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孙辰对于鲁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对于鲁国国君，不可谓不忠。然而，一百多年后的大圣人孔子对臧孙辰的评价却是“窃位者”，即于国不忠、于人不仁，他认为臧孙辰有“三不仁”与“三不知”。三不仁为废六关、妾织蒲、下展禽；三不知则是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
首先说说“废六关”与“妾织蒲”。
这两句的意思是臧孙辰在主政期间增加了六个关卡收缴赋税，让自己的妾室编织草席贩卖与民争利。对于这两件事，我倒认为放在春秋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增收赋税以充实国库，妾织草席以增加生产，促进了鲁国工商业的发展，弥补了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算是利大于弊，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虚器”与“纵逆祀”是指臧孙辰给占卜用的大龟盖了一间豪宅、纵容鲁国大夫夏父弗忌不按祭祀顺序，把后即位的鲁僖公神主排到先即位的鲁闵公神主之下，而臧孙辰不加制止。这两件事放在现代看也许没什么所谓，但在当时都是违礼的行为，孔子一生秉承周礼，主张克己复礼，臧孙辰作为鲁国执政，却带头破坏礼制，孔子自然对其不满。但纵观臧孙辰一生，不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显得不拘一格，只要为国家为人民有利，都可以为其所用；他辅政务实，不墨守周礼，却始终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我想，这就足够了。
至于“祀爰居”与“下展禽”两件事，都是和柳下惠相关的。在此我们可以顺道再介绍一下展喜的兄长柳下惠。
“祀爰居”记载于《国语》，讲述的是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故事。一只名为“爰居”的海鸟停留在了鲁国都城东门外好几天了，臧文仲让都城的人都去祭祀它。柳下惠却说，臧孙处理政事太迂腐了，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而制度使政事得以推行，所以要谨慎地制定关于祭祀的典章制度，作为国家大典。现在无缘无故地增加祭祀，不是处理政事所应该做的。而且圣王创制祭祀的原则是，凡是订立法规对人民有利就祭祀他；为国事辛勤而死得就祭祀他；用政绩使国家安定的就祭祀他；解除百姓严重祸患的就祭祀他，除此之外，不能列在祭典之中。所以柱、后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人，才能受到后人的祭祀；此外祭祀土地、五谷和山川的神，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功绩的；祭祀先哲和德行高尚的人以表诚信；祭祀天上的日月和星辰以瞻仰，祭祀地上的五行来生存繁殖，祭祀九州的名山、江河和沼泽来感谢它们出产财物器用。而海鸟“爰居”飞到鲁国，还不知道它为什么飞来，也不见得它对人民有什么功德，这样就决定祭祀它，实在不是仁德和明智的举措。仁德的人，要讲求重视功绩，明智的人，是注重考查事物的。没有功绩而祭祀，是不仁的；不了解而又不向别人询问，是不明智的。大海中的鸟兽常常预知躲避海上的灾难，恐怕是海上将要发生什么灾祸吧。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这一年海上常有大风，冬季又过于温暖。这件事不但说明了柳下惠为官的正直，也表现出他对圣王礼制的熟悉，这也是他受儒家思想重视的原因，所以后世的孔子称柳下惠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称他为“和圣”。
“下展禽”顾名思义，就是让展禽屈居自己之下。鲁僖公时，臧孙辰为司寇，是鲁国辅政重臣。柳下惠为士师，主掌刑狱，是臧孙辰的下属，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坎坷，但是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所以有了 “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的说法。
然而放眼当时的国际环境，大国争霸，夷狄相侵，外在环境十分险恶，如果小国要生存，就需要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一昧秉承礼制的空想家。臧孙辰与柳下惠并非个人恩怨，他作为鲁国执政，自然要事事以国家为先，以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而孔子当时的处境，也正是被鲁国季氏家族压制而郁郁不得志，因此产生了对柳下惠同病相怜的同情。因此，孔子对臧氏的评价，我个人觉得的确有失公正。
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三月，四朝元老臧孙辰去世，他的死去也意味着着鲁国公室与三桓家族的权力平衡被打破，鲁国从此以后国君权力日益衰微，开始了三桓政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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