义。
一代豪雄，泽披桑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曾鸿文与家乡的父老始终心连心。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30多户人家的雪竹径村，家家户户都有抗日子弟；整个龙岗、龙华等鸡公山片区，涌现出许多“全民皆兵”的红色堡垒村。
曾鸿文和他的子女
曾鸿文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拥军模范家庭。他的两个弟弟曾煌（1948年任宝安情报站副站长）、曾梅及曾煌的妻子；三个儿子曾光、曾强、曾吉勇及曾强的妻子赵桂英；女婿张玉荣，张玉荣的父亲张桂清（革命烈士，1948年在东莞塘厦英勇就义）、哥哥张其威，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
抗战胜利后，曾鸿文因年事已高、身体不济，逐渐退居二线，在深港两地从事统战和群众工作。曾光、曾强、张玉荣等孩子接过他的钢枪，继续在前线为人民解放而战，成为部队的军事骨干。
“曾家三虎”曾光、曾强、曾吉勇
儿子接钢枪，革命再建功——
据曾强回忆文章《恢复武装斗争的岁月》记录，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以后，曾鸿文、曾光、曾强、张玉荣父子都复员归乡。国民党背信弃义，疯狂捕杀东纵复员军人和革命群众，再次烧毁了曾鸿文家的房子。万般无奈之下，曾鸿文只好带着年迈的母亲及全家，逃到香港大埔石鼓龙村避难。
看着一家人为抗日而落得如此境遇，曾光、曾强悲愤异常，愈发激起与国民党斗争的勇气。他们哥俩年龄相差一岁，都是14岁走进抗日队伍，成为东江游击队的“小鬼”情报员。就连最小的弟弟曾吉勇，11岁就成了岗头乡儿童团团长，与村里20多个革命者的后代一起，为部队站岗放哨送情报。国民党如此迫害抗日之家，怎不叫人气愤？
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6年11月，面对国民党已经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恢复武装斗争。早已按捺不住的曾强找到父亲曾鸿文，“我决定返回内陆，继续与国民党斗争”。曾鸿文略作沉吟，对儿子说：“我支持你正义斗争的决心，但一定要依靠党组织，不能盲目乱撞。”
在父亲教诲下，曾强找到正在香港的何鼎华、祁烽等领导，全面了解广东形势和省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精神。他到九龙、新界、元朗、大埔各地，组织发动东纵复员战士回宝安继续战斗。曾光、林传、彭增磷、巫祺、杨奇、曾安、文造培、文德安等20多人积极响应。回到宝安后，他们依靠党组织，取出东江纵队北撤时隐藏的枪支弹药，动员复员人员归队，发动爱国青年参军，很快把队伍扩大到100多人。曾强还恢复了宝安的税站和交通情报站，解决活动经费和信息联络等问题。
三年反内战，曾光参加并指挥了鸡公头、石坳、渡头围、十二岭、石坝等战斗，跟随部队解放了紫金、海丰、陆丰、番禺、顺德等地；曾强参加并指挥了沙头海关、白石洲、布吉庵下、清水河等战斗；张玉荣参加过奇袭布吉庵下等战斗。张玉荣是林文虎的警卫员，一直跟随他转战东江。曾光、曾强兄弟和同乡张玉，都有在三虎队战斗的经历。三虎队成立于1947年12月，队员主要来自龙华、布吉、松岗等地，曾强、张玉是该队的首任队长（连长）和指导员。1949年1月，三虎队奉命东进，编入东江第一支队主力独立二营二连，曾光任连长。三虎队后来发展壮大为粤赣湘边纵队独立一团三营，曾光任副营长。曾光、曾强、张玉这三位雪竹径人，为三虎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曾光、曾强、张玉荣的解放战争生涯里，1948年值得大书特书。三人在奇袭布吉庵下、沙头海关、白石洲的战斗中大放光彩，将军事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俊男巧装扮，“少妇”藏钢刀——
