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是，凡女主当政，几乎无一例外必有秽史。汉人政权中有西汉吕后、唐代武则天、韦后，胡人政权中则有大辽萧太后、大清慈禧太后，这些女性无论成败，她们的私生活总是最为后人诟病的一部分内容。文明冯太后当然没有任何例外的理由。
封建统治者出于男权的传统意识，对于太后当政的现象一直是极力压制的。拓跋珪为了防止皇权旁落，首创了“子贵母死”的规定，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魏唯有的两次太后当政，对于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前一次直接导致了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汉化，后一次则直接导致了其政权的衰亡和分裂。半个多世纪前的拓跋珪定不会对后事预料得如此深远。
诚然，在男权社会中，一位女性为了维护她的统治，必然会得罪一批人，伤害到一批人的利益，其中的行为，未必全对，也未必全错；诚然，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她与男性统治者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需求，男性皇帝可有佳丽三千，她为什么就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呢。关于那些非议与苛责，我们在后面也会陆续提到，不过我们更关心的一点是，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的皇太后，究竟做出了哪些改变后世的大事，或者说，她当政期间，究竟对北魏政权作出了哪些所谓的贡献。
事实是，文明冯太后当政期间所能完成的，竟有许多是她的男性前辈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北魏立国将近一百年，终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了。
首先是拓展疆域。
我们不该忘记，将魏国的南部边境从黄河流域推进到淮水流域，是从拓跋嗣时代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拓跋嗣的南征因为过分侧重于攻城，而收效甚微；拓跋焘的南征，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同时也缺乏攻城的信心，虽然饮马长江，仍然不能取得淮水流域的一寸土地；文成帝拓跋濬罢兵多年，只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更是难以单方面改变现状。冯太后掌权，对南朝实现了划淮而治，虽拜刘宋内乱所赐，却也有北魏用兵的功劳。
刘宋在淮水以北的重镇，主要是两座，东面是彭城，西面是悬瓠，以往的北伐，宋军都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刘子勋之乱平定后，淮南重镇寿阳也很快被平定。原本拥护刘子勋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汝南太守常珍奇在悬瓠，害怕朝廷秋后算账，向北魏献城投降。这是宋明帝刘彧在政治上出的最大的败招，《南朝烟雨》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详述。
北魏派来接收徐州的将军尉元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软硬兼施，击退了宋国的军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刘宋在彭城与悬瓠以北虽然还有青、冀、兖州的数十座城池，但它们与南面的联络已经被掐断，不再可能自守，加之内部自相残杀，守将们只得向尉元投降。
刘彧对于自己错误的决策后悔不已，他可不愿意轻易失去淮北诸郡。投降北魏的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在朝中为将，刘彧就派他与辅国将军刘怀珍带着诏书，率马步军三千，北上青州说降沈文秀。
刘怀珍对手下将士说：“沈文秀虽想以青州归降索虏，齐地（即今天的山东）一带的民众岂会心甘情愿左衽（即穿胡人的衣服）呢！如今我们大军向前，应向各地宣扬威德，必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刘怀珍说得不错，青州、冀州等地的民心并不稳，北魏刚获得这些地盘，只能直接任命原先刘宋的守将，一时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沈文秀起初并不接受弟弟的劝说，但底下的部将毫无战心。刘怀珍的军队不多，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青州各城的防御非退则溃，完全不是对手，沈文秀只好向刘宋朝廷请降，冀州刺史崔道固也随之请降。
刘彧表示对他们统统既往不咎，重新任命他们做两州的刺史。然而这时候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让刘怀珍等人的步骑兵撤回，这样一来，南北兵势不得相接，刘宋失去了最后一个继续控制这两个州的机会。
北魏方面正好相反。鲜卑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集结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鲜卑骑兵的组织速度的确迅速，这对他们把握战机非常有利），以平东将军长孙陵为前锋，开往青州，而统领五万后援大军的，则是慕容家族又一位值得一书的人物——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乃是前燕开国君主慕容皝的玄孙，由于是庶出旁系，在燕国的几次内讧中都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待到北魏攻打后燕时，他的父亲就投靠了北魏，做了北魏的地方官，为人清廉正直，死后被追封为公爵。
慕容白曜秉承了父亲的品性，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时也地方上做尚书，执法如山，刚正不阿，很受赏识。乙浑倒台后，他仍然受到重用。面对青州方面的忽叛忽降，冯太后加封他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屯兵于碻磝，寻隙而进。
