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反禁烟派疯狂反扑，全国二十一个官僚先后上奏，以种种托辞阻止禁烟。反禁烟派的四川总督宝兴上了一道奏折，胡说当时银价日益昂贵的原因是商人所发钱票不能兑现，提出要禁止使用钱票，实质上是掩盖鸦片大量输入，导至白银外流，从而引起了银贵钱贱。道光帝又要各省督抚“妥议章程”。一八三八年九、十月间，林则徐又写了一篇著名的禁烟奏稿《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严历驳了宝兴的谬论，肯定了商人发钱票的正常经济效用，指出银价日益昂贵，原因不是发了钱票，而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外流，才是真实的原因。他具体指出: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还需烟费钱一钱，每月需银三两，一年需银三十六两，全国四万万人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吸烟，耗银数字就相当惊人。他进一步批驳了对吸烟者一律从宽的主张，尖锐地揭露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这些人自己吸烟犯罪，还有力量包庇开馆兴贩之徒。因此“法当从严”，必须严加惩办。林则徐痛心疾首，尖锐地把鸦片问题的严重后果正告道光帝，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见《林则徐诗文选注》第61页）
林则徐对禁烟不仅立场鲜明，陈述恳切，措施具体，而且说到做到，见诸践履。他在武汉为中心的湖广地区，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一九三八年九月，“公以各省章奏未齐，定议需时，虑民心一放难收，即商之湘鄂两巡抚，大举严禁。”（《林文忠公年谱》第61页）
林则徐在武昌、汉口、汉阳和长沙等地开设禁烟局，派委得力官员，负责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在政策处理上，根据烟犯自首和戒绝情况，“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慝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
由于办事严正，举措有方，林则徐在湖广发动的禁烟活动，迅捷奏效，战果累累。当时的汉阳是禁烟先进地区，一八三八年秋，在汉阳捕获鸦片犯朱运升，在其船上货箱内起获烟土一千二百余两，烟膏八百余两。汉阳知县郭镜堂（觐辰）出于裕国保民之意，功令森严，恃法断案，多次拿获要犯，起出大量烟膏烟土，林则徐上奏朝庭，报功请奖。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一）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汉阳县郭镜堂以搜拿鸦片烟最多，恩加知州衔。”（《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在汉口镇也掀起了一个查烟、禁烟高潮。禁烟局在汉口邱第祥栈房内，起获贩烟犯何日升烟土二千零七十两、付桂芳烟土五百两。在余万顺楼房内，起获范永□烟土七百二十两、钟亚长烟土一千二百五十两。此外，又在已潜回广东的两个烟贩邹阿三留下的皮箱中搜出烟土二千○七十两、冯奉金留下的木箱内搜获烟土九百八十两。还在在逃的烟贩樊益□的夹层床内搜出烟土八百五十两。（《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载《林文忠公政书》，见《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138页）
在禁烟高潮压力下，许多烟贩和吸烟者怀刑畏罪，自行投首，邵锦璋一人就呈出二千多两。至一八三八年七月，查获和自行呈出烟土共计一万二千余两，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多杆。后来，又进一步查获，收缴“烟枪五千五百余杆”。（《林文忠公年谱》第61页）
湖南方面的查烟禁烟也收到了可观的成效:“湖南境内查获烟贩十余起，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四十余杆。稍后，又迭次拿获大批烟犯，起获烟土烟膏三万余两，收缴烟具二千余件。（《湖南通志》第一卷《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页）
烟土、烟具大批收缴之后，林则徐在武昌率同湖北巡抚及州县官，亲自验明，先用刀劈烟具，又用火烧烟土烟枪。即使是一些余膏残沥，也“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鸦片战争》（二）第138页）一八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十日）林则徐和湖北巡抚布政史臣张岳崧亲赴校场（校场在今武昌阅马场。），带着部属“查验搜缴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江夏（武昌）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林则徐集》（日记）第305页）
在林则徐发动下，武汉三镇的通衢要道遍贴禁烟告示，官府和群众都行动起来查烟馆、抓烟贩、搜烟土、缴烟枪，有些知情的举发，有些犯罪的自首，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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