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指由皇家直接管辖、经营的庄田，肇始于唐代。明中期以后，皇庄数量暴增，史载明武宗即位后一个月之内就增设皇庄七处。皇帝带头，宗王与勋贵自然附骥而上，纷纷奏讨庄田，且多有得手。皇家、宗王及勋贵所夺占的土地，虽然号称出自原属国家官田的牧马草厂地，夺还勋戚的庄田，及荒地、湖田，但不可否认的是都为良田沃土，很多夺自民田。皇室、宗王及勋贵对对土地的无休止占有，导致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但国家的征收的总税额却没有减少。这又导致农民负担加重，从而严重地影响国家稳定。
海淀黄庄：传说由皇庄演变而来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厉行整顿前朝弊政，打压宦官，整顿吏治，限制外戚，清查宗室、勋戚强占的庄田，还田于民，世称嘉靖新政。
正所谓善财难舍，权利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对抗新政。就藩山东济南的德藩第二代王朱祐榕，就曾因为王府庄田被朝廷收回，而弹劾山东巡抚，纵容王府军校大闹济南府。
朱祐榕，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为德庄王朱见潾嫡子，生母德王妃刘氏。德庄王朱见潾共有三子，分别为朱祐樬、朱祐榕和朱祐桪。朱祐榕虽然居次，可因为是唯一的嫡子，故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九月，被册封为德世子。册封的正副使为武平伯陈能和刑部郎中顾佐。
弘治六年（1493年）十二月初三，德王妃刘氏薨逝，安葬于长清县东南四十里的青崖山（今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弘治八年三月，德王朱见潾上疏皇帝，请求准许他前往坟园探视，并让世子朱祐榕春秋两季前去祭扫。最终明孝宗准许朱见潾每年前去探视一次，世子朱祐榕则每年春天祭扫一次。父子俩就此获得宝贵的离城外出机会。
“己丑……德王以其妃刘氏薨，奏请自往坟所看视，及令世子祐榕春秋祭扫。上曰：'皇祖训戒子孙，惓惓以谨出入为言。坟所离国城远，岂宜数往？今叔王葬妃，宜止一次往视，每岁春令世子祭扫一次。’”（《明孝宗实录》）
长清五峰山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二十二，德庄王朱见潾薨逝，包括受封荣王的时间在内，共在位66年。这个在位时间，有明一代没有哪个皇帝能与之争锋，即便是放在藩王之中，也是位居前列的存在。
《明实录》记载德世子朱祐榕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袭爵，持节前往册封的正副使，为会宁候孙杲和翰林院编修张潮。
“乙酉……册封德世子祐榕为德王，赵世子厚煜为赵王……郑王祐檡原以东垣王进袭，其庶长子厚烔仍封东垣王。告庙，传制。遣会宁候孙杲等为正使，翰林院编修张潮等为副使，持捧节册行礼。”（《明世宗实录》）
按这一记载，从先王去世到他袭爵，中间间隔整整四年，远超二十七个月的孝期，属于正常袭封。而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在朱祐榕的奏请下，朝廷给予其每年一千石的养赡米。这更坚定了阿越对记载的确信。
因此写辽庄王朱致格时。当还是辽世子的朱致格，于嘉靖二年（1523年）闰四月上疏朝廷，援引“德王幼榕例”，请求准许他不待服满丧期就袭爵。阿越还嘲笑他不惜背负不孝之名想要提前袭爵，结果连援引的实例都会弄错，也难怪会被明世宗一口回绝。
“丙寅，故辽恭世子致格援德王幼榕例，请不待服满册封。上不许，令免丧后行。”（《明世宗实录》）
但收集朱祐榕相关资料时，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他很可能真不待服满丧期就袭爵。《明实录》记载，号称与其同日袭封的赵世子朱厚煜，曾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上疏朝廷，援引“德世子例”请封。
