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独秀误生罅隙
1937年9月，高语罕随陈独秀去武汉。他用高超的名字领了难民证，住进汉口的难民所，并与在汉口的《新民报》取得联系。《新民报》后由汉口包轮迁往重庆，高语罕也搭乘该轮到了重庆。稍后，陈独秀也由汉口乘轮到达重庆。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90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作为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高语罕随其自重庆移住江津。1939年3月，高语罕即于上海“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附有不少图片的《烽火归来》，叙述自己1937年抗战期间从香港取道广州、武汉、南京到上海以及从上海返回南京的经历和见闻，传播了抗战救国思想。
为维持生计，高语罕还化名为重庆《新民报》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费。曾任《苏南文艺》主编的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书中提及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张慧剑，如是说道：“慧老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高语罕来投稿，他与这位……名人认识了。抗战胜利东还，高无以自活，慧老就为他找卖文的路，结邻而居，便于照应他的老、病，直到为他营葬结束。……在他的眼里，只是个因老病而困苦不堪、日暮途穷的读书人。”高语罕生活之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1942年3月底，高语罕还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好友陈独秀受人挑唆，竟与其绝交。事情还得从3月29日说起。原来，29日当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和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群众大会，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在会议结束时，罗宇文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员是否还有话讲。
这本是一种客套，会议议程也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万没有想到的是，台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发表在《大公报》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散布悲观情绪。
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文中，陈独秀曾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此刻正值抗战关键之时，陈独秀此文确实不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曾指责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遭封杀。
这位老人对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和盘诘，用语严厉尖刻。一时间全场皆惊，大家议论纷纷，全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报纸也对此事进行报道。这个老头叫凌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凌铁庵是一个爱国者，他甚为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对陈独秀此时发表文章散布消极悲观情绪十分不满，遂在大会上公然提出反对。
陈独秀很快知道了此事，由于他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这让他感到尊颜扫地，无地自容。陈独秀躺在床上，郁郁寡欢，病情也日益加重。他还听信传言，恼怒地认为高语罕便是这事件幕后策划者。于是，他立即与高语罕断绝关系。稍后当高语罕约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陈独秀时，陈独秀也就只与别人交谈，对高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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