首当其冲的城池便是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守卫无盐的东平太守申纂本是北方人，北魏攻打后燕时，全家南逃过黄河，被刘宋收用。北魏的骑兵刚刚渡过黄河不久，攻城器具都没准备好，众将认为不宜轻进。
慕容白曜的左司马郦范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今我军长途奔袭，深入敌境，不可滞留，错失良机。申纂这个时候一定以为我军来得快，来不及攻城，因而放松警惕，以为靠几个弱卒就可以守城了。我们正好对其示弱，整肃精兵，出其不意，一战而攻克。”
慕容白曜点头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我军若放缓进兵速度，等他们民心稳固，就不好办了，郦司马所言极是。”
他下令逼近无盐的军队佯装退兵，离城越来越远，申纂渐渐不设防备。入夜时分，慕容白曜紧急下达军令，周密安排各部行动，天蒙蒙亮就回兵临近城下，发动进攻。申纂并没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工事，被魏军攻杀。
破城之后，按照鲜卑人的习惯，要将城中的男人充为奴役，将女人收为军赏。郦范劝阻道：“齐国古时号称东秦，不好好下工夫经营，恐怕不那么容易平定呢。如今我们刚刚占领了无盐，正是让老百姓感受皇恩泽被的好时机。应该好好向他们宣扬信义，给予帮助，若得民心，则青、冀二州自然就到手了。”慕容白曜十分赞许，将捉来的老百姓全部释放，挥师进攻无盐东北的肥城。
郦范又向慕容白曜献计：“肥城虽然不大，但要攻打的话也得花些时日，即便打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不慎打不下来可就有损军威了。我看不如给肥城守军飞书传信，把我们攻下无盐的详细情形告诉他们，让他们不打就投降；就算不投降，肯定也会逃散，不敢再做抵抗了。”
慕容白曜依计行事，肥城守军果然被魏军的气势震住，不战而逃，魏军大获全胜，取得了大量粮食作为军需。慕容白曜兴奋地称赞郦范：“此行有卿相助，三齐之地不足定也。”
魏军乘胜前进，以骑兵冲击，又攻下麋沟、垣苗两地（均在今山东西部）。慕容白曜连下四城，前后只有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山东一带的宋军尽皆丧胆，谈慕容白曜而色变。
唯有打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用了些工夫。守卫升城的并州刺史房崇吉拒不投降，城中只有七百守军。慕容白曜筑起长围，稳扎稳打，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攻下了城。房崇吉乘夜逃跑，慕容白曜听从参军事韩麒麟的建议，安抚升城的百姓，让他们重操旧业，并对房崇吉的母亲妻子以礼相待。付出的是点滴，收获的是民心。没过多久，退到盘阳（今山东淄博西南）的房崇吉就向慕容白曜献出升城，赎回了自己的家人。
扫平了边境上的几座小城，魏军长驱直入。冀州刺史崔道固守在历城（今山东济南），青州刺史沈文秀则守在东阳城，都直接暴露在魏军的正面，危急万分。（需要说一下的是，刘宋时期的冀州、青州，其管辖的其实是同一块地方，基本等同于汉朝时期的青州，真正的冀州在河北，东晋以来南朝就一直没有控制过，青州也是在刘裕攻下南燕后才得以恢复，于是将青州、冀州置于一处，接收北方南来的流民。）
反应迟钝的刘彧这时候才想到派沈攸之等人攻打彭城，以救青州之急。然而这年入秋，清、泗两河干涸，水运不畅，粮道不通，宋军无力进军。刘彧一开始严令北上，继而又开始反悔，派人召沈攸之回师。北魏把守彭城的尉元怎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派部将孔伯恭追击，大败沈攸之，把宋军赶到淮南。
徐州的屏障阻碍了刘宋的援兵，慕容白曜进围历城，并于北魏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拿下东城。崔道固无力继续支撑，只得面缚出降，慕容白曜为他松绑，将他送往平城。
慕容白曜的先头部队由长孙陵率领，早就攻到了东阳城。沈文秀本来已经遣使投降，可长孙陵却不知好歹，在进入东阳外城后，纵容士兵四处抢掠。沈文秀大怒，立即命令士兵闭城拒守，长孙陵屡攻东阳，始终拿不下来。
慕容白曜攻占历城后，听说长孙陵的所作所为，把这个败家子恨得牙痒痒。无可奈何，只好带上围攻历城的经验，又包围了东阳城。
宋明帝刘彧的计划多次挫败，仍不罢休，他任命沈文秀的弟弟沈文静为辅国将军，从海路北上再援东阳城（没办法啊，陆路走不通呗）。宋军登陆后，到达了不其城（今山东崂山西北），而魏军也已截断了其后路。沈文静婴城自守，挡不住魏军的轮番强攻，城破，沈文静被杀。
东阳城则又多熬了大半年。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沈文秀与将士日夜作战，这座南朝留在北方的最后堡垒直到皇兴三年（公元469年）的春天，才被魏军攻破。
城破当天，沈文秀仰天长叹天不我助，解下甲胄，褪下战袍，换上会客的衣服，端坐正堂之中。
北魏士兵们杀到面前，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问道：“快说，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里？”
沈文秀厉声答道：“我就是！”
北魏士兵们未曾想到眼前这位面容憔悴却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便是让他们头疼了几年的沈文秀，都怔住了，半晌，才扒了他的衣服，将他捆了去见慕容白曜。魏兵推推攘攘，逼他向慕容白曜下跪。
沈文秀一脸不屑，说：“彼此是两国的大臣，为何我要给他下跪？”
慕容白曜哈哈大笑，并不计较沈文秀的无理，心中暗暗庆幸刘彧有如此将领，却不能信任。他让士兵将衣物交还给沈文秀，并为他安排饭菜，然后送往平城。
拓跋弘这时候已经亲政，他待宋国的几名将领都还不错。沈文秀几降几叛，拓跋弘也赦免了他的罪，后来更是欣赏他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拜他为大夫。
宋魏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青州之战至此结束。慕容白曜功勋卓著，被拜为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而且得到了济南王的最高爵位。
济南王慕容白曜所统领的各州，基本与当年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所控制的地区相当。慕容家族的后裔再次来到其祖先创造过辉煌的地方，却终究不复当年之勇。慕容白曜打败了刘裕后人的军队，算是为被刘裕屠戮的数千慕容贵族报了仇，可他无法逃脱北魏朝廷对他的猜忌。
