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野战军所属第二十兵团的前身是原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是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改称的，并直属中共中央军委。所辖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也是由原第三兵团的第一纵、第二纵、第六纵改称。
第二十兵团也是一支以八路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部队。与第十九兵团同属于晋察冀军区。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后任师政治委员）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以及地方工作团部分人员共约3000人，在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与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组成河北游击军，以及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三八八旅第六九一团在团长吕正操（中共党员）率领下誓师抗日的人民自卫军，组合建立晋察冀（察，察哈尔，今分属内蒙古、河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军分区（其地域通常称为北岳区）。
从1938年初至1943年底，晋察冀军区部队与八路军第一二O师配合，多次进行破袭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围攻和“扫荡”。
1944年春，晋察冀军区开始攻势作战。9月，为适应斗争形势和恢复发展部队的需要，成立4个下属军区：冀晋军区，赵尔陆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冀中军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林铁任政治委员；冀察军区，郭天民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春、夏季，晋察冀军区部队继续进行攻势作战。冀晋军区进行了雁北战役；冀察军区进行了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奉命编组野战军和地方军。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恢复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7—10月，在国民党军东西夹击张家口的形势下，晋察冀军区部队与晋绥军区部队共同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及张家口保卫战。
1946年10月，当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撤离张家口，野战军主力西进时，战场出现了新情况。军区情报部获取国民党第三军军部、第七师，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在军长罗厉戎率领下离开石家庄的情报。这一情报让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们颇费琢磨，不知真假。
这份情报是一个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光了解到，并上报给晋察冀根据地的情报机关的。
晋察冀根据地的情报机关是从抗日战争中开始建立的，并且有几个系统。地方上，各县有敌工部，靠近城市的地方有城工部，中央局有社会部；部队系统，军分区有侦察科、敌工科，军区有情报部··这些情报人员，像大树下的根须，伸向敌人据点里各个要害部门，在与日军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开始，这些情报部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北平、石门、保定等大城市都有秘密情报站，它们继续发挥着作用。罗瑞卿在北平军调部期间，还利用合法身份，联系了一些抗日战争中的，后来因种种原因失散或丢掉联系的地下情报人员。
10月初，社会部随晋察冀中央局撤到涞源。领导派红军干部王文立即化装到北平接管电台。因为北平的电台经常和解放区联系不上。王文在苏联受过训练，不仅能收发报，还能熟练地修理收发报机。
王文到了北平，与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甘陵接上头，住到了阜成门内的苏省吾家。苏省吾是老北平人，家是破落地主，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后参加地下党。他养鸟拉胡琴，开了一个店铺，领导都认为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地下党的电台设在他家里不容易引起怀疑。为了掩护地下党的电台，苏省吾又开了一家收音机修理铺，自任经理。王文到北平后，去他家的修理铺当了修理技师，作掩护职业。
时隔不久，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光了解到蒋介石让罗厉戎的第三军北移保定，甘陵还搞到了这次军事行动计划的复写件。他们立即将这些情报转给了王文，王文把电报分成几份，发给了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收到情报后，不敢确定情报的真假。因为，国民党军队随着在战争中陷入被动，加强了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和反侦察工作。华北敌军也不断制造假情报，让你真假难辨。也许敌人故意给你一个假情报让你上钩。晋察冀军区在没有判定王文送出的电报是真是假时，当然不能动作。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也在和晋察冀军区“捉迷藏”，就在罗厉戎率第三军从石门出动前，北平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还给罗厉戎发了一个亲自签发的假电报，让罗厉戎率部去河间，夹击共产党地方部队。接到电报后，罗厉戎吓了一跳，还以为蒋介石变卦了呢。
