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非常坎坷，不但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扰，也经历了多次波折，整个过程异常艰难。尤其是在郑侠借用熙宁六年的北方大旱上书《流民图》后，熙宁变法遭受第一次重创，几乎到了被罢废的边缘。当时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以冯京为代表的保守旧党势力的逼迫，他们甚至请出了后宫的曹太后和高太后施压。另一方面则是北方旱情严重，无数流民遍地，老百姓民不聊生。旧党势力将大旱归咎于新法触怒上天，甚至声称只要王安石罢相，天上就会下雨，旱情就会得到缓解。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一度下令罢废新法，甚至还下达了《责躬诏》，向旧党势力做出让步。面对这种情况，再加上上书《流民图》的郑侠是自己的学生，王安石不得不选择请辞罢相。此时可以说是熙宁变法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如果王安石离开朝廷，新法罢废几乎成为必然，这次强国变法运动将以失败而告终。在此危急时刻王安石的副手吕惠卿站了出来，他一面组织人手写信挽留王安石，一面带领新党官员向宋神宗劝告哭诉新法的好处和不易。在他的努力下，宋神宗被说动了，停止了罢废新法的操作，新法得以恢复实行。
对于宋神宗在郑侠上书《流民图》后的决策变化过程，后世的历史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斗争形势来看，宋神宗的意志是非常摇摆的。他当时受到了来自于旧党势力的莫大压力，这个压力超过了熙宁变法初期。以冯京等人为首的旧党将新法与北方大旱结合起来，用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大旱作为新法原罪的表现。虽然从逻辑上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在古代政治环境下却是最好的道德绑架。而且他们请出了曹太后和高太后作为后台，这彻底将宋神宗逼迫到了墙角。
从这个情况看，当时旧党的文官集团和北宋将门军事贵族们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联合，目的就是将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措施废除。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宋神宗的心里状况几乎已经到了极限。此时郑侠送上的《流民图》则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决定暂时向旧党势力妥协。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流民图》上画的旱灾造成的流民的惨状，而是在于郑侠的特殊身份。郑侠作为王安石的学生，而王安石又是主持变法的宰相，这让宋神宗意识到新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也对他产生了政治危机。
宋神宗之所以在占据朝野大部分文官的旧党面前力挺新法，就是因为有着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官员的支持。为此他不惜大力罢黜反对新法的旧党官员，强行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可是当郑侠上书《流民图》后，这就将新党内部的政治危机摆在了宋神宗的面前，这甚至连累到了他的皇位。
实际上在这次王安石罢相前，虽然两派对于新法产生各种斗争，但还没有到党同伐异的程度，只是就新法的内容进行斗争。但郑侠和冯京发动的这次政治攻势，却标志着反对新法的旧党正式形成。他们的政治攻势不再只集中在新法上，更多的是对抗着支持新法的新党官员们。
郑侠的特殊身份让新党内部的危机摆在了桌面上，这让宋神宗犹豫是否再继续毫无保留地支持王安石及其下属。郑侠的《流民图》让旧党势力占据了道德绑架的高地，而他的身份又让新党无法团结，这让就将政治压力完全地引到了宋神宗身上。如果宋神宗在这种情况下还力挺新法，必然会成为天下旧党官员集火的目标，甚至危及到他的皇位。旧党势力出现了新的整合，原本互相敌对的文官和将门达成了联合，这是对宋神宗最为不利的情况。因此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宋神宗选择妥协，平息旱情带来的政治压力，也是情有可原的。
在宋神宗下达《责躬诏》三日后天降大雨，北方旱情得到缓解，旧党在对新党的政治斗争中赢得了第一次的胜利。于是旧党官员们普天同庆，在朝野之间互相祝贺，而新法则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处境。王安石也上书请辞罢相，正式罢废新法就在一线之间了。此时吕惠卿站出来扭转了颓势，起到了让所有旧党都意想不到的效果。吕惠卿组织官员轮流写信挽留王安石，这是题中应有之意，毕竟王安石是主持新法的宰相。只要王安石在，新法就不可能被废。吕惠卿又组织人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将郑侠送御史台问罪，这也是很正常的操作。