据曾强回忆文章记载，1947年至1948年间，布吉庵下（今布吉中心小学附近）驻扎着国民党保安15团的一个连，极大地威胁着周边游击队的安全。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副大队长林文虎一直想拔掉此据点，便要求曾官玉刺探情报。曾官玉是曾强发展的秘密情报员，两人同乡，都是雪竹径上村人。在曾强的谋划下，曾官玉消除顾虑，做了雪竹径村“白皮红心”的保长，为游击队获取情报。
春节前夕，曾官玉送来一份详细的情报，将敌人的数量和武器装备摸得一清二楚。林文虎大喜，决定趁宝安传统的舞麒麟拜年契机，端掉敌人据点。1948年大年初三清晨，林文虎带着通讯员张玉荣、钢铁连连长邱添寿（龙岗上水径人）等10多位精干队员从甘坑鲤鱼塘出发，到达雪竹径荔枝园，与早已等候在此的曾强、曾官玉二人会合。曾强一看众人打扮，笑了：张玉荣等长相清秀的队员穿着客家服饰，脸上涂得花花绿绿，活脱脱几位俊俏少妇；邱添寿等人戴着凉帽，穿着粗布旧衣，全都农民装扮。
张玉荣一家人
在曾官玉的带引下，队员们三四人一组，装作走亲戚拜年，从雪竹径直奔布吉庵下。到达庵下，正赶上锣鼓喧天，麒麟跳跃腾挪，围观的群众挤满保安团门前，士兵们兴高采烈地放着鞭，欢迎麒麟队前来送福。游击队员们混在人群，装作看热闹的群众，伺机动手。
瞧准时机，林文虎向身旁的张玉荣和邱添寿使个眼色，两人会意，退出人群踱到哨兵身边，缴了他们的枪。其他队员迅速拔出枪冲向营房，大喊“缴枪不杀”，让正在赌博、喝酒、闲聊的国民党兵措手不及，乖乖举手做了俘虏。
此次突袭，游击队半小时解决战斗，击毙、俘虏保安团3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4支。游击队无一伤亡，得手后迅疾返回甘坑鲤鱼塘驻地。庵下奇袭战震惊了广九铁路沿线敌军，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志。
反复侦沙头，两炮炸海关——
1948年春，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成立后，部队日益发展壮大，积极向国统区推进，在军事上主动向敌据点出击，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术，拔掉阻碍部队发展的敌人据点。
阻碍在江南支队第三团宝安大队面前的有深圳、沙头海关、白石洲三个据点，均在深圳至南头公路一线。深圳驻敌有警察所、警察大队、九龙海关总关和虎门要塞梁基大队近千人；沙头海关是九龙海关的一个分关，驻敌不多；白石洲则驻国民党宝安县警察大队一个排。宝安大队大队长李和根据“先打弱敌”原则，决定吃掉沙头海关和白石洲之敌，开始布置侦察工作。
4月下旬某晚，武工队队长曾光带着队员杜流、陈锦业，在沙头进步商人黄秀配合下，前往沙头村侦察国民党九龙海关沙头分关敌情。他们在黄秀的店铺里食宿，白天找当地群众了解海关人数、装备等，晚上则在敌驻地周围散步巡视。掌握进入关卡的路线及敌人调防等详细敌情后，他们立即回到宝安大队驻地黄帝田，向李和做了汇报。
根据曾光的情报，李和作出战斗部署：将部队开到下梅林村，缩短与敌据点的距离；三虎队队长曾强带领巫祺、郑成基、吴炳南、彭觉民、杨马带等十四五个作战验丰富的人员，组成突击队；三虎队指导员张玉率罗茂生等队员，担任掩护组，登上敌炮楼侧面的另一座较高的炮楼，掩护突击组冲锋；三虎队副班长简明带领一个班，负责剪断南头至深圳的电话线，以防南头、深圳之敌增援；梁加带着地雷组兵分两路，一路警戒南头，一路警戒深圳；何鹏飞带一个班，跟随李和作为机动组。
李和部署完毕后，曾光又动员了下梅林和沙头村10多位群众，作为战勤和向导参加战斗。5月中旬，攻打沙头海关的战斗开始，简明等人先剪断了电话线，让敌人孤立无援。曾强率领突击组到达敌人据点后，先观察周围环境，然后做出分工：曾强、巫祺、杨马带、彭觉民、郑成基、陈锦业为第一组，巫祺负责爆破，郑成基、陈锦业协助巫祺；吴炳南带领其他人员为第二组，跟在第一组后面，炸药一响立即跟上冲锋。为了保证爆破快速又不出意外，曾强还交代爆破人员：把炸药引线剪开，里面放些火柴头包住，这样容易点火。战士们立即行动，各司其责。
中午12点，进攻正式开始。曾强率领突击组扑向敌哨兵，张玉率领掩护组紧跟其后，很快占据距敌炮楼10多米的另一座较高的炮楼，居高临下地监视敌人。