北魏皇帝拓跋弘虽然在战场上任用慕容白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狡兔死则猎狗烹”，仗一打完，慕容白曜就不再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乙浑专权时，慕容白曜就依附于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慕容氏与拓跋氏本是世仇，怎么说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何况慕容白曜在山东一带的安民工作做得不错，很得民心——老百姓一放心，上级领导就不放心了。于是，青州之战结束仅一年多，拓跋弘便捏造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强加到慕容白曜头上，将他与他的弟弟慕容如意一同收捕杀害。这起冤案直到后来拓跋弘的儿子拓跋宏做皇帝时，才得到平反。
这个时候的拓跋弘已经亲政差不多三年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他的长子拓跋宏。冯太后对于皇族的孩子尤其喜爱，天安二年（公元467年）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和拓跋弘都很高兴，大赦天下，改元皇兴。不久，拓跋宏就被立为太子，冯太后宣布将精力投入到抚育皇太子的工作中去，而把执政大权交还给了拓跋弘。
拓跋弘也像他父亲一样十分勤政，赏罚分明，对地方官拔清黜贪，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对于贪污成风的朝廷大官们，他却一筹莫展。
我们在前面介绍高允的时候，就曾提到过官吏多贪这个北魏建国以来统治者一直头疼却无可奈何的大问题。北魏官员没有俸禄，大部分人都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是能拿则拿，能贪则贪。拓跋焘就曾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但是他南征北战，还得靠着这些文臣武将为他卖命，所以他常常斥责手下官员，却不可能痛下决心处罚贪污的人。拓跋濬时代休养生息，对于州郡上的官员进行考核，依然不能触及贪官的根本利益，更别说监督皇帝身边那些重要的王公官吏了。
拓跋弘有心攻克难题，他下诏书说：“官员凡是收受一只羊、一斛酒以上的，一律处死，同时行贿之人以从犯论处。如若有人揭发尚书以下官员的贪污罪状的，则可以取代被揭发官员的的职位。”
诏书一颁布就吓坏了不少人，这可是非常重的惩罚措施了，要搁到现在，一多半的官员恐怕脑袋都保不住了。皇帝身边有个叫做张白泽的官员赶紧劝谏，说：“这法子怕是行不通。从前周天子的时代，即便是小官，都有找人代耕（即雇佣农民代为耕田）的俸禄。现如今我们皇朝的达官大臣，辛勤付出却毫无回报。陛下让收礼的官员受刑，让揭发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微臣担心奸人有机可乘，真正的忠臣则会灰心丧气，想要如此就得以简政民安，也太难了吧！于今之计，还是得参照过去的律令，对于清廉的官吏颁发俸禄以作为奖赏。”
张白泽的建议，实际上是以赏“清官”取代罚“贪官”，来避免严刑治贪可能引发的危险。表面看起来严惩贪官大快人心，但若真正操作起来，的确很可能像张白泽所说的那样，被小人所利用，造成社会的动荡。光靠惩和光靠赏的手段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现象的，只有从制度上来规定和约束，才会有所成效。拓跋弘觉得张白泽所言有理，只好又废除了新法。
拓跋弘在革除旧弊的过程中受挫，很是懊恼，而更使他不爽的是来自太后的重重压力。
冯太后退居二线之后并不完全放弃对于权力的控制，她提拔自己的亲哥哥冯熙为太傅，时刻监督皇帝的言行。做了父亲的拓跋弘怎么甘心就这么被人摆布，他对于冯太后的敬畏渐渐演变成了怨恨，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
冯太后年轻孀居，自是寂寞难耐，她的宫中就常有面首出入，当时最为受宠的，名叫李奕，就是以前被太武帝拓跋焘处死的李顺的儿子。
李奕仗着哥哥、南部尚书李敷是几朝的旧臣，皇太后又对自己宠爱有加，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拓跋弘对于太后不满，也把李奕视为了自己的眼中钉。
机会是不难找的。李敷在官场上的老友李担任相州刺史，收受贿赂，碰上拓跋弘严打，有人就出来检举揭发。李敷出于过去的情谊，想方设法地为李掩饰，没想到还是让拓跋弘知道了。拓跋弘就下令把李押回平城，亲自审讯，证据确凿，依律当斩。
拓跋弘有意借此做文章，并不急于结案，他派有司的执法人员向李暗示说：“如果你能招供李敷兄弟的丑事，就可以凭此免除死罪。”
李很郁闷，这是条求生之路，但李敷是几十年的老友，又这么帮助他，良心上说服不了自己，每天做思想斗争，几乎要崩溃。这时候他的女婿裴攸来狱中看望他。他就对裴攸说：“我与李敷虽说同姓不同宗，可恩情如同亲兄弟一般。如今有司的官员劝我做这种事，我于情不忍，几次拔下头簪刺死自己，解下腰带上吊，都没能死成（这就恐怕是虚伪的托词了，没有求死的决心倒是真的）。何况我又怎么可能知道李敷兄弟的丑事呢？你看怎么办好呢？”
裴攸想了想，说：“这是皇上要杀李敷兄弟，你又何必做替死鬼？我听说有个叫做冯阐的，被李敷害死了，他家里人对李敷可是恨之入骨。我帮你去问问他弟弟，一定能探听到一些李敷兄弟的罪行。”
李咬咬牙，赞同了这个主意，裴攸果然从冯家收集来一堆李敷的罪证，呈到皇帝面前。同时，李的好友范檦也上书朝廷，告发了李敷兄弟所犯的三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被压抑了好久，这还不狠狠地发泄一把。他立即以这些罪状，下令诛杀李敷、李奕两兄弟。李举报有功，得以免死，鞭笞剃发之后，发配服役，后来又重新做回了尚书的职务。
冯太后让皇帝给夺走了心爱的情人，又悲又怒，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她认定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拓跋弘忘恩负义，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将来还不知道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呢。她想方设法对皇帝掣肘，母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拓跋弘行事刚毅果断，尤其讨厌身后有人对他指手画脚；他又受了贵族风气的影响，喜好佛、道两教的学说；加之北魏境内连年灾荒，反叛也不时发生，年纪轻轻的他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兴趣。皇叔拓跋子推为人雅量仁厚，名望颇高，对柔然的战事中也立下功劳，拓跋弘就召集大臣们商量，要把皇位禅让给叔叔。