这次针对罢废新法的政治斗争，是从郑侠的《流民图》开始的。如果不拿下郑侠，这个事情就无法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前文讲过，郑侠能够通过银台司将《流民图》送给宋神宗，是因为管理银台司的枢密院被旧党掌控，旧党首领冯京便是枢密副使。郑侠和冯京很明显是里应外合的政治盟友，对宋神宗发起内外夹攻的政治攻势。而郑侠又是王安石的学生，这会让人误会新党内部一盘散沙，自己人都已经不信任王安石了。所以郑侠是必须拿下的，这是团结新党的必要操作，也是稳定宋神宗情绪，降低其政治压力的需要。
稳住了王安石，就稳住了新法的主心骨，就能将新法继续地推行下去。团结了新党就能给予宋神宗最大的支持，而且是政治上抵抗旧党压力的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的达成，让吕惠卿有了说动宋神宗收回成命，继续推行新法的足够理由。实际上宋神宗也不想废除新法，这不仅是他登基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是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之前的妥协都是处于多方面政治压力下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以他的年纪，肯定想着风波和旱情过后重新启动新法。吕惠卿正是抓住了宋神宗的这个心里，才成功地说服了宋神宗。
让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其中宋仁宗的遭遇是重要的突破口。从下达《责躬诏》三日后天降大雨时的朝野舆情来看，宋神宗就知道上了旧党的当。当时旧党普天同庆，认为自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王安石马上就要下野，新法被废就在眼前。他们丝毫没有想到旱情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也没有考虑如何赈灾济贫，救老百姓于水火。这就让宋神宗意识到，如果罢废新法，必然回到之前宋仁宗末年那种文官集团独霸朝政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富国强兵根本没有指望，老百姓的苦难越发的深重。
当初出现这种政治格局，就是因为宋仁宗庆历新政失败，让保守势力乘机夺取朝廷大权的结果。宋仁宗一念之仁，却丧失了朝廷的主动权，被保守势力牵着鼻子走。宋神宗可不想走宋仁宗的老路，所以他对此非常愤怒，当场就把庆祝下雨的保守官员们训斥了一顿。可骂人并不能解决问题，罢废新法的口头诏令已经下达了，没有合理理由追不回来的。就算他是皇帝要强行追回，那也得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这需要有人跟他一起背。吕惠卿借用郑侠违规上书的事情将其拿下，团结新党支持宋神宗，这给了宋神宗很好地恢复新法的理由。
当时有个有利条件是，已经天降大雨，旱情得到缓解，赈灾事务已经在积极地推行。因为新法带来的国库充裕，使得赈灾方面有充足的资源，这对新党非常有利。而且新党还占据着政事堂这个朝廷的核心机构，掌握着国家大权，所以还有扭转局势的能力。王安石虽然自请罢相，却推荐了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相当于把新党的事情都委托给他了。在吕惠卿身边活跃的邓绾、李定等官员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也是坚定的新党要员。他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把赈灾的事情做好，就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宋神宗来说，他心理上是不甘心被旧党如此打败的。从现实环境来看，政治压力已经大为减小，主要的压力因为旱情缓解了释放。王安石罢相后，旧党暂时无法掀起新的攻势，临时找吕惠卿当目标也显得弹药不足。事实上后来郑侠强行将吕惠卿、邓绾、李定等人打入奸臣行列，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暴露了他与冯京等人沆瀣一气的真相。宋朝最为忌讳党争，这是从建国时就开始的规矩。寇准、范仲淹等名相，都是因为党争的帽子而被拿下的。在王安石下野的情况下，旧党如果纠缠不放，宋神宗有充足的理由给他们扣帽子。
因为有吕惠卿团结的新党的支持，有旱情缓解降低的压力，还有王安石下野让旧党失去目标，这让宋神宗心中燃起了希望。况且王安石下野后并不是不当官了，反而能够掣肘对方已经下野的宰相级人物，如韩琦、司马光、富弼等人。因此宋神宗在吕惠卿的劝说下收回成命，放弃罢废新法的做法，恢复了新法的推行。因为有新党占据的政事堂的配合，改变罢废新法的诏令是毫无阻碍的。于是西宁熙宁新法一夜之间恢复，变法活动在此继续推行起来。而冯京等人这次的政治攻势除了逼迫王安石罢相外，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好处。
实际上这次政治斗争有个对旧党最为不利的地方，那便是王安石下野的危机迫使吕惠卿彻底将新党团结起来了。王安石为宰相期间，他手段比较温和，极力地避免朝廷出现党争的格局。因此他与保守的官员韩绛形成了默契，尽量避免政治斗争扩大化。即便他被迫罢相，也举荐韩绛做宰相，目的便是控制斗争的激烈程度。可吕惠卿不管这套，他与冯京类似，早就打算以党争来主导变法的走向了。当冯京用党争的手段将王安石拉下马时，吕惠卿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于是这次新法危机之后，宋朝政治正式进入了激烈的新旧党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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