此时，敌炮楼外围墙的木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抱着枪，无精打采地依偎在门角。陈锦业抱着炸药，与巫祺、郑成基一起闪电般地跑到围墙门口。陈锦业放下炸药后，郑成基立即搬来一块石头压住炸药，巫祺随即划着火柴，点燃引线，三人迅速离开，几秒钟后“轰隆”一声巨响，火光划破寂静的夜空，敌哨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围墙也被炸开一截。
听到巨响，炮楼顶上的敌哨兵下意识地向天空打了一个信号弹，楼下几个值班敌人手忙脚乱，准备爬上炮楼反击。但是，郑成基已经冒着浓烟抱着一个大炸药包冲到了围墙缺口，将炸药传递给巫祺，巫祺点着引线，捧着炸药快步跑向炮楼铁门放下，然后迅速离开。又是一声巨响，炮楼被炸开一个大洞。
占据另一座炮楼的张玉掩护组立即机枪扫射，掩护突击组迅速冲进了炮楼。曾强带着第一组冲进炮楼后，看到那几个企图爬上炮楼反击的敌人，已有两个被震死在楼梯口，满身灰尘，其余敌人也被震得全身发抖，面色苍白。看见游击队猛虎般冲上来，他们只能举手投降。吴炳南带领第二组冲到炮楼下的平房后，高喊：“不许动！举手投降！”敌人刚被震醒，非常狼狈，个个光着上身、穿着裤衩、缩着身子，来不及还击就成了俘虏。宪兵营长谢庭栋见游击队的枪口正对着自己，连忙双膝跪在地上求饶：“不要开枪啊！我投降，我投降。”平房的敌人全部被生擒。
宝安大队这次歼灭战，打得干脆利落，炸死敌人1人，震死2人，其余40多人全部被俘；缴获美国卡宾枪2支、长短枪48支、子弹8000余发、电台1部、物资一大批。宝安大队指战员无一伤亡。
奇袭白石洲，勇士洒热血——
歼灭沙头之敌后，大队长李和随即布置侦察白石洲敌情，准备再打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6月2日上午，小队长吴炳南奉命前往侦察。他是白石洲附近的大冲村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回家，找到其兄吴士逮协助前往白石洲侦察，很快摸清敌情：敌营房设在村内一座四层高的炮楼里，炮楼周围筑有铁丝网，挖有掩体，工事也很坚固。
听完吴炳南敌情侦察汇报，李和开始思索：白石洲像沙头一样易守难攻，强攻没有把握；白石洲距南头很近，枪声一响，南头城的警察大队就会增援。根据吴炳南侦察所知，敌人有个规律，每次开饭都在炮楼外面，如将队伍化装成老百姓打入村内，在炮楼附近隐蔽起来，待黄昏敌人开晚饭时突然袭击，打完刚好天黑立即转移，就可避免南头之敌。李和决定采用化装袭击白石洲的战术。曾强等干部都赞成。
这一次，又是曾强担任突击队队长。他挑选11名身强力壮、作战骁勇的战士组成突击队，每人腰插一支手枪，带上少许干粮，在吴炳南兄弟俩的引领下，利用夜色掩护悄悄摸到敌炮楼附近，钻进一间又矮又小的茅屋里隐蔽。
是夜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十几条大汉挤在矮小的茅屋里，蚊叮虫咬，难受得要命。曾强再三叮嘱，“坚持就是胜利，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就这样熬到次日上午八点多钟，却出现意外情况。几个孩子玩耍来到茅屋门边，其中一个发现茅屋里有很多生人，突然受惊，几乎喊出声来。“嘘”，曾强及时打个手势，示意孩子们不要出声。他掏出几块小饼递给小孩说：“细佬，不要怕，我们是游击队，是来打国民党警察的，为民除害的。”
曾强想尽量稳住几个小孩，不让他们出去，以免暴露目标。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小孩不能在茅屋困一天，时间久了家长定会找上门；放小孩出去，又怕走漏风声。曾强左右为难。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敲碗筷的声音。曾强朝炮楼方向望去，看见一群敌警正在炮楼前面的禾塘里吃早饭。曾强急中生智，决定打他个措手不及。他率突击队员沿着侧面的小巷飞步前进，十几秒钟就到了炮楼背后。
吴炳南、王老吉、“牛头”三人，首先冲到正在吃饭的敌兵面前，将其全部控制并缴了枪。可没有想到，炮楼内还有一个排长和两个兵没有下来吃早饭，他们在炮楼顶射击，打伤了王老吉和“牛头”，两人带伤向炮楼顶的敌人还击。曾强和通讯员杨马带也一齐瞄准炮楼顶开枪，逼使敌排长和士兵退下。