“辛丑……初，赵王薨，命世子厚煜管理府事，俟服满袭封。至是，厚煜复援德世子例申请。命先准封。”（《明武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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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王世子这么说，可能是他援引实例时出错，但一而再的有亲王世子要求援引朱祐榕为例，请求提前袭爵，必然是确有其事。故阿越认为《明世宗实录》的记载有误，朱祐榕的袭封时间应当在正德十四年，具体应当在七月之前。《明实录》内容浩繁，出错在所难免，同一王妃被册封两次有之，宗王讣告之中在位年数大于寿年的有之，错记朱祐榕袭爵时间实属正常。
德庄王朱见潾在位期间，对德藩而言是最美好的时代，历代皇帝对于他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德藩的财富暴增，尤其是土地一项，单见于《明实录》的奏讨所得就多达近七千顷。加上之国时被赐予的原齐、汉两府遗留庄田，德藩手中的庄田数额就算没有万顷，也有八九千顷。
宗室、勋贵的狂欢，对平民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皇帝带头建立皇庄，宗室、勋贵滥请设立庄田，使得掌控在国家手中的田地，也就是能征税的田地急剧减少，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自洪武至弘治一百四十年间，在册土地减少一半有余，“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以至于正德朝流民数量高企，最终转化为规模庞大的刘六刘七起义。
明世宗即位之初还算勤政，通过嘉靖新政一改正德朝的颓败，清查土地，还田于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
嘉靖八年（1529年）四月，奉命清查勋贵庄田的户部左侍郎王轨，上疏称勋贵之家“占据膏腴，跨连郡邑”，长此以往以天下有限的田土根本不够他们侵吞，因此提议限制勋贵对土地的占有量，按照品级、亲疏划定占田额度，多占的田地视情况划出部分充作墓祭之费，其余的没入官地，“以备边储”，同时“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明世宗对此非常认同。
“上然之。因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明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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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宗室、勋贵田土就此展开，由京畿一路向外拓展，波及整个帝国。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土地兼并带来地积弊及冲突，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一场庄田保卫战就此打响。
清理工作启动之初，户部给王府庄田划了一道线，以宣德朝为界，凡是宣德朝以后获得的王府庄田需要尽数退还。按照这一规定，只有靖江王、太祖系、太宗系及仁宗系藩王可以保留部分庄田，英宗系以下藩王的庄田全数在清退之列。自然让英宗系以下藩王大为不满，身为英宗系藩王之首、庄田众多的德王朱祐榕，因此与山东官府爆发激烈冲突。
山东巡抚邵锡在接到诏令后，认为德藩及就藩青州的衡藩（明宪宗第七子朱祐楎的封国），就藩沂州的泾藩（明宪宗第十二子朱祐橓的封国），之国时间俱在宣德朝以后，所以两府的庄田都需清退，划归官府管理。
朱祐榕当然不肯就范。因为藩王奏讨庄田，往往用的是山场湖坡等名目，故诏书中也以山场湖坡，这给了他钻空子的借口。他表示，德王府所获得的是庄田，并不是什么山场湖陂之类，诏书中并未提及要革除庄田，凭什么将我家的庄田全部回收？为此朱祐榕多次上疏陈情，内中多有指控邵锡违法乱纪之语。
