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吕惠卿罢相外放后，统治朝廷的新党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现象，中枢也出现了罕见的宰相权力真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宋神宗任命吴充为宰相，接替王安石掌控政事堂。吴充作为保守派的大臣，对王安石变法是强烈反对的。他上台后积极与被贬谪外放的旧党领袖们联系，尤其是与避居洛阳修书的司马光密切通信，意图将旧党核心们重新起复，与新党争夺朝廷的控制权。然而这次整治行动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旧党不但没能重新起复，反而遭到了更大的打击。新党核心蔡确竟然能乘机上台，成为第三位拜相的新党领袖。
对于吴充谋划起复旧党的失败的原因，历史上有着众说纷纭的讨论，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从主流历史圈的意见来看，他们将吴充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王珪的忌恨和蔡确的政治攻讦。在很多历史学者的书籍中都提到，正式因为王珪对吴充的忌恨，才推荐了蔡确进入政事堂掣肘吴充。而蔡确进入政事堂后，利用权势打压旧党大臣，将吴充卷入政治斗争中，使他无力完成起复旧党的计划。最终吴充在宰相任上碌碌无为，又因年老病多，不得不罢相致仕。于是吴充和司马光谋划起复旧党的计划无疾而终，旧党再次在党争中遭到沉重的打击。
这种说法在很多历史著作中都长期存在，几乎形成了定式。可是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这种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只是就政治现象进行拼凑的结果。吴充无法完成起复旧党的计划，固然是王珪和蔡确的破坏，但从深层次看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际上从吴充拜相开始，他就并不是能够坐稳相位的人选，只是宋神宗的权宜之计罢了。在皇帝态度并不明确的情况，要将被贬谪外放的司马光等人召回朝廷，这显然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且在当时的政事堂和朝廷之中，新党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又怎么可能坐视旧党起复？
分析和评价吴充起复旧党的事情，必须要从宋神宗让吴充接替王安石出任宰相的意图说起。前文讲过，王安石之所以第二次罢相，其根本原因是新党因为内斗而分裂。王安石之子王雱因为是内斗的策划者，使得王安石难以在朝廷中立足，不得不选择自请罢相。王安石走了，但宋神宗的变法还要继续下去。尤其是当时宋神宗已经为后来的元丰改制做准备了，说明他并没有放弃变法图强的政治路线，自然不会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召回朝廷。从这个政治路线上看，吴充显然不是执行改革路线的宰相人选，宋神宗任命他为宰相是另有所图的。
综合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分析，宋神宗让吴充拜相，其实是看中了他特殊的人脉关系。吴充虽然是保守派大臣，但他的人脉关系非常广博。吴充出身于浦城吴氏，这是福建宋朝时最为著名的官宦世家之一。他的父亲吴待问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是当时的南派名臣杨亿的得意弟子。杨亿因为背弃南党，依附于宰相寇准，因而受到北党大臣的礼遇。吴待问因此受到北党照顾，官路上一帆风顺。吴待问两个儿子都非常出色，长子吴育是宋仁宗年间的副宰相参知政事，次子便是接替王安石出任宰相的吴充。
吴充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的姻亲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家族。其中次子吴安持的夫人便是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女儿蓬莱县君，长女嫁给了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次女嫁给了吕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幼女嫁文彦博之子文及甫。从人脉网上看，浦城吴氏可谓是横跨新旧两党，将宰相和副宰相子女们一网打尽，一时风光无限。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除了王安石家族外，其他的几家都是旧党的核心家族，所以吴充各人的政治态度是站在旧党的立场的。因此他一上台就开始动摇王安石在任时的政策，并与司马光谋划重新起复旧党。
由于王安石罢相后出现的权力空白期，宋神宗任命吴充为宰相就非常考究了。如果他任命的是新党大臣，对于正处于内讧中的新党而言就是火上浇油，加剧新党分裂。可面对即将到来的元丰改制，没有团结的新党是不能成事的，所以宋神宗不能选新党的大臣接替王安石。如果他召回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冯京等人，必然引发新党的群起而攻之。这样新党倒是团结了，可旧党却成为了改革的阻碍，未来的元丰改制也没办法操作了。但选择吴充这位在新旧两党都有渊源的大臣，反而起到了缓兵之计的作用。
首先，吴充是旧党大臣，一上台具有鲶鱼效应，迫使新党团结一致对外。其次，吴充的次子是王安石的女婿，新党在攻讦的时候不会下死手。第三，吴充占据了相位，旧党的激进派司马光、冯京等人又没法把他拉下台。第四，吴充的政治能力不强，想要摆脱新党的纠缠起复旧党，会出现迁延日久的情况。这样宋神宗便有了时间从容布置，为后来的元丰改制争取空间。事实上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吴充受到王珪和蔡确的掣肘，最终一事无成。他与司马光商议的，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并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的事也石沉大海。
吴充上台引起的鲶鱼效应还能解决新党分裂的问题，这个也许是连宋神宗和司马光都意想不到的。王安石罢相后，新党群龙无首，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为了对付吴充，蔡确站了出来，他弹劾三司使沈括，针对相对的拉开与旧党的政治斗争。他又利用相州“劫盗杀人”案将吴充扯了进去，使其无法顺利地起复旧党。然后激进的新党大臣知谏院张璪利用安南战事失利的事情攻讦吴充，使旧党大臣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起复之事几乎陷入绝境。面对新党团结攻讦，吴充完全没有办法，最终只能称病罢相，不久以后便病逝了。
从吴充谋划着起复旧党的情形来看，这一切都是被宋神宗完全掌握的。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控制之中，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司马光在信中还将废除新法寄托于宋神宗身上，实际上也有些天真的。宋神宗对变法的坚定，远超之前的宋朝各位皇帝。即便面对种种阻挠和困难，他依旧把变法图强放在了自己执政的第一位。吕惠卿组建新党可谓是给了他最大的支撑，用新党压制旧党，扫清变法的阻碍，也成了他的手段之一。可以说随着新法推进的深入，朝廷方面得益增大，宋神宗压制旧党的本钱越来越足，变法的意志就越来越坚定。
因此吴充和司马光谋划起复旧党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断灭了旧党依附于皇帝的念头，转而把目标对准了两位皇太后。至少从政治倾向性来看，两位皇太后也是坚定的旧党，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北宋将门集团作为支撑。这些从宋朝建立之前就存在的军事贵族，在宋朝北方民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对老百姓的影响也极大。当士大夫阶层与军事贵族联合后，这样的势力才足以与宋神宗、新党抗衡。所以在整个元丰改制期间，司马光都没有回到朝廷，而是选择避居洛阳，等待宋神宗露出破绽。
吴充的失败也给元丰改制扫清了障碍，尤其是蔡确和张璪利用这个机会攻讦旧党大臣，使得反对改革的声音陷入了空前的低潮期。官制改革本是变法中难度最大的，也是对士大夫官僚们政治利益侵害最大的。一般而言这种改革必然是阻力最大，推进速度最慢，甚至会遭到最强的反击。可是在这个背景下，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官制改革遭到的反对声却很小，相对顺利地就完成了。改革后的官制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皇帝对朝廷的掌控力度，也奠定了宋朝未来一两百年的政治基础。即便是在靖康之变后的南宋朝廷，也是以此为官制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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