情况紧急，必须立即解决炮楼里的敌人。吴炳南没有半点迟疑，迅疾冲进炮楼。躲在暗处的敌排长开枪了，子弹打中吴炳南的咽喉，他牺牲了。
曾强和杨马带也冲到炮楼门口，杨马带还想继续冲进炮楼。曾强大叫一声“不要乱冲！”随即将驳壳枪一举，冲炮楼门的一角猛地开火，打伤了敌排长。曾强随即大吼：“再不出来缴枪，我们就放地雷把炮楼炸掉！”敌人害怕了，受伤的排长和两名士兵乖乖举着双手缴枪投降。
此战不到30分钟就全歼守敌一个排，毙伤俘敌30余人，缴长枪30支。吴炳南不幸牺牲。
沙头、白石洲战斗后，曾光、曾强跟随宝安大队，接连又攻下乌石岩、固戍等据点，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光曾任粤中军区情报站站长、新会县人大主任兼组织部长等职；曾强曾任沙深宝公安局罗湖检查站站长、广州市文化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木偶剧团党委书记兼团长、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两人均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曾鸿文的亲家张桂清
张桂清生于1898年，深圳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社区凉帽村人，与妻子吴财娇育有张其威、张玉荣等七个孩子。张其威1941年4月加入甘坑抗日自卫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玉荣1944年4月入伍，任宝四区（区长曾鸿文）通讯员，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桂清为人豪爽仗义，好饮酒，与曾鸿文相识较早。
日军入侵华南前，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常到甘坑抢劫。为了保卫家园，张桂清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联合一些青壮村民组成护乡队，用大刀长矛抗击外来侵犯。日军入侵华南后，张桂清秘密加入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为地下交通员，负责为宝安、香港的中共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他在凉帽村开设一家小商店，以卖猪肉和生活用品为掩护，从事情报交通工作。
1948年12月某日清晨，张桂清宰好猪，清洗完毕欲出门，突然想起岳母让他帮忙卖牛的事。算算日子，正好逢集。他吩咐妻子去看店，自己帮岳母到观澜卖牛。
岳母家住坂田光雅园。张桂清从甘坑凉帽村出发，步行两个多小时到达岳母家。岳母已做好早餐，让他吃饱再赶集。他看天已不早，便揣了几个鸡蛋和煎饼，带到路上吃。
“把老牛卖了，再买头小牛，多看看牙口，莫被人骗了，又买回一头老牛；墟市人多，钱要装好，莫丢了。”岳母知道张桂清大大咧咧的性格，不停叮嘱。
“晓得了，阿姆，我晓得了。”张桂清呵呵笑着，牵着老牛上了路。
岳母万没想到，女婿这一走，就是永别。张桂清牺牲后，老人痛悔莫及，悔不该要女婿去卖牛。
观澜墟市人声鼎沸、物资云集、摊档密布。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商贸集散地，每逢周一、四、七开市，是连结香港与内陆商品进出口的中转站，素有“小香港”之称。
张桂清径直去了墟市屠宰场。这里是老牛的最后归宿。
卖完老牛，张桂清装好钱，继续在牛市转悠。却不知，背后有一人正在紧紧跟着他。此人原是游击队甘坑税站的收税员，名叫陈越来，因为贪污税款被发现，害怕组织惩罚，便投靠了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成为可耻的叛徒。为了立功，此人每日四处搜寻，像猎狗一样嗅寻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员。上月，他刚刚出卖了潜伏在敌人身边做保长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曾官玉，让曾官玉惨死在保安团的枪下，他也因此得到保安团团长的信任和赏识。