紧接着，关于罗厉戎第三军从石门出动的情况，源源不断地发到聂荣臻手里。
潜伏在石门的第四军分区石门情报站最先发现敌人的异常动向。打人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曲仲生、底玉卿、张风昌、潘树清等人，很快发现石门敌人的卡车蒙着帆布不断开进开出。那是敌人准备带走的武器装备和食品在集中装车。罗厉戎和他的部属在接收石门时，得了不少“洋财”，都准备这次撤退时带走。
第三军出发的前两天，迹象更明显了。敌人一些军官太太开始变卖不能带走的衣物。地下党员底玉卿的爱人杨亚丽也是情报人员，这天上街，她看到沿街坐着一溜花枝招展的军官太太，有的守着箱笼桌柜，有的摊着锅碗瓢盆，有的用衣架挂着四季衣裳。看样子是卖的，但又不愿意吆喝，只好等着。杨亚丽刚刚走近，一位穿旗袍的官太太急忙把她扯住：“小姐，买几件衣裳吧，这衣裳便宜。”
杨亚丽停住脚，认真地翻看着架子上的衣裳，十分内行地用手捻捻衣料，又分别问过价钱，故意惊讶地叫道：“哎呀！这么好的衣裳，怎么忍心卖这个价？”
官太太一脸委屈：“说得是哟，要不是走，谁肯卖。”
杨亚丽警觉地问：“去哪啊，这兵荒马乱的。”
官太太望了杨亚丽一眼，赶紧掩饰：“去投奔亲戚，又是孩子，又是包袱，带不动。”杨亚丽选了一件坎肩，刚要走开，又被另一位官太太缠住了，那人手里拿着一口炒菜锅，半哀求半恳切地说：“买上吧，只合一根冰棍钱。”
杨亚丽把锅接到手里掂了掂：“这么便宜？你也是要走亲戚？”
官太太赶紧说：“不是。是要变卖点现钱做买卖。”
杨亚丽奇怪地：“做买卖连锅也不要了？”
官太太的脸一下红了，说：“家里还有一口锅，够用了。”
杨亚丽把锅又塞回那女人手里。随口说：“我也说不准哪天要走，买了也是累赘。”她推辞了卖货的官太太，心里在想：敌人是不是要走？他们要往哪走？什么时候走？回到家里，杨亚丽把街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判断，告诉了丈夫底玉卿，底玉卿说：“你分析得不错，方才老三刚刚来过。”
杨亚丽问：“他来干什么？”老三在第三军军部食堂供职。因为和底玉卿是老乡，便常来走动走动。底玉卿夫妇俩每次都做饭招待他，日子久了，他便无话不说。正太战役后，罗厉戎带领第三军偷袭正定的情报，就是老三在喝酒的时候露出来的，情报站及时将情报发出，使驻正定的党政机关及时撤离，避免了损失。
底玉卿指了指床上的一个包袱，“他说暂时要出去一段，这些东西让我们替他收藏。”
“去哪儿说了吗？”
“没说，但话头话尾露出来，可能去北边。”
杨亚丽说：“这个情况要赶紧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底玉卿说：“我们马上去办！”随后，连夜出了城，到根据地里去给上级打电话。
在石门搞情报的还有冀中第十一军分区情报站。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作为掩护，情报站开了成衣铺等铺点，与国民党军官广交朋友。第三军出发前，该军参谋处通信科长宋建华到情报站裕顺胡同的成衣铺做了不少东西，有飞机识别旗、指挥通信旗等。他们不知道，这个成衣铺正是情报站开的。宋建华闲待着没事，就和店员钟丁甲聊天，钟丁甲是地下党员，就套他的话。宋建华说：“做这些东西是准备路上用。”两个月前第三军进攻正定前，宋参谋来成衣铺做各种白袖章等夜间用的标志，钟丁甲以请客为名，在酒后探得做白袖章的目的，知道他们要去进攻正定。计划夜间12点出发，凌晨3点到达。
由于时间紧急，情报站就没有一级一级地把情况送到敌工部的前方站，而是直接送到正定市的共产党员王雅波市长那里。王雅波接到情报后，当天上午就动员正定城北各庄的大车百余辆，把城内的军用物资包括1万袋白面都运到城北25公里以外的村庄。等到敌人开始进攻时，城内的人员和物资全部都撤到城外，没作抵抗，敌人仅占了一座空城。因为这个情报起的作用很大，市长王雅波奖励了那个情报组边币100万元。这次第三军离开石门，是绝密消息，但敌通信科长宋建华根本没有想到，他在裕顺成衣铺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店员钟丁甲，而是石家庄地下党的情报工作组组长。他又一次对钟丁甲透露说，蒋介石要施行重兵把守，决定调第三军直属部队和李用章的第七师到保定，留第三十二师刘英部队所属地方团队把守石门。如果石门受到围攻，第三军还可以从保定前来支援…
这一情报很快送到城外的敌工部前方站，敌工部的部长林润田和副部长马捷研究后，认为情报很重要，立即电告晋察冀军区。同时让前方情报站派出几个人到正定以北侦察敌军的行动，随时报告。
对于第三军孤军离开石门，穿越解放区，第三军里的一些高级军官们是有顾虑的。出发前的晚上，副军长杨光钰上门找罗历戌，小心翼翼地说：“军座，我考虑了很久，北移部队是不是由副参谋长吴铁铮和第七师师长李用章带队，咱们……”
罗厉戎收拾了一天字画和金银细软，有些累了，正靠在沙发上吸烟，听他说到这里，打断他的话问：“咱们怎么样？”
杨光钰说：“咱们还是从天上乘飞机走保险。”
罗厉戎听罢，禁不住哈哈大笑：“我真不知你老兄怎么会想到这步棋，兽不可一日无王，兵不可一日无帅。平日，我们教导士兵要义无反顾，当将领的怎么能临阵退却呢？无事则罢，倘若真有个三长两短，让蒋委员长知道，怪罪下来你我也吃罪不起。”
看到杨光钰脸上变了颜色，罗厉戎刹住话，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是担心共军拦阻，我何尝没有这种担心。不过，孙长官电报上说得清楚，共军主力已被吸引在徐水城下，料他也不会有分身法。充其量不过弄些土八路、游击队袭扰一下。我堂堂美械化国军，如果连这点沟沟坎坎都过不去，岂不被国人耻笑。”
杨光钰听他这么说，知道他主意已定，只得说：“军座所言极是，我方才所说也是希望我们先到保定，然后督促保定部队回头接应，这样，即使遇共军拦阻，也可两面夹击。既然军座决心率部开拔，也只好这样了……”杨光钰说完这些话，悻悻地离开了罗厉戎的住所。
10月15日午后1时，罗厉戎下达出发命令。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石门开出来。这支队伍包括军部直属的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军法处、军医处、新闻处、人事室等十几个处、室和一个野战医院，以及直属特务营、通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团等。部队是第七师和第十六军六十六团全部，此外，还有铁路警察大队、学生青年军及一大批家属，总计1.3万余人。汽车、马车几百辆，行军队伍蜿蜒10余里。
第三军一出石门，便进入冀中解放区，很快被民兵、游击队发现。敌情报告上来，情报站站长李春芳为了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带领七八名工作人员骑上自行车，拉上电话线，尾随敌军大队北上，并且每天晚上将获悉的第一手情报直接向冀中军区司令部报告。