群臣一边倒地反对，意见几乎出奇的一致，认为北魏开国以来一直是父子相承，现在要是开了这样一个先例，以后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何况皇太子没有任何过错，即便是要禅让，也应该内禅给太子。
拓跋弘很为难，对群臣说：“太子才只有五岁，实在太小了，朕以为还是传位给年长的子推为宜。”
老臣高允在旁边沉默了半天，一直没发话，这时进言说：“微臣不敢多言，只愿陛下上思宗庙社稷之重，追念昔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以辅政之臣自居，这样的话也只有高允这样的元老敢说得出口。）
拓跋弘思虑半晌，只好让步，叹道：“也罢，那就让皇太子继位，诸公辅佐吧！”
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拓跋弘禅位于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改元延兴。登基大典之上，拓跋弘把儿子抱到皇位上坐定，小拓跋宏已经泣不成声。拓跋弘纳闷，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哭呢，就问他到底怎么了。小拓跋宏答道：“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意思说，我取代的是父亲的皇位，内心感到非常的悲痛。天，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说出如此让成年人折服的话语，与那个登位时狂傲不驯的宋帝刘子业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群臣上奏，尊奉拓跋弘为太上皇帝，拓跋弘接受。有意思的是，拓跋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既做过皇帝，又做过太上皇帝的人，太上皇帝的称号，也自他开始。以前刘邦给其父刘太公的尊号为太上皇，而非太上皇帝。
拓跋弘名义上做了太上皇帝，实际上与皇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国家大事还是要由他批示。不过平日的生活总算清闲了一些，他移居到别宫，宫殿的房椽和台阶都用天然的木材和土质，每天又找一些和尚谈经论道，一派怡然自得。升任太皇太后的冯氏对他的嫉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发强烈了。
魏献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冯太后的压力。他虽退居幕后，但并不放弃努力与冯太后争夺权力制高点，这实际上不是拓跋弘一个人的意愿，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某种程度而言是与冯太后对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两股势力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乐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赏识的官员，惩罚贪官污吏，一方面也故意与冯太后作对，重新恢复了一批被冯太后罢免的官员，比如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他视察怀州（今河南泌阳）时，就任命鲜卑人薛虎子为镇将，而薛虎子的职务原先正是被冯太后下令罢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个月还要去父亲所居住的崇光宫拜见，一向十分看重这个小孙子的冯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总而言之，到了延兴六年（公元476年），不满的情绪积抑已久的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抢在拓跋弘一派还没来得及全面抢班夺权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将他毒死。接着，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临朝听政。（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皇后这一边出现类似冯太后这样的强势女性，那么帝后之争从来都是权力之争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这种对抗由于男性主导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常常显得不对等，或者说，后派的成功，需要通过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达到某个目的时，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我得说，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性别失衡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
冯太后拿到大权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对付的一个人了吧。没错，就是当年被拓跋弘利用，导致冯太后的宝贝情人李奕被杀的尚书李。
李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冯太后不方便马上动他，就先把他调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纠结党羽。
