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也是受到攻击最多的。那么青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青苗法的创建是基于这样一个国情：即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广大贫苦农民家无余粮，甚至连种子粮都没有。这个时候就只能跟富户借高利贷，利息在一半到一倍。万一碰到灾年，就只能卖田卖地。青苗法的设计初衷就是由国家代替富户，以自愿原则，向贫民投放贷款，利息在20%或30%。国家的本金从哪来呢？从常平仓和广惠仓而来。具体操作是，每年春，由政府贷钱于民。十户以上为一保，其中要有三等户为甲头，也就是担保人（没办法，这是政治任务）。按经济实力对人户分等，不同等额度不一样。第五等及客户（暂住人口）不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如果还有贷款余额，由地方上自行做主，可以适当提高三等以上户的贷款额度。城市民有物业抵押的，五家为一保，也可以按这个方法贷款。可见，青苗法其实已经有了金融性质，不仅农户可以贷，而且城市民也可以贷，贷款额度根据贷款人经济实力而定。易中天说青苗法是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我认为对广大农民更像是信用贷款，对城市民属于抵押贷款。
易中天的意思，青苗法的本金来自于常平仓和广惠仓，而常平仓和广惠仓本是非营利性质，所以青苗法应该免息，才算是“不忘初心”。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就是常平仓与广惠仓基本已经名存实亡，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比如常平仓，只在州治所在地设置，对县、乡则无能为力，也就是受益于常平法的百姓数量极为有限。正因此，南宋时朱熹才倡导社仓。加上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丰收则籴保护粮价，歉收则粜平抑粮价，这买进卖出的很繁琐，不少地方都不干这事了。再说，王安石用常平仓和广惠仓的本金行青苗法，无非是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后，用回收的资本金做新项目而已。至于这个新项目是公益类还是盈利型，似乎不应该被过分看重。此外，我觉得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故意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并没有取消常平仓和广惠仓的职能。青苗法的盈利，除了青苗法实行所需开支外，盈利主要用于兴修水利和常平仓、广惠仓的开支。
青苗法到底好不好，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青苗法会怎样？无非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贫户只能找富户（而不是找政府）借贷，承受一半到一倍的高利贷，这个状况，旧党也清楚，但是他们选择顺其自然。苏辙说得很直白，跟富户借，如果不还，富户自然有办法，最多是经济纠纷（似乎百姓死活他们可以无视一样）。如果是跟政府借而不还，那么政府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处理这些事，甚至要鞭笞用刑，那政府麻烦事就多了，这是何苦呢？说白了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再回到900年前，听听当时的反对之声，看看王安石的辩解又如何。
反对的声音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与抑兼并初衷相背离或取利于民为非
韩琦（河北安抚使）《论青苗》：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欧阳修（知青州）《言青苗钱第一劄子》：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盖二分之息，以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于民；所得不多耶，则小利又何足顾！何必以此上累圣政。
一句话，就是国家不能取息，你给的起就免费，给不起就不给，不能去赚这个钱。对利息这个事，王安石的答辩铿锵有力。他在《答曾公立书》中说：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甫，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舍于法，而世之者，不足言也。确实，能做慈善何必经营。但是如果完全按慈善来做，无法长久。只有作为经营，才能持续惠民。尤其是在北宋国库空虚的情况下，青苗法显得更务实。
2、禁抑配成空
韩琦《论青苗》：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且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
欧阳修（知青州）《言青苗钱第一劄子》：臣窃闻议者多以抑配人户为患，所以朝廷屡降指挥，丁宁约束州县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诸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尽钱表散而后止。由是言之，朝廷虽指挥州县不得抑逼百姓请钱，而提举等官又却催促尽数散表。故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散表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表钱不尽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由是言之，理难独责州县抑配矣。以臣愚见，欲乞先罢提举、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后可以责州县不得抑配。其所表钱，取民情愿，专委州县随多少散之，不得须要尽数，亦不必须要阖县之民户户尽请。如此，则自然无抑配之患矣。
执行过程中，的确出现政策走样的情况。执行者为了政绩，大量强制摊派，而且因为三等以上人户有经济实力，本来不需要贷，却反而多多给他贷；三等以下贫民本来亟需贷，但担心收不回来而少贷，不贷。对于这个问题，王安石也是承认的，他的建议是严惩违规抑配的官员。但是当王安石要反对派拿出搞抑配的地方名单来的时候，反对派却一点也不配合，说打死也不提供名单。
3、若遇两科连灾，难以为继，人户拖延，积压拖欠，失陷官钱
韩琦（河北安抚使）《论青苗》：大凡兼并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事，往往旧债未赏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随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
欧阳修（知青州）《言青苗钱第一劄子》：连料灾伤或人户无力或顽滑拖延，本料未纳，又请次料合表钱数，则积压转多，必难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灾伤，本料未曾送纳者，及人户无力或顽猾拖延不纳者，并更不支表与次料钱。如此，则人户免积压拖欠，州县免鞭朴催驱，官钱免积久失陷。
欧阳修（知青州）《言青苗钱第二劄子》：臣勘会今年二麦才方成熟，尚未收割，已系五月，又合表散秋料钱数。窃缘夏料已散钱尚未有一户送纳，若又表散秋料钱，窃虑积压拖欠，枉有失陷官钱。臣已指挥本路诸州军，并令未得表散秋料钱，别候朝廷指挥去后。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请灾伤未纳及人户拖欠不纳者，乞且不表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见，不敢缄默。臣窃见自表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所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表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阙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表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尔。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表秋料钱，使人户积压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个反对的理由就是信用贷款的风险问题。对此神宗皇帝都表示能理解，大不了就是国家亏点本钱，至少对百姓无害。可见，变法最高层也不是眼中只有财和利。
4、推崇常平仓制
韩琦（河北安抚使）《论青苗》：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
这个不值一驳了，常平仓如果能正常运转，惠及的也只有州府治所周边的农民，属县都覆盖不了，更不用说乡村。何况，到了北宋中期，常平仓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
反对派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腐儒之见，而王安石则闪耀着朦胧的现代金融思想，超越他的时代太远。所以尽管王安石在朝廷内外反复宣讲，但是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神宗皇帝都没有完全理解。到他罢相前夕，神宗因为《流民图》而质疑青苗法的时候，王安石很不耐烦地跟神宗说，关于青苗法我都讲了十数万字，您还有这么多摇摆，绝望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坚定地请辞而去。这是王安石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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