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刚吃过午饭，就着急赶去办公室。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他，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中午很少休息。
李克农一边走，一边咳嗽，咳得非常厉害。他患哮喘多年，虽经诊治，却始终没有治愈，加上日夜操劳，休息不好，一咳起来非得吃药，否则很难平静。
走到办公室的台阶上，李克农咳得已是上气不接下气，脸憋得通红，一阵头晕目眩，他想伸手扶住柱子，不料脚下一个踉跄，仰面向后倒去，头部狠狠砸在石头台阶上，顿时鲜血直流，当场休克，人事不省。
这次摔伤的后果十分严重，李克农被紧急送往医院，初步诊断为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深度昏迷。病情万分危急，必须立即抢救，否则生命危矣。
李克农
李克农受伤的消息立即被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紧急调集全国最优秀的脑外科专家立即赶往北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组织抢救！
经过紧急抢救，李克农的命暂时保住了。但是由于颅内出血难以处理，仍处于昏迷状态，对外界刺激几乎毫无反应，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但是组织上没有放弃，李克农的亲人们也没有放弃，李克农本人更没有放弃。
这位低调神秘的“红色特工之王”，与无数狡猾阴险的敌人斗法，打败了多少穷凶极恶的对手，经历了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却总能化险为夷。
如今，他在睡梦中与死神做着更加艰难的斗争。
经过2个月与死神的搏斗，李克农创造了又一个奇迹，他醒过来了！
李克农虽然醒了，脑部功能却还没恢复，不能开口说话，大部分记忆丧失。看到李克农这副模样，同志们、家人们都很难过，他本人也很难过。
一天，李克农的儿子李伦正在父亲身边照料，突然听到父亲口中发出一阵声音，他一个激灵，立即把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
“王…石…坚……”李伦听了好几遍，终于确认父亲不是梦呓，而是有意识地说话，他不停念叨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王石坚。
王石坚是谁？父亲和王石坚是什么关系？父亲昏迷许久后说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是王石坚？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让父亲至今耿耿于怀？
一连串的问号闯入李伦的脑海。考虑到父亲刚刚能开口，李伦没有追问，劝父亲好好休养，但王石坚这个名字却刻在他的脑海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58年3月，经过一段时间休养，李克农的病情趋于平稳，记忆也完全恢复了。
这个时候，李伦才向父亲问起“王石坚”这个名字。
王石坚……听到这个名字，李克农的记忆飘回了十年之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段波云诡谲的历史……
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1911年出生在山东文登。出身书香世家的他自幼博览群书，成绩极佳，17岁考入东北大学，后来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
跟当时很多进步青年一样，王石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
革命很危险，随时可能丧命，但王石坚并不畏惧。
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从事地下工作的王石坚被敌人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秘密编发进步刊物，与敌人英勇斗争，为时人敬佩。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经过周恩来等人斡旋，王石坚被释放出狱。4年的牢狱生活，王石坚经受住了考验，也赢得了组织信任，被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1年夏，王石坚被进一步委以重任，进入中共中央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时任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主要任务是搞情报。王石坚的职责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发展地下情报组织、联络地下情报人员、搜集情报。
王石坚胆大心细，有地下工作经验，情报工作搞得也很出色。
从1941年到1947年的6年间，他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覆盖兰州、北平、保定、沈阳等地的情报网。这张情报网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靠着源源不断的可靠情报，把敌人耍得团团转。
可以说，王石坚为我党情报网络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李克农曾高度评价说：“（王）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党情报史上有“龙潭三杰”之说，即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来又有“龙潭后三杰”，即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其中最为人熟知、最具传奇色彩的是熊向晖，他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送出了许多重要情报，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少为人知的是，负责联系这“后三杰”的人，就是王石坚。
龙潭三杰
这样一个掌握核心机密的人，一旦被捕泄密，后果是灾难性的。
不幸的是，这一切当真发生了。
1947年9月29日，王石坚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作为我党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怎么会突然被捕？他是如何暴露的？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太大意了。
中央社会部打造的情报系统覆盖全国，不仅负责搜集军事情报，还要搜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各领域的情报信息，然后通过设在国统区的秘密电台发出。
当时电台设备落后， 发出的电报经常有错字，上级收到情报后往往还要回电核实。为备上级核查，电台需要把发过的电报底稿保留一段时间，确认无用后才销毁，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一旦被敌人发现电报底稿，电台和情报人员就会暴露。
再就是通报时间过长。
国民党特务破获我方电台的方式是侦听无线电，发现可疑信号后再派出无线电监测车锁定具体位置，一个电台收发报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发现，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以王石坚系统的北平密台为例， 每天通报时间经常达6、7个小时，暴露的风险很大。
我们的情报人员当然知道这个风险，但是为了尽可能搜集更多情报，他们还是不顾危险，夜以继日地工作，时间一长，还是暴露了，而暴露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1947年9月，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孙连仲通过党外进步人士余心清联系上了我党驻北平情报员董明秋，表达了率部起义的愿望，请周恩来速速派人来谈。
董明秋通过北平密台电告中央前委，周恩来分析后认为孙连仲的态度尚不明确，而且所率兵力不多，贸然起义风险很大，便复电董明秋，劝孙连仲放弃起义。