树大招风，痛恨李的当然不止冯太后一个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此人是个太监，姓赵名黑（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对。他的本名叫做赵海，在北凉时代的凉州做小官，拓跋焘灭北凉，他做了太监，得以入北魏朝中为官），原先也混得不错，是为数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宠信又得到冯太后喜爱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内公。天有不测风云，拓跋弘禅位后，赵黑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李就千方百计找他的碴儿，想把他整下去。这茬真不难找，赵黑有贪小便宜的习惯，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公物储藏所，还走漏了风声。李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线人，把物品清单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递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令人到赵黑那里一抄家，果不其然，东西都清清爽爽摆在家里呢。念在辅政有功，拓跋弘还算是开恩，把赵黑的侍中撤了，让他去做宫里的门士，就是现在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职务，当然咯，看的门级别比较高，是宫门。
这可把赵黑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幸好拓跋弘过了一年又想起他的好处，又重新把他调到身边任职。现在太上皇帝死了，赵黑心想君子报仇的时候到了，就跑到冯太后面前表忠心、诉衷肠。两人一拍即合，由赵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于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那家伙抵赖！”
李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阳的时候，南平王刘铄兵多将广，士气高涨，兵力超过我们十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而退入内城自保。自从有淝水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在上面修筑过堰堤，就是因为地形并不利于修堰，这能有用吗，怕是浪费时间吧。”
垣崇祖摇头道：“你们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旧例来说事。假若我军放弃外城，毫无疑问索虏就会占领，并且在外面修建楼台，在里头筑起长墙，我们的军队可不就坐以待毙了嘛！说定了，守卫外城，修筑堰堤，你们都不用再劝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军还在进军途中，派人在寿阳城西北火速修筑起堰堤，拦截上游的淝水，并在堤北修筑小城，四面挖好沟堑，在城中布置了数千守兵。工事完毕，垣崇祖对众人说：“索虏贪得无厌，见此城狭小，以为可以一举攻克，必然会全力攻打。到时候我们决堰放水，不费一兵一卒，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全都变成浮尸。这难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军来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说，集中兵力来攻城。垣崇祖在城头看得真切，指挥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围城的魏兵。与此同时，一支特工队已经悄悄跑到堰堤之上，准备就绪。
黄昏时分，魏兵的攻城没有多少进展，只好先休战吃饭。还未开饭，上游的齐兵就决开了堰堤，大水奔泻而下，魏兵全部被冲进了沟堑，小城之外顿成汪洋一片。对于垣崇祖的这支“奇兵”，魏军完全没有防备，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侥幸逃生的，也是仓皇北窜。信誓旦旦的刘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时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为理由退兵。齐魏之间的第一场攻防大战——寿阳之战，以垣崇祖的大胜告终。
北魏的军事行动在寿阳挫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们又改换进攻路线，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城战。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锦屏山）攻防战中，拓跋嘉试图通过攻下这一海上的据点，从东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军十分顽强，大破魏军。南齐水军又经由淮水从海路增援，魏军无奈，只得退兵。
在淮阳争夺战中，魏军同样没能在淮水流域的战场上捞到任何便宜，伤亡士兵有上万之多。垣崇祖率军渡过淮水，突击魏军，又杀了几千士兵。魏军在退兵途中攻灭了徐州一带拥兵起义的桓标之等人，掳掠了淮北的三万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强交差。（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作为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淮北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北魏在行政上对淮北四州进行管辖，但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与南方更加密切的联系与纽带，以及多年战乱使这一地区基本成为荒芜之地，北魏的统治是十分松散、缺乏实际效果的。掳掠百姓以补充统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后所常用的一种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淮北四州的军民，如此“打一枪就跑”的心态，正好印证了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实实在在把这些地区当做自己的国土；而淮北地区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叛乱与起义，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淮北人民对于北魏这个新主人毫无认同可言。