当晚，罗厉戎的第三军到达丁东长寿车站以南的村庄宿营。情报站的同志们报告了敌军行动的里程，估计敌军每天不过走35公里，两天后才能到达定县。他们预计第三军可能到定县就分两路走，一路经安国县向北，一路顺平汉路走。10月17日，聂荣臻正在阜平县史家寨出席边区土地会议，司令部的同志急忙跑到会场，将刚刚接到的晋察冀军区二局从安国发来一份敌情通报给了聂荣臻。电报是二局局长彭富九发来的，还有截获的孙连仲给罗厉戎的电报。截获的电报要罗厉戎带一个半师北上，留一个师在石家庄…
聂荣臻看着彭富九的电文，心里不禁为之一震，他匆忙离开会场，来到司令部驻地，和司令部的同志们一同研究调整作战部署。
很快，石家庄也送来罗厉戎率部出发的情报。聂荣臻知道罗厉戎的第三军确实上路了，已经过了滹沱河，便给正在保定东部的野战军司令部发了电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命令下达后，聂荣臻立即想到，我军8万余人与敌人决战在冀中平原，需要地方政府的大量民兵、民工配合，需要大量的粮秣物资。他又从会场上把晋冀军区政委王平悄悄叫出来，对他说：“你别参加会了，立即回冀中！”
王平从聂荣臻那严峻的表情上，感到有情报，忙问：“有敌情？”
聂荣臻说：“刚刚接到报告，石门的罗厉戎正北上向保定靠拢，我已告'二杨’及耿飚，让他们相机处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主力都在徐水，石门至保定间拉开了一个空档，只有冀中军区徐德操的独八旅和你们的一个团，你必须马上赶去，指挥冀晋和冀中的部队、民兵，想方设法迟滞敌人。”
王平知道事情重大，说：“我这就走。”
聂荣臻看了看表，“就要开饭了，吃了再走吧。”
“不用了。”
聂荣臻关切地说：“那就带点干粮。”
王平点点头。去喊警卫员，警卫员早把那匹乌骓马牵出来。王平接过缰绳，亲昵地拍了拍马脖子：“老伙计，今天可要辛苦你了。”说着跃身，乌骓马立即像离弦之箭，直射出去。
从阜平到清风店一带，近200里。王平和警卫员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天渐渐黑了。又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王平觉得肚子“咕噜噜”地叫起来，喉咙干得几乎要冒出火，嘴里苦涩涩的，浑身仿佛颠散了架。他真想停下来，哪怕只喝一口水。可是，他懂得，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时间意味着什么。可是，跑着，跑着，速度渐渐慢下来。他拼命地夹着马肚子，奇怪的是，马好像没有察觉主人的心情，反而越跑越慢，最后，索性站住了。
王平无可奈何地跳下来，乌骓马的两肋汗淋淋的，浸湿的皮毛闪着丝绸般的幽光，腹部像铁匠铺里坏了的风箱，不时出现痉挛、不规则的颤抖，眼睛无力地睁着。王平牵住马缰，想遛遛它，接着再跑。马蹄仿佛钉在地上，怎么也拉不动。他只好绕到后面去推。想不到，刚一伸手，这匹高头大马竟“扑通”一声倒下。
王平一惊，弯腰轻轻抚摸着马鬃。马的鼻息越来越弱，眼看着就不行了。王平叹了口气，一匹如此剽悍的乌雅马，竟生生给累死了。他看到警卫员跟上来，就一同向附近的村子走去，在那里临时借了一匹马，继续赶路。半夜赶到清风店一带，召集地方部队和县委领导紧急进行布置，动员沿途各县、区民兵和地方部队骚扰、迟滞敌人。
聂荣臻给晋察冀野战军领导发电报时，野战军主要领导正在行军的路上。
在徐水攻坚战和保北阻击战期间，野战军指挥机关在徐水、保定以东白洋淀附近的东西马店一带驻扎。为了使北进中的各纵队能及时与野司联系，也为了便于观察敌人动态和接受上级指示，野战军领导决定野司指挥机关随大部队转移。只把电台暂时留在东西马店。转移的事情商定后，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带着机关的一些同志早走一步，到前面部队中去了。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带了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随后也出发了。那时候没有汽车，一行人全部骑马。几个人是午后离开东西马店驻地的。深秋十月，河北大平原的晚秋凉风送爽。空气里含着浓重的秋露，湿润着战士们的征衣。战士们一队队、一行行，迈着齐刷刷的步伐向西。
几个人策马而行，转眼间就出去十几里地，这时，路旁出现了一个小村庄。作战参谋余震纵马赶上来问：“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会？”杨得志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还没等他们二位答话，忽听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有人大声喊着：“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勒住马头，翻身下马，站在路旁。一个骑马的战士追上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杨得志。
电报是野司留在东西马庄的电台收到的。电文极简单，大意是：密悉，罗厉戎率第三军出石家庄。现在渡滹沱河，向新乐开进。
战争中情况突变是经常的，但情况变化得这样快，却是大家没有料到的。
杨得志说：“罗厉戎是冲我们来的，整个战局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罗厉戎率领第三军北出石家庄，显然是想造成对我南北夹击的局面。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十分大胆的计划。罗厉戎怎么敢有这个野心？杨得志一边思考，一边把电报交给杨成武和耿飚。这时，作战参谋余震已从杨得志的马袋子里取出地图，就地铺开了。
在田野的大路旁，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三人就地蹲下，围拢在地图的周围。警卫员要卸马袋子让几位首长坐下，被杨得志制止了。敌情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野战军主力北进西移的预案必须改变，而且要快，不然，不但难以歼敌，且有可能陷入被敌人南北夹击的境地。
杨得志提议：“尽快抓住罗厉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
杨成武、耿飚完全同意杨得志的提议。他俩几乎是同声说：“打！坚持地打！”这一仗打好，就可能扭转长期被动的局面。