陈越来早就知道张桂清的身份，在观澜偶遇，他大喜过望，一路尾随，伺机抓捕。张桂清突觉情况不妙，看看四周，到处都是保安团的兵，想脱身很难，便装作若无其事，踱进一家弹棉絮的店铺。店老板叫谢发，甘坑谢屋村人，和张桂清很熟。张桂清掏出卖牛的钱，托他交给岳母。
“你怎么不自己给她？”就在谢发诧异之时，外面突然有人大喊，“抢劫了，土匪抢劫了”，奔跑声、叫喊声顿时响作一片。须臾间，陈越来拿着枪，带着另一人冲进了棉絮店。
张桂清没有反抗。他知道，反抗可能伤了谢发，害了朋友。“老板，棉絮要快点打好啊，家里等着用。”他向谢发使个眼色，便被叛徒用枪指着押到了保安团。
保安团长黄文光听说抓到游击队的交通员，很兴奋，就亲自审问。张桂清装作诚惶诚恐，只说自己是甘坑凉帽村的农民，今天到墟市卖牛，不知老总为何要抓他？黄文光狠狠抽了他几耳光，呵斥他“死到临头还在嘴硬”。
陈越来奸笑着走上前，说，“我知道你是条汉子，朋友多，我就两个人，如果抓你，墟市里好多人会帮你，肯定抓不住，所以就喊土匪抢劫，趁乱才能抓到你。事到如今，你还是认了吧。”
张桂清轻蔑地看着他，拒不承认交通员的身份。陈越来冷笑着问他：你不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你的大儿子叫张其威，二儿子叫张玉荣，他们都是游击队员，你还想狡赖？
“你这可耻的叛徒，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了，你却卖身求荣，为虎作伥，人民一定不会放过你。”看到叛徒对自己的底细一清二楚，张桂清恢复镇定，“我是共产党又怎样，你们要杀便杀，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东西。”
黄文光气急败坏，将张桂清押到审讯室，让士兵先用皮鞭对他轮番抽打，用脚踢他的脸、胸和腹部，用铁钉在他受伤的膝盖处旋转搅动，直到骨头外露。
张桂清疼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敌人拿辣椒水从他的鼻子和嘴部灌入，再用烧热的铁钉戳他的手指，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皮肉，之后用棉絮将伤口包起来，等稍显结痂又猛地撕下，再用皮鞭抽打。
每天晚上，附近群众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传向清冷的夜空，让人心惊胆颤。但无论敌人如何凌辱摧残，张桂清始终未吐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半点信息。
张桂清被捕期间，游击队想尽办法，出钱委托村里保长去保释他。黄文光以“张桂清和他的儿子，都是顽固的共匪”为由，拒绝保释。
最后，保安团为防止游击队偷袭，将他转移到了东莞塘厦，继续严刑拷打，直到被折磨致死。张桂清就义时，终年五十岁。
张桂清烈士墓地
1958年，在曾鸿文牵线下，其小女曾月珍与张桂清的次子张玉荣喜结连理，两个革命家庭自此成为亲戚。此时，张桂清已整整牺牲了10年。
新中国成立后，张桂清的两个儿子均在部队继续工作。张其威参加过抗美援朝，先后在装甲兵总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航空部第六研究院任职，1982年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张玉荣跟随部队到过佛山、广州、湖南、电白等地，先后在江门公安大队、佛山公安支队、广州警备区、广东省军区任职，1976年转业到东莞糖厂任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调回深圳，参与经济特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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