这样一种严重的隔阂，才是导致南北朝继续分裂对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迁都，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客观现实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改变自我的决策。对于北魏政权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一位汉人太后来指引他们改变的步伐；对于鲜卑人而言，他们又是不幸的，改变自我，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摆上台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禄制”。从前的小恩小惠，小赏小罚，都只是短期性的，没能革除北魏官员贪污受贿的风气。冯太后出面主持，颁布诏令，将班俸禄彻底制度化。具体举措是：“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新制度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用这部分收入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有了俸禄保底，你官员要是再被发现用各种名目收受赃款，就要严惩不贷。换句话说，以往官员利用职权对百姓三番两次征收的钱财，由政府一次性征收的赋税所取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级官员无端盘剥搜刮，他们自然是以接受为主。然而对于官员情况就不同了，俸禄制一颁布，一个月中，赃款受到查处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担任秦、益两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内的四十多名官员，由于贪污数目超过了限额，被下令自裁或处死。
这下子那些贪婪成性的鲜卑官员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简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断了大伙的财路啊，怎么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说还是恢复旧体制为好。冯太后明白拓跋佗背后的这股力量来势汹汹，专门召集群臣讨论。
中书监高闾上表驳道：“发放俸禄对于官员是最佳的保护措施，廉洁的官员会更加清白，而贪污的官员也有机会改过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废止，那么贪官污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清官廉吏却连自身维持生计都做不到。请太后想一下，淮南王这样的建议，岂不荒谬？”
高闾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见地的汉族官员，北魏军队讨伐南齐时，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预言战争必然徒劳无功，冯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事后也很后悔。关于俸禄制的这番言论又是颇具远见，冯太后对之表示赞许，下诏新制不变，继续大力推行。
随着俸禄制步入正轨，冯太后的下一项改革措施也很快跟进。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又颁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北魏政府将境内的无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农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众多流民纷纷依附豪强大族，成为佃户。这些佃户虽然不用交纳赋税，但豪强对他们的强征暴敛丝毫都不比国家的赋税要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无人去种，同时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为五条。第一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农田，女子则可获得二十亩，奴婢与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亩农田，但是有上限，超过四头后就不再补给。各地配给的田地会有差别，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则贫瘠，怎么办呢？诏令规定，如果是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那么要多给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则要多给两倍。以保证理论上的公平性。
第二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达到纳税的年龄，就可以配给田地；年老或去世后，田地则自动归还国家；并且根据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发生变化，政府相应地配给或收回田地。
第三条是鼓励种植桑田：对于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亩田，要求必须种植五十棵桑树。这类田地可以被后代继承，死后不用上交国家。
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大晋王朝》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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