决心一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的选择。在保定以北打仗，南北敌人就会合，正是敌人所求的，绝对不行。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但又绝不能离保定太近。因为敌人不仅在保定有一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耿飚在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一带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厉戎的第三军距清风店地区只90多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地区最近的150里，最远的达250里以上，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敌人开过清风店就会离保定守敌太近了……所以，能不能打上和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厉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
时间就是胜利！
杨得志等三个人围在地图旁，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着敌我双方行军的速度。部队的正常行军速度一般为每小时10华里。现在情况异常，这个速度显然不行，要强行军。强行军的速度，每小时可达14华里。但是连续强行军很难按这个时速计算。因为4个小时以上总要吃点东西，十几个小时以上总要有点休息的时间。另外，野战军3个纵队的大部分及上万的地方部队，都在运动中西进，要他们掉头南下，还必须向全体指挥员讲清楚这个带全局性变化的原因，这也需要时间。
三人也议论到有利条件：罗厉戎距清风店地区90余华里。天已过午，国民党军队是不敢也不愿搞夜行军的。何况罗厉戎根据蒋介石的通报，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他的行军速度不会加快。即使他发现我军的意图，他的部队由于一些军官眷属紧随不舍，一小时能走10华里也就不错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从新乐县至清风店地区都属于解放区。罗厉戎从石家庄北进，实际上是孤军深入。我们在这个地区有坚强的地方党和政府，有广大的、觉悟很高的人民群众，有原先布防于此的徐德操指挥的独八旅和大量的地方武装、民兵。
他们了解到野战军的战略意图后，会积极有效地袭扰和钳制敌人，迟滞其前进的速度。因此，罗厉戎到达我们预定的战场清风店一带，最早也得明日黄昏。要抓住罗厉戎并且消灭他，我们的主力无论如何必须在24小时之内走完200里左右的路程，赶到清风店地区。否则，不但这个仗能不能打上是问题，即使打上，要消灭他，困难将会更多，更大。
我情、敌情讨论清楚了，耿飚便蹲在秋风萧萧的田野起草命令：全军除原攻击徐水归二纵队指挥的部队不动外，其余各部接令后一律立即掉头南下，目的地是保定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从接到敌情变化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野战军领导身边没有电台。即使找到电台，一时也无法沟通与运动中部队的联系，下达命令只得靠身边的参谋人员。好在当时的有线通信联络网搞得比较好，几个参谋分头纵马赶赴离野战军领导较近的部队，采取接力的办法，有电话的用电话，无电话的派人；近的通知远的，远的通知更远的。杨得志向传达命令的同志反复强调：要快！要快！要快！
野战军原定的保北围城打援的计划和各个作战预案，都是报经晋察冀中央局、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批准的，眼下这个重大的变化却因为时间异常紧迫，身边没有电台，不可能等报告获准后再实行了。只得一边施行，一边报告。传达命令的同志出发，杨得志、杨成武、耿飚身边只有作战参谋余震和三个警卫员。大家一齐动手把地图装好，掉转马头加速南下。
三位领导人的马好，一路急进到午夜，参谋余震及警卫员掉队了，也不能等他们。拂晓前，三人赶到新指挥所开设地时，他们才赶上来。虽然深秋深夜，霜雾浓重，寒意袭人，但人和马却都汗淋淋的。好在当时三位领导都年轻，都是30多岁，可以说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彻夜急进并不感到乏困，只是有些饿了。参谋余震等赶来后，耿飚看见他便喊：“快，快把电话搞通！”杨得志见余震走路一瘸一拐的，便问：“怎么搞的？”余震摸了摸屁股，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马背上没垫马袋子，这一夜跑得太快，屁股给颠烂了。不要紧，不要紧！”
电话很快架通了。
野司机关还没有赶上来。警卫员有两位外出担任警戒。耿飚面对几部电话机在不停地讲话。杨成武和杨得志商谈着起草一个发往部队的战斗动员令。身边那位唯一的警卫员突然问：“首长们要不要吃点东西呀？”三个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是啊，从中午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也没顾得上喝，确实有点饿。耿飚手按着电话机，笑着对杨成武和杨得志说：“这里有我，你们二位，”他又指了指警卫员，“你们三位去做饭吧。不过要快一点，我们在这里停不了多久。”
杨成武说：“这个分工好。不过我是不会做饭的。这样吧，司令员和小鬼做饭，
我去遛马。我们的马猛跑了一夜，不遛一遛不行。”
三个战友——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按照自己的分工，在天将破晓的华北平原的小村里开始了工作。杨得志的烹饪技术不强，对北方的灶火也不熟悉，但总算是把饭做熟了。耿飚一边吃一边取笑说：“你这顿饭做得一点湖南味道也没有哩！”杨成武也打趣地说：“司令员做的是河北饭嘛，不错，不错！”他一边吃一边对警卫员说：“拿一些给余震和电话班的同志吃吧！”警卫员也笑着说：“不用了，人家做得肯定比咱们的好。”看来这小鬼对杨得志的手艺也不怎么满意。这也难怪，杨得志是司令员，不是炊事员，职责不一样嘛。但在大战前，能吃上这么一顿饭，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野司机关的同志陆续到达指挥所。深夜，小村庄里四处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各个渠道不断送来敌人的最新动向。
