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宰相都有谁

讲唐玄宗朝的宰相，人们往往只注意开元时的姚崇、宋璟，天宝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原本李唐《国史》的《旧唐书》，在卷一○六《李林甫等传》的“史臣曰”就说：“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唐会要》卷一“帝号”附记李唐列朝的宰相，玄宗朝共三十四人，去除误列入的韦安石（据两《唐书》，其任宰相在睿宗景云二年二月至十月）、先天年间玄宗尚未掌权时太平公主一党的四名（先天二年七月随太平公主被玄宗翦除）和天宝十五载六七月玄宗避安禄山叛军逃离长安将到成都时所任命的三名，共二十六人。而姚崇宋璟各担任了三年两个月宰相，两者合计六年三个月，还不到开元二十九个年头的四分之一。开元年间，比姚、宋干得长的宰相有好几名，如张说，先是在开元元年七月至十二月担任了六个月宰相，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四年四月又再度出任，两任合计超过五年。源乾曜于开元四年十一月至闰十二月，开元八年正月至十七年六月两度任宰相，合计近十年。开元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十二月间萧嵩也担任了五年两个月宰相。所以认为开元盛世主要是由于任命了姚宋这两位贤相显然是不符史实的。
开元年间，宰相更换频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玄宗的新政权刚刚建立，外朝官员竞相猎取高位，同列之间相互排挤倾陷之事层见叠出，即如被称作“贤相”的姚崇，实际也不断排挤倾陷同僚，并由于手段高明屡屡得逞，而其最终也是由于被抓住把柄不得不下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宋璟以及声望次于姚、宋的张说身上。另一方面，唐玄宗在翦除太平公主全面掌握权力的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仅二十九岁，正当他年富力强，有精神有兴趣来直接过问外朝宰相的事情。加上宰相的事情也确实叫他不怎么放心，岑羲、萧至忠等投靠太平公主和自己作对的事情就在眼前，稍远一点，为首发动政变把他祖母大周皇帝武则天下台的也有宰相张柬之等。而此时宰相们的互相排挤倾陷也容易暴露其弱点毛病，故就易于被他一一抓住及时处理。因此宰相们的所谓外朝一时不易形成重心。这应该就是开元前期宰相更迭频繁、多数干不长的根本原因。即使其中有作为者如姚宋，所能作的亦不过使“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帮助中枢政局走上正轨。而到开元后期，唐玄宗已渐入老境（天宝元年，唐玄宗五十八岁），加以其时中原经济日见繁荣，户口赋税有所增长，周边也大体宁静。而他所任命宰相也大多安分，没有敢于动摇他的统治的，所以唐玄宗对外朝宰相们的事情，渐渐不再像当初那样有兴致去过问处理。因此当他发现李林甫颇有才能时，即“一以委成”，加之李林甫善于揣摩上意，故造成其连续任相十八年七个月，长期掌握外朝权力。同样，杨国忠被任用，也并非如通常所说全凭裙带关系，而自有其理财的能力。
宰相们的外朝之外，影响开元、天宝中枢政局的，还有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的内朝，其主要力量为禁军。在唐玄宗翦除韦后、安乐公主的行动中，禁军万骑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开元年间，内朝和如同期的外朝一样也尚未完成权力的集中，替玄宗出面勾结万骑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的亲信家奴王毛仲实际成为了禁军的领袖，其与受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处于激烈对抗中。但开元十九年，高力士成功拉拢陈玄礼，在唐玄宗支持下彻底击败王毛仲、葛福顺等人，终于完成了内朝的权力集中。
开元初年，宰相疲于同列显贵之间的相互排挤倾陷，还没有能形成集相权于一身的局面。而宦官高力士这边也因与禁军之间的矛盾要到开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等贬死才得解决，此前也未形成其为内朝，自与外朝宰相无多争竞。到天宝年间，由于内外朝权力集中都已完成（外朝前期集中于李林甫、后期集中于杨国忠，内朝集中于高力士），两者势不可免不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最终结局就是马嵬之变，禁军在高力士的指使下利用当时局势杀死了杨国忠，而唐玄宗在此事件中最终（虽然经过犹豫）选择站在了内朝一边，这也可以由此后唐玄宗、唐肃宗父子权力斗争中，唐玄宗、高力士、陈玄礼三人“一损据损”的史实中得到佐证：唐玄宗赖高力士、陈玄礼保护到达成都，回长安住进南内兴庆宫后高力士、陈玄礼也始终伴随，到唐玄宗在肃宗的大宦官李辅国压力下迁居西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时，高力士、陈玄礼也随之贬逐、致仕。在这三人之间显然没有因马嵬之变而产生隔阂。
至于终结盛世的“安史之乱”的发生，与其说是玄宗的年老昏聩和所相非人，不如说是帝国边境军事需要所导致的内外军力失衡的结果。当时与契丹、奚的边境冲突，要求河北、河东地区军事、行政、经济权力的集中，所以出现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局面。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和优渥待遇，并非完全出于被蒙蔽，更大程度上是在边境权力不得不集中的前提下，试图用高官厚禄的笼络手段稳住安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