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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祸盛唐(十五)李隆基用李亨挑起朝廷内斗,透支个人的政治信誉

唐玄宗李隆基废了太子李瑛后,又否定了宰相李林甫推荐的寿王李瑁,改立李亨为太子。然而李亨的太子却当得非常苦逼,不但被李林甫拉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且被李隆基猜忌。在李林甫和杨国忠发起的多次,针对李亨及其党羽的政治斗争中,李隆基都摆出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似乎并没有保护这个儿子的想法。因此很多历史爱好者也提出疑问,既然李隆基猜忌李亨,那为什么会册立李亨为太子呢?其实仔细分析史书上的记载,可以发现里面藏着很大阴谋。李隆基在拿儿子当诱饵,用一石二鸟的计策左右朝中内斗。

很多人看李隆基,要么看到的是开元盛世的强盛,要么看到的是奢靡无度的生活,以及天宝危机带来的安史之乱,却很少人直到他其实是个极其擅于权谋之术的帝王。李隆基拒绝李林甫推荐的李瑁,改立李亨为太子,就是他权谋之术最为典型的表现。

李隆基是从政变中走出来的皇帝,从他出生开始就被卷入了阴谋诡计之中。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变,从武则天时代一直到自己登基后,所以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有着深刻的认知。因此执政之时,李隆基是不相信任何人的,对朝中的宰相们都加强防范,对儿子和后妃也不例外。

开元初年,为了从武则天时代提拔武氏、韦氏、皇亲等权贵手中收回权力,他任用了姚崇宋璟为宰相。这些文官当宰相,通过励精图治强化国家,然后经过多方面的改革强化了朝廷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但这种做法却使得朝廷大权控制在文官集团之手,而皇帝受到朝廷制度的掣肘,无法乾纲独断。最为要命的是,由于李世民在玄武门开了坏头,太子成了朝廷政权的重要标志性人物。唐朝政治形成了一个惯性,那就是朝廷常利用太子的影响力掣肘皇帝的决策。因此太子党政变就成为皇帝最大的威胁,这让李隆基不得不防。

唐朝每一代皇帝执政时,都出现过太子党谋反的事情,所以皇帝向来把太子作为首先防范的对象。因此在李隆基看来,太子和朝廷宰相不能是一条心,否则自己的皇位就不安稳。李隆基是政变中走出来的皇帝,对太子党政变更加的敏感,所以防范这种政变更加严密。

所以当废太子李瑛与张九龄等人结党时,即便没有政变的意图,李隆基也会想办法将其除掉,防患于未然之中。同样当李林甫推荐李瑁为太子时,李隆基也不同意,反而提拔了反对李林甫的李亨为宰相。这就是避免太子与宰相勾结,也让他能够控制朝廷的主导权。

除了防范太子与宰相勾结以外,李隆基立李亨为太子的最大目的是分化瓦解朝廷中权贵的政治派系。他这种手段是典型了一石二鸟的计策,同时打击了朝廷中具有掌权欲望的多个政治派系。首先,李亨当太子后,亲李亨的门阀家族走上前台,其中以太子妃韦氏和太子良娣杜氏的家族势力浮出水面。这两家本来就是关陇门阀的大家族,在经过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三朝后,势力逐渐被削弱。韦氏在唐中宗时期一度掌权,但在唐隆政变中也受到沉重打击。但这些门阀家族从来不甘心失败,一旦有机会便争相插手朝政。

李亨当了太子后,太子妃韦氏的父亲哥哥便被提拔为御史中丞,地位相当于朝廷的副宰相。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的事务,具有监督百官的职能,实际上对李林甫独揽大权起到了掣肘的作用。而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是李亨当太子前的好友,他掌握兵权与吐蕃作战,却在政治上积极与李亨、韦坚等人靠拢。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宰相李适之在内的诸多文武大臣聚集到李亨身边,形成了新的太子党。由于李亨与李林甫的政敌关系,这波太子党便把目标对准了李林甫,朝廷新的党争便激烈地展开了。

这波党争是典型的以李亨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李林甫为首的武氏外戚的斗争。这种党争的危害特别大,不但让朝廷政治动荡,也会使国家因内斗而逐渐衰弱。但这种党争也减少了参与者对皇权的威胁,让李隆基更容易掌控朝廷。所以李隆基对这种内斗乐见其成,摆出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最后在这轮内斗中李林甫取得胜利,韦坚、杜友邻等太子党大臣被降罪流放或处死,就连李适之也被迫自尽。可是作为斗争胜利者的李林甫也不好受,实力遭到很大的削弱,尤其是身后的武氏集团,对政治斗争也产生了动摇。

可以说李隆基对这样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不断地挑拨朝中各派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这种政治斗争掌控朝政大权,享受着帝王权术的乐趣。他不需要把参与的派系彻底打垮,只需要扶持弱的一方,关键时候保住太子李亨,就足以左右朝廷局势。双方斗得越激烈,对各派系力量削弱就越大,对皇权的威胁就越低。到了李林甫执政的后期,李隆基干脆独立扶持杨国忠,使其替代李林甫的地位,延续这种朝廷内斗的场面。而李林甫派系中的大臣如王鉷等人极度杨国忠靠着妹妹的特殊地位掌权,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内斗。

从这些帝王权术中可以看出,李隆基把儿子李亨当做了挑动政治斗争的诱饵,而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却是排除异己的工具。他借李亨身为太子的特殊影响力将朝中激进的大臣和有野心的门阀贵族都调了出来,然后再利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一一剪除。这样一来,朝廷的势力在内斗中削弱,不足以威胁到皇位。但是也起到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那便是朝廷的精英们为了自保纷纷外放地方,使得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削弱。同时李林甫和杨国忠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也将国家大权不断下放,使得朝廷腐败横行,国家不断衰弱。

李隆基的这些操作完全不是一个皇帝和政治家该有的作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政客思维。这种思维把个人利益和欲望发挥到极限,完全漠视和国家和朝廷的政治需求,更没有考虑到民间和地方的变化。在李隆基通过这些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同时,也使得朝廷不断削弱,失去了控制国家大局的力量。而李隆基的个人信誉也在这些权谋之术的操弄中破产,以至于在安史之乱发生之时,地方上对朝廷的平叛安排纷纷采取阳奉阴违的对策。可以说天宝年间李隆基皇位的安稳,是透支朝廷资源和个人信誉来完成的,其隐患非常严重。

当朝廷资源和个人信誉面临破产时,李隆基就失去了对大局的掌控力。所以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大臣纷纷把矛头对准了李隆基最宠信的杨国忠,并提出处死杨玉环的要求。这说明朝廷上下已经不相信李隆基,而李隆基本人的信誉已经扫地。而在多年当政治诱饵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太子李亨,却在受苦时博得了朝廷上下的认可,得到可拥立登基称帝的机会。从政治的角度看,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被赶下台也是自己玩火自焚的结果。他用权谋之术操控政治,得到的只能是政治信誉破产的结局。如果没有李亨及时接盘,唐朝恐怕真的会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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