果然不出所料，罗厉戎在新乐宿营了。新乐的群众向我军报告，从敌人号房子贴的“贴子”上了解到，第三军仅直属单位就有参谋长、副官处、军务处、军医处、新闻处、人事室等十几个，另外还有一个全套的野战医院。更可笑的是罗厉戎还带了一个由十三四岁的娃娃们组成的魔术团。野战军有位参谋笑着说：“罗厉戎要在新乐唱三天大戏再走才好哩！”罗厉戎的第三军已经宿营做“美梦”。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却是枪不离肩，马不卸鞍，日夜兼程地往清风店地区赶。杨得志、杨成武、耿飚通过电话向各纵队的领导进一步说明情况的变化和野司的决心，要求部队向保定南部急行军。
各部队的情绪都很好。他们建议野司重视两件事：一、吃饭问题；二、战场救护问题。他们说，吃饭关系到时间。一顿饭连做加吃起码要个把小时，三顿饭就得三四个小时。省下这些时间赶一赶能跑五六十里路哪！战场救护关系到战斗力。连续强行军，赶到战场就要打响，而且是硬仗，高度疲劳不说，伤亡在所难免。如果要部队自己运送伤员和牺牲的同志，必然会影响战斗力。
部队的建议很重要。杨得志等人一边告诉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和独八旅的徐德操，要他们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和民兵，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罗厉戎前进的速度。同时通报晋察冀边区党、政负责同志，请他们组织群众全力支援野战军的行动。杨得志对耿飚说：“告诉部队，经过八年抗战，冀中的地方党和政府，冀中的人民群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吃饭和战场救护问题他们会解决得很好的。”
黎明时分，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来到大路上，检查部队开进的情况。只见几路大军全是跑步向南，像汹涌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一些干部背包上摞着从战士身上“抢”来的背包，肩上扛着从战士们手中“夺”来的枪支，还有的干部边跑边为战士们鼓励：“提前赶到清风店，坚决活捉罗厉戎！”有位同志见杨得志等领导纵马过来，高声地喊：“闪一闪，闪一闪，让首长们过，让首长们过去！”
杨得志问：“这是哪个部队？”
身边的参谋告诉说：“这是二纵队四旅。”
第四旅是主力旅。原来的任务是攻打徐水，后来又转移到徐水东北的容城一线打援，可是他们终于赶上来了。杨得志下马问一位干部：“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那位干部把冒着热气的帽子抓在手里，擦了擦满脸的汗水，说：“从赶到徐水围城到移防打援，到南下清风店……噢，8个昼夜了。”
“8个昼夜！”杨得志重复了一句。
那位干部大概认为杨得志为他们的体力担心。他把帽子戴好，笑着说：“8个昼夜不光行军，还打了好几仗。打仗总有空隙可以打盹的。”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首长们讲了，胜利就在我们的大腿上！”说罢，行了一个举手礼又前进了。
杨得志骑上马，随部队向南前进，心里却热乎乎的。
部队很快赶到冀中解放区。用战士们的话来说：“进到解放区，出气都觉得痛快！”
地方党、政府和解放区的人民，在短短的时间里为部队准备的一切，是野战军领导没有想到的。
大路上每隔50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着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的外面包上厚厚的棉被。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乡亲们把黄澄澄的玉米饼子送到战士们的手里时，还是热乎乎的哩。守候在路两旁的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提着篮子，端着簸箕，里边不仅有馒头、大饼、鸡蛋和大红枣、黄柿子，还有军鞋、毛巾、慰问袋。有些鸡蛋是染红了的。老大娘一边往战士们的口袋、挎包里塞，一边念叨着：“这是俺儿媳妇'坐月子’用的。带上吃吧！多杀顽固军保俺过好日子。”看到有的战士的鞋子破了，用绳子绑在脚上，大嫂们一拥而上，争着给战士换新鞋。有的战士脚跑肿了，新鞋穿不上，她们便把战士的脚揽在怀里，轻轻地挑泡、挤水，然后一层层地包上布条。
战士含着热泪继续前进，她们追上去，把新鞋挂到战士脖子上，疼爱地说：“拆布的工夫脚要先见水，湿透了再拆，要不，会疼呀！这新鞋等脚消了肿再穿，不要紧，里边有垫子，软和的！”姑娘们把绣了花的慰问袋送到战士手里，说：“里边有吃的有用的，还有信。”有些大胆的姑娘问战士：“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战士们红着脸跑了。有的老大爷把烧鸡撕成碎条，紧跟着脚步不停的战士，一边往战士的嘴里送，一边嘱咐着：“孩子，吃吧，打起仗来就没有工夫了。记住，千万小心，躲着点枪子呀，那东西不长眼。”
随部队行动的担架队多半是男青年，也有不少英姿飒爽的姑娘。担架上铺着厚厚的被褥，有的是全新的，有的被子四角上还缀着花生、栗子、枣，显然原来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担架队员们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少人还带着武器，一看便知道是些有经验的民兵。杨得志等人在途中遇到了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支前指挥部的吴树声。他热情地向野战军领导汇报支前工作情况，说：“区党委书记林铁同志让我转告野司首长，冀中两千万人民决心做到，前线要什么，我们有什么，部队有什么要求，我们保证做到！”冀中根据地的人民和政府是有实力的，据战后统计，在短促的时间里，冀中人民组成的民工队伍达10万人，担架1.1万副，牲口9600头，大车3400辆。战区一带数以万计的民兵，很好地保护了军用电线，保证了指挥联络的畅通。可见，人民是我军的坚强后盾！
由于接到罗厉戎出石家庄的情报后，野战军领导的指挥所基本上是在马背上、在行军的途中，无法与军区联络。杨得志想：聂司令员找不到我们，一定很着急。于是，当野司的指挥所转移到清风店以东温仁村外的一片松柏树林里后，杨得志命令立即将作战部署和情况报告聂荣臻司令员，并请求指示。
聂荣臻收到野战军司令部发来南下歼敌的电报，立即回电：“南下打敌如时间仓促，可先派一个团急进至望都以南阻击，主力亦须急进，勿失良机。已令冀晋、冀中用一切努力滞阻该敌。”聂荣臻的电报上还提出，用7个旅兵力南下歼灭第三军，留4个旅在北线阻击。