明世宗的处置方式很有意思，直接将此事的勘查权下放给山东巡抚邵锡。让被告充当警察侦办案件，真是拉的一手好偏架。邵锡很快将勘核报告上呈，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德王称本次查革不及庄田，但所谓山场湖陂指的就是王府庄田。因为王府在讨得山场湖陂后，会将周边的田地圈占一尽建立庄田。为此还列举泾藩名下的七处草场、湖泊皆称庄田作为例证。
二、王府奏讨的所谓荒地，几乎都是民间已经开垦的熟地。
三、获得庄田之后，纵容王府军校横征暴敛，所收田租远高于原先的税粮，百姓不堪摧残以致地方骚然。然而王府从中所得不过十之二三，其余部分被相关官校侵吞。那群奸险小人得了实利，亲王却要背负骂名，何苦来哉？
四、德王享受一万石的岁禄，且全支本色，单此一项就得利数倍于同样就藩山东的鲁王。
最后他总结道：如此，德王何苦蝇营狗苟于垄亩之利！并痛斥德藩承奉以下人员朋奸党恶，贻误败坏亲王名声。
为表示自己没有徇私，还直言自己因清退亲王庄田一事，与德王存在冲突，要求朝廷派人再次进行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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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部议后，给出一个中间方案，即将王府庄田分成两部分，封国之初所获得的庄田不在革除之列，其后奏请获得的一律革除。同时王府不得直接管理庄田，有当地官府负责征收田租，再行转交。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户部乃酌议：'宣德以后，王府有封国之初原请庄田，非山场湖坡。而王府禄粮多阙，用度不给者，皆听留用。其之国以后及传数世者，凡有奏请，即系庄田不得议留。其庄田子粒，悉委有司徵收，入之王府，荒岁勘免如例，不得仍用管庄人役。自今承奉以下，不奉明诏致王奏扰者，重罪之。’上从部议，命谕各王府长史司启王，务遵处断，勿得轻信发置奏扰。”（《明世宗实录》）
根据这一诏令德藩大量庄田被回收，只有初封时获得的庄田得以保留，可谓是损失惨重。朱祐榕因此对山东巡抚邵锡恨极，上疏攻击对方。邵锡也不客气，上疏自辩的同时还以颜色。以至于庄田处置完毕之后，双方依然攻讦不休。
仁宗系及其以后的藩王，手底下没有护卫军，护卫工作由负责礼仪及扈从的仪卫司担任。德藩仪卫司军额一千七百余人，其后出现逃亡及绝后问题，以至于军额不足。朱祐榕不经禀报，依据传统私自从仪卫司军余中选拔补充。
此举显然不符合朝廷制度，邵锡抓住这一点，行文德藩长史司，要求对方核查本府仪卫司军校具体情况禀报。德藩长史司自然知晓邵锡要干什么，所以不屑于搭理他。
眼见对方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一计不成的邵锡再生一计。与宗室岁禄一样，藩王仪卫司军校的俸禄也由地方官府按月发放。是以邵锡传令给济南知府杨抚，要求他在发放德藩仪卫司军校月粮时，按照名册校对，只给在册军校。
王府沟通大明湖的玉带河：济南曲水亭街
竟然敢在德王府头上动土，你给我等着。
发粮当日，德藩军校拒绝领粮，鼓噪着径自散去。随即仪卫副薛宁率领千余仪卫司军校以巨石捣毁济南府署门，一拥而上逮着粮通判刘知之一顿羞辱殴打之后，将其拖进王府，良久才释放。
冲击府衙，殴打、拘禁命官，形同暴乱，打得是朝廷的脸，即便是宗室都要吃挂落，何况只是藩王仪卫司的军校。以邵锡为首的山东高层迅速将德藩仪卫司的凶横残暴罪状上报，并弹劾德藩辅导官辅导不善之罪。
朱祐榕也不客气的上疏自辩，为冲击府衙之事请罪的同时，弹劾有关官员，诬告巡抚邵锡、知府杨抚、通判刘知之悖慢无礼，不敬亲王。在《皇明祖训》之中，这也属于重罪。
明世宗自然知晓此事因何而起，故继续拉偏架，只派区区给事中郭应奎前往山东，命他会同山东按察使共同调查此事。
嘉靖十一年（1532年）八月，明世宗根据调查结果做出最终判决：命巡按御史逮问德藩长史梁榖、杨孟法；带头闹事的仪卫副薛宁调往边卫任职；陶荣等闹事军校发配边缘卫所充军。闹到这个地步，巡抚邵锡与德王朱祐榕定然是无法再同城而处，故将其调往他省，同时罚俸三月。虽然有些不痛不痒，可也算是给了德王一个交代。当然朱祐榕也少不得挨一顿训。
“上以长史梁榖、杨孟法辅导无状，下巡按御史逮问，薛宁调边卫，其军校陶荣等发边远卫分充军。锡以处事乖方，调外任抚，夺俸三月。仍谕王令谨守侯度，勿狥群小，致滋多事。”（《明世宗实录》）