郑介民
但是余心清太冲动了，居然公开宣布说“孙连仲组成第三实力， 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结果被媒体抓住把柄，宣传说“北平大有西安事变之势”，把孙连仲比作当年逼蒋抗日的张学良。蒋介石一听这还了得，立即责令保密局严查此事。
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是个经验丰富的特务头子，他判断我党在北平肯定有秘密电台，孙连仲很可能通过密电与我党联系，便严令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加紧侦察。
马汉三得令立即行动，动用美国最新研制的空中测向仪，确定了我党北平密台的大体方位， 然后派出“飞贼”之称的段云鹏，秘密侦察电台的确切地点。
段云鹏学过武功，身手了得，尤其擅长轻功，翻墙入户，如履平地，甚至偷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府邸，他拿出当初盗窃的手段，挨家挨户地秘密侦察，终于在京兆东街24号发现异常，锁定了我党北平秘密电台的具体位置。
1947年9月24日深夜，李政宣、孟良玉等像以往一样架起电台，准备向西安方向发电。突然，房门被哐当一声撞开，一群便衣特务闯入室内，李政宣等4人当场被捕，电台、密码表、情报底稿和大量活动经费悉数被搜缴。
北平秘密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后果则是灾难性的。
李政宣是我党北平密台负责人，他被捕后很快叛变，供出了北平电台的3个地下情报小组，一场大搜捕后，我党北平电台情报员全部被捕，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殆尽。
紧接着，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出卖了沈阳的同志，导致沈阳情报小组被破坏。
北平、沈阳情报组的直接上级，就是我党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随着这两个情报组被破坏，数十人被捕，多人叛变，敌人把枪口转向了王石坚。
1947年9月28日，北平电台被破坏4天后，保密局特务从北平赶到西安，逮捕了我党西安情报站情报员耿效文，不过被捕后，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此时的王石坚就在西安，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耿效文被捕的消息，却不知北平情报站已被破坏，思来想去，他没有选择转移，而是决定冒一次险，亲自去一趟北平。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错误的决策。北平电台已经连续4天没有消息，一定是出了问题，此时应该果断采取措施“止损”，而不是冒险前去，再做无用的努力。
1947年9月29日，就在准备飞往北平之际，王石坚在机场被捕。
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震动，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等人努力营救王石坚。
然而，几经努力，王石坚非但没能获释，我党的损失反而扩大了，承德站、西安站、兰州站等陆续被敌人破坏，44名情报员被捕，受牵连被捕者多达123人，谢士炎等5名情报员被害，成为我党地下情报系统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李克农更是深感内疚。
回顾此次事件，主要原因在于客观，是北平情报站疏忽大意，长时间发报引起暴露风险增加，跟李克农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一百多名同志被捕，让他深感内疚，心情沉痛，接连几天辗转难眠，专门写出检讨，请求中央处分。
周恩来倒是不以为然，表态说 “有此检讨即可， 不必议处……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 何况是秘密战线呢？ ”
李克农
听了周恩来的话，李克农心里好受了一些。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王石坚没能像1933年被捕时坚贞不屈，他被捕后写下一封自白书，将大多数下属向敌人供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48年11月被押往台湾。
正因为这段经历，现在很多文章认为王石坚是我党地下情报系统遭受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声称中央在1956年将王石坚定性为“叛徒”，人人欲得而诛之。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直至如今，我党从未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管周恩来，还是康生、李克农，或者其他权威史料，都没说过王石坚是叛徒。
王石坚的自白书、审讯记录都有国民党保密局的档案记录，如假包换。既然如此，中央为什么没有认定王石坚是叛徒？这或许与他保留了最核心的的机密有关。
王石坚麾下的情报员众多，但最重要的有三个，就是前文所述的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三人在国民党内潜伏很深，作用极大，归属王石坚直接领导，熊向晖获取的一切情报都必须经过王石坚转送给延安。
如果王石坚真心叛变，刻意讨好敌人，首先就要出卖这三个人，而实际情况是王石坚并未出卖熊向晖等人，反而是在敌人询问熊向晖等人与他的关系时，说他“利用”了熊向晖等人，显然是在刻意保护。
此后，“后三杰”身份始终没有暴露，继续潜伏，安然无恙。
后三杰
事实上，直到1949年5月，周恩来也没有说王石坚是叛徒，还在考虑如何想办法把王石坚要回来，他曾亲口对罗青长和熊向晖说过这样一番话：
王石坚的事， 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 那当然好……现在事情已经过去， 你们都安全。 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1984年，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央组织部对“王石坚情报系统人员被捕问题”进行了复查，报告中确认了王石坚出卖同志的行为，仍然并未将其定性为“叛徒”。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揣测王石坚被捕后是刻意投向敌人，以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潜伏的。
这种说法当然缺乏权威资料支撑，但是只要中央一天没有认定王石坚为叛徒，我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说王石坚是叛徒，这背后或许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王石坚情报系统事件的教训十分沉痛，给李克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让他耿耿于怀。同时，对于王石坚是否叛徒的定性，也让他难以释怀，否则他不会在1957年昏迷60天后醒来，恢复记忆和语言能力后，一上来就反复念叨王石坚的名字，而且久久。
不过，在李克农提起王石坚时，心情一定是复杂的，因为王石坚曾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同志之一，他曲折复杂的经历竟使得中央都无法轻易对他定性，始终没有认定他是不是叛徒，这也成为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一桩疑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石坚到台湾后，恢复原名赵耀斌，出任“匪情研究所” 少将副所长、“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等职， 与一名女子结婚，80年代末90年代初病故。
伴随周恩来、李克农、王石坚、熊向晖等人的先后病逝，王石坚究竟是否叛徒、中央为何不对其定性的疑案，或许永远没有揭开真相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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