对在北面留下4个旅，军区司令部有的人觉得多了，认为留一个旅就行，但聂荣臻说：“一个旅不行，这是平原地区，不是山口子，到处都要用兵，到了紧迫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来个反包围。为了歼灭由石家庄北进的敌人，必须坚决把企图由保北南下的敌人堵住，才能保证消灭第三军的主力。野司的部署是适宜的，就不要变动他们的决心了。”他同意了野战军的作战部署，发布命令，让独八旅和冀中、冀晋军区的部队，以及该地区的民兵，死死拖住北进的第三军，既迟滞其前进，又要阻止其后退，防止他们缩回石家庄，为聚歼这股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在野司和聂荣臻不断联系的时候，各方面的情况便接踵而来。
南下各部队的情况良好，减员数量不大，各级指挥员都抓得很紧。某营营长在部队火速南进中擅自决定让全营休息了几个小时，旅里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军队的纪律是无情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军从四面八方飞驰奔向清风店预定战场，罗厉戎的第三军还在路上磨蹭。不是罗厉戎不想走快，而是冀中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阻挡了他们。罗厉戎部队所经之地，除了大道、村口的地雷、冷枪，突袭总是不断。他们在新乐宿营了，但并没有睡好，一夜到处是枪声、爆炸声。罗厉戎虽然连酒醉饭饱后用以取乐的魔术团也带在身边，但现实情况是部队的用水都很困难。他根本没想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实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很多村庄连水井都填死了。没有水，士兵们苦不堪言。最使罗厉戎恼火是共产党地方武装很有声势的袭击，使他弄不明白，这些对手是大部队还是游击队。由于摸不透虚实，有时还不得不掘壕挖沟，摆出阵地战架势来对付这些“土八路”。
罗厉戎想不到，在解放军主力出现之前，冀晋军区政委王平为赶到前线，跑死了一匹马，又借了一匹马，以想象不到的速度，赶到前线，亲率一个独立团和上千名民兵，全力迟滞罗厉戎第三军北上的行动。徐德操率领的独八旅也很快赶到，参加阻敌战斗。
在一个宽敞的院落里，萧应棠见到了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和耿飚参谋长。杨得志紧紧地拉着萧应棠的手，笑着说：“你们的脚板好快呀！赛过敌人的摩托车。好！就得要培养这种能打能走的作风。你们辛苦了……”说着，杨得志把萧应棠拉到一张挂在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前。这时，罗瑞卿已派人给他们端来饭菜，旅领导们一边吃饭，一边听取三位首长的指示。杨得志说：“罗厉戎部知道从石家庄到保定沿途这200多里解放区不好过，在出发前就拟好了4天的行军计划，备足了干粮，作好了防御准备。现在，他们已接近清风店，距保定老巢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军5个旅，恰要在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打他个措手不及。你旅的任务就是迅速渡过唐河，从西和南两个方向堵住敌人退路，然后发起攻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发展到什么程度，配合友邻部队，全歼此敌，不许漏网。”
听了首长的指示后，萧应棠等放下饭碗，辞别首长，催马赶回部队。10月20日晚6时，第四旅由温仁赶到清风店以南唐河桥头。这时，天已渐暗。据侦察，前面不远的西南合村有大量敌人，萧应棠命令部队不要休息，立即向距清风店3里路的小村子——西南合村发起攻击。战斗中，抓了两个俘虏。经审问，得知这小村子恰恰是敌人军部和两个师部的所在地。
10月21日凌晨，第四旅十团二、三营从西南角，第十二团在西面，同时实施强攻。战士们不顾敌机轮番扫射、轰炸，不顾轻重机枪在面前吼叫，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攻上去打开突破口，彻底歼灭敌人。第十二团有两个连队终于冲进村子，占领了几间民房。
由于打乱了敌人的指挥机关，致使敌人惊恐万状，敌军长罗厉戎亲自督战，进行殊死反扑。这时，附近高家庄的败敌也退到西南合村，对第四旅在村内的部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冲进去的连队，依托房屋、院墙、街道，顽强地抵抗着几倍于我的敌人。第十二团一营营长魏成科率领的第一连和敌人浴血奋战，打到后来仅剩下20来人。他们占领了一座庙宇，几人守一面墙壁，硬是用手榴弹、刺刀、石块守住了阵地。白天把敌人打退了，晚上用勾杆取来敌人的武器、弹药继续战斗。
萧应棠深知在敌人首脑机关楔一根“钉子”的重要性，也知道突破口的巩固与否和即将开始的总攻关系极大。因此，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倾听来自突破口的情况报告，一边命令炮兵集中火力配合后续部队支援他们。
第四旅的指挥所设在唐河以北，距西南合村约1500米。在指挥所的侧面是炮阵地，数十门大炮瞄准敌人，猛烈地轰击着。
10月21日上午，第四旅十一团也赶到了。萧应棠命令他们立即投入战斗。十一团由突破口冲进村内，和敌人展开了一墙一街的争夺战。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纷纷赶到，我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进攻。罗厉戎部近万人马龟缩在西南合这个不足400户的小村子里，处处挨打，丧魂落魄。
第二天上午，一股1000多人的敌人从村南突围出来，朝第四旅指挥所以东方向狼狈逃窜。萧应棠赶到500米外的炮兵阵地，指着疯狂逃奔的敌人，命令道：“打！狠狠地打！”霎时，一个个炮弹在敌人群中开了花，打得敌人溃不成军。萧应棠一看时机已到，立即命令旅直属队、特务连以及勤杂人员全部出动抓俘虏。一时间“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喊声震天动地，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萧应棠走到村边一堵残墙前，看到一张敌人昨晚刚贴上去的通报：“军长谕：我南下援军已于本日晚用汽车输送到望都，我当前之危，至迟明日可解，希各级官兵振奋士气，坚守阵地……”看完，肖应棠心里不禁一阵好笑。他向村边走去，看到一个刚从村内抓来的敌团长，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座矮墙上，别人让他站起来他也不听，嘴里还不服地叫着：“我就不承认失败。”萧应棠走过去，厉声问“你是不是俘虏”时，他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乖乖地站起来，低下了脑袋。