大闹济南府只是为出口气，无助于拿回庄田，且就结果而言德藩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都没能做到，充其量只能算是伤敌皮毛自损一千。故事后朱祐榕也学乖了，开始打亲情牌、时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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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藩王庄田之时，户部最初的设想是宣德朝及其以前的，因年代久远且数量相对较少，故予以保留，也算是卖藩王个好，以便工作顺利推进。此举遭到英宗系、宪宗系藩王的激烈反对，不得已之下户部只能妥协，表示各藩可以保留之国时所获得的庄田。
朱祐榕拿回本藩的初始庄园后，又上疏皇帝，宣称朝廷处事不公，理由是德藩只能保留成化三年（1467年）前后的庄田，可徽藩连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庄田都可以保留，泾藩更是得以保留弘治十五年（1502年）获得的庄田。因此援引泾、徽二府之例，要求朝廷归还更多庄田。
对此，正在厉行革新的朝廷自然不屑搭理他。毕竟一旦开了这个口，那其他藩王都有了要求朝廷归还庄田的理由，如此此前的动作岂不成了无用功？
但是德王殿下也是犟，撒泼打滚地表示我不听我不管，反正朝廷处事就是不公平，因此必须个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主持嘉靖新政的，是一度被认为是媚上佞臣的嘉靖朝内阁首辅张璁，对他的功业史籍多有赞颂，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明世宗实录》）。可随着他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因病致仕，明世宗本人又沉迷于修仙之中，嘉靖新政也陷入人亡政息状态。
朱祐榕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再次上疏朝廷，援引泾、徽二府之例，请求归还庄田。户部强烈反对，皆因泾、徽二府能保留成化后期及弘治朝的庄田，乃是徽王朱见沛、泾王朱祐橓就藩的时间就在那时，所以保留的庄田本身是其之国时所得，而屡屡奏讨的庄田最早也是德庄王朱见潾之国十五年之后才获得的，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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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沉迷于修仙无法自拔的明世宗，已经被朱祐榕搞得烦不胜烦，不顾户部的反对，下令将白云、景阳、广平三湖田地。为防止朱祐榕再闹事，还买一送一，将三湖庄田的管理权也一并交给德藩，令其自行收取田租。
“癸酉，复给与德王祐榕白、景阳、广平三湖地，令自收其课。德庄王归国时请得前地，迨嘉靖八年例革还官。既而诸藩乞复不已，户部议量还其初封所得者，故泾、徽二府获允所请。至是德王援以为言。户部执言德庄王地，去封国时十有五年，比二藩就封时即得者不侔，宜寝其请。诏特与之。”（《明世宗实录》）
嘉靖十八年（1539年），德王朱祐榕薨逝，具体时间当在七月以后，因为明世宗下令归还德藩三湖田地发生于当年七月。朱祐榕在位20年左右，享年69岁，朝廷赐谥曰懿。
谥法之中“懿”作柔克之意。所谓“柔克”，共有两个意思：一指和柔而能成事，一指柔忍克制，即行事柔和不强硬，却能成事。故“懿”是一个美谥，谥法有“温柔贤善曰懿”、“温和圣善曰懿”，“体和居中曰懿”，“文德充实曰懿”等。
朱祐榕因为庄田被朝廷收回一事，与朝廷拉锯长达十来年，甚至诬告本省巡抚，纵容王府军校大闹济南城，所作所为与“懿”完全不搭，以此为谥号，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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