清风店战役，出了两个大功团，就是第四旅的第十团、第十二团。如今这两个团，仍旧战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
清风店的失利，使得守备石门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而晋察冀野战军战斗力空前提高。因此，乘胜夺取石门，对晋察冀野战军来讲已是势在必得。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等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夺取石门的意见。1947年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对石门发起攻击，激战至12日11时，敌军停止抵抗，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12月，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并组建北岳军区，唐延杰任司令员，赵振声（李葆华）任政治委员。同时，新建第一、第六、第七纵队，分别隶属于北岳军区、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军区建制。1948年3—4月，进行了察南战役。
1948年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以第二兵团所属第二纵队（欠第四旅）、第六纵队和原归北岳军区指挥的第一纵队，共5.3万余人组成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10月，为策应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第三兵团在第二兵团配合下出击绥远（今属内蒙古），解放绥西、绥北地区。1948年11月—1949年1月参加平津战役，在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先包围张家口，并全歼突围之敌，后参加包围北平（今北京）。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直属中共中央军委。
兵团主要领导人未变，唐延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志民任政治部主任。所辖第一、第二、第六纵队依次改称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4月，第二十兵团参加会攻太原。6月，进驻天津市，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1950年8月，第二十兵团番号撤销，所辖各军直属华北军区。11月，以原第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
第六十六军，它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一纵队。该纵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
194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军区所属冀晋军区以军分区部队为基础，在山西省五台县组建独立第二旅，连同原有的独立第一旅共9000余人（曾称冀晋兵团)，隶属冀晋军区建制。9—10月，执行护秋任务，在智村和宗艾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10—11月参加石家庄战役。11月，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并为北岳军区时，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和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旅，在河北省获鹿县（今鹿泉）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归北岳军区指挥。其领导人由北岳军区领导人兼任，唐延杰兼任纵队司令员，赵振声(李葆华)兼任政治委员（后王平），萧文玖兼任副司令员，张开荆兼任参谋长，张连奎兼任政治部主任。1947年12月—1948年1月参加平汉路（今北京一汉口）北段破击战。
3-5月，参加察南绥东战役，攻克天镇、阳高、丰镇、凉城等地。4月，参加解放山西省应县的作战。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后，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改称华北军区第一纵队，归华北军区直辖。7月，参加保定以北地区作战。8月，转隶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建制，旷伏兆任政治委员，张连奎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9—10月参加察绥战役，解放集宁、凉城、丰镇等地。1948年11月—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中，参加张家口、宣化等地区的作战。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一纵队在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军，隶属第二十兵团（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改称）建制。萧新槐任军长，王紫峰任政治委员，张连奎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所辖第一、第二、第三旅依次改称第一九六、第一九七、第一九八师。4月，参加会攻太原，第一九七师第五八九团首登太原小北门成功，战后第二十兵团授予该团“登城先锋团”称号。
同月，刘苏任参谋长。5月，由国民党军改编的独立第五十五师下属各部队分别编入该军各师。6月，第六十六军随兵团进驻天津地区，担负海防任务。8月，第二十兵团番号撤销，第六十六军直属华北军区。
第六十七军，它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二纵队。该纵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军区以所属冀察军区部队组成两个纵队：郭天民纵队辖第六、第七、第九旅和骑兵旅；刘道生纵队辖第八、第十旅，均隶属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参加平绥路战役。
1946年3月，两纵队合编为冀察纵队，撤销第九、第十旅和骑兵旅番号，其部队编入第六、第七、第八旅。7-9月，参加大同集宁战役。其间，冀察纵队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郭天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仲华任政治部主任，所属3个旅整编为第四、第五旅，共2.7万余人。9—10月，参加张家口保卫战，在怀来地区歼灭国民党军3800余人。11月，参加易满战役。1947年1月，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调归该纵队建制并改称第六旅。同月参加保南战役。4月，参加正太战役。6月，陈正湘任司令员。6-7月，参加青沧、保北战役，攻克沧县城，歼国民党军9000余人。9月，参加大清河北战役。10—12月，先后参加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及平汉路（今北京一汉口)北段破击战。
1948年3月，参加察南绥东战役，攻克广灵、阳原等城。同月，刘国梁任政治部主任。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后，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改称华北军区第二纵队，隶属第二兵团建制。赵冠英任参谋长。7月，第四旅调归第二兵团第八纵队。8月，第二纵队转隶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建制。9—10月，参加察绥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中，参加张家口、宣化等地的作战。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二纵队在北平（今北京）以北清河镇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军，隶属第二十兵团（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改称）建制。韩伟任军长，旷伏兆任政治委员，马龙、刘儒林任副军长，赵冠英任参谋长（后曾美)，刘国梁任政治部主任。第五、第六旅依次改称第一九九、第二○○师。4月，参加会攻太原。5月，进驻塘沽、山海关地区，担负海防任务。7月，由国民党军改编的独立第五十三师编入该军所属各师。同月，华北军区独立第二一○师调归该军，改称第二O一师，全军共4万余人。1950年8月，第二十兵团番号撤销后，第六十七军直属华北军区。
第六十八军，它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六纵队。该纵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
1947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军区将所属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分别改称第十六、第十七旅，察哈尔、冀晋两军区部队各一部编成第十八旅，在河北省定县（今定州）组建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共1.7万余人，隶属于晋察冀野战军。文年生任纵队司令员，向仲华任政治委员，萧新槐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纵队组成后，即参加平汉路（今北京一汉口）北段破击战，佯攻保定，吸引北平（今北京)的国民党军南援，为野战军主力创造战机。
1948年3-4月，第六纵队参加察南绥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00余人。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后，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改称华北军区第六纵队，隶属第二兵团建制。纵队主要领导人无变化，旷伏兆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7月，参加保定以北地区作战。8月，转隶华北军区第三兵团。9一10月，参加察绥战役。10月，王紫峰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在平津战役中，参加张家口、宣化等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9000余人。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在北平东北郊奶子房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隶属第二十兵团(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改称)建制。文年生任军长，向仲华任政治委员，徐德操任副军长。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依次改称第二O二、第二O三、第二O四师，共2.9万余人。4月，参加会攻太原。5月，徐德操任军长，漆远渥任政治委员，宋学飞任参谋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后李呈瑞）。同月，由国民党军部队改编的独立第二十五师下属部队分别编入该军各师。10月，第六十八军由山西省移驻天津、唐山地区，担负海防任务。1950年8月，第二十兵团番号撤销后，第六十八军直属华北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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