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苦。在辛亥革命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在清朝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的压迫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②。但在这一时期，贫苦农民已经有反抗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遍及全县。1885年曾发生过洪亚重领导的数千人农民暴动，后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了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等重要职务，掌握了广东的实权。所有海丰的陈氏家族，也随着陈炯明占据了一部分政权和军权，以巩固个人的地位。他们不但在别的地方刮地皮，在家乡也一样。所以海丰农民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的压迫。他们不但不能脱了地主阶级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僚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护弁及手枪的恐吓。过去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票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使农民苦不堪言。海丰县有人口四十万人，约七万户，其中农户约五万六千户，其中自耕农约占20%，半自耕农约占25%，佃农约55%。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连年战争，军费负担，苛捐杂税的负担加重，使许多自耕农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土地以应付生活，结果逐渐沦为佃户。不少贫苦农民甚至被迫嫁妻卖儿以抵租债，实在无法生活时，便逃往城市出卖劳动力当“苦力”，甚至也有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彭湃发现海丰农民中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于是他下决心从事农民运动，想尽各种办法接近农民、组织农民。彭湃的家庭是海丰县的大地主，每年收租千余石，受剥削的农民不下五百余人。因此当他下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时，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同族人同村人也讨厌他，但他置之不理，并且放弃在《陆安日报》上进行笔战，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农民运动工作。在开始时，他身着学生洋服和白通帽，一派官贵子弟，农民以为是下乡收捐或收账的，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后来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于文雅了”，农民听不懂，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改为通俗话。另外自己的面貌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深受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就怀疑是他的敌人。因此总是不喜欢和接近他。于是他乃改穿较为质朴的服装，用通俗的语言，到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口去宣传。开始时，愿与他谈话的农民每天约有十余人，听他演讲的有三四十人。有些绅士为了反对他，便造谣说他有神经病，企图阻止农民去听他演讲。但他坚持不懈。有一天，彭湃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是一定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什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突然一个农民说：请你们“名合”(彭家一店号)“不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另一青年农民却说：你这话却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像看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彭湃听了很高兴，就问他的姓名，名叫张妈安，并约他晚上详谈。当晚他们在闲馆细谈，张说：我们听见你演讲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未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怕您说谎，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说话。彭湃便请他约朋友来谈话，一共来了六个人。彭湃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便谈起农民运动问题。彭湃说：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是不理我，总是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最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才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林沛还说“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彭湃听了很高兴，李老四说：我们几个先成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彭湃立即表示赞成。第二天，彭湃由张妈安、林沛两位农友带路到赤山约附近农村去宣传，听众越来越多。经过一个多月，加入农会的已有三十多人。农会便在乡村为农民办实事，如调解农民争端，反对地主加租易佃，反对城市土霸勒索等等，使乡村的政治势力逐步由土豪绅士之手转移到农会。
1922年9月，加入农会的农民已有五百多人，其中赤山二十八乡为最多，于是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并推举黄凤麟为会长。会后，加入农会的人更多，由赤山约而平崮约、银镇约、青湖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于是彭湃等便积极筹备成立海丰县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农会设有财政、庶务、教育、卫生、宣传、交际、农业、仲裁等部，注重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如教育部创办农民学校，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和农具的名字，会办农会等，深受农民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办了十余所农民学校。仲裁部负责解决民事纠纷，类似农村的政权机关。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当时海丰县县长翁桂清(陈炯明的亲信)，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和禁止农会，彭湃等便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和反对土豪劣绅把持市场管理权的斗争。
海丰县城内有一恶霸地主朱墨，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欲给公平区黄泥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加租。余坤等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先租，向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便罢之不理。朱墨大怒，派奴役到余坤家大闹，余坤向农会报告，并提出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支持其行动。朱墨便以“佃灭主业”向法庭起诉。法庭推事派法警携传票传余坤等质讯，并任意勒索银钱。农会则帮他们打官司，结果余坤等胜诉，引起恶霸地主的恐慌，他们成立了粮业维持会与农会作对。他们以法官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为名，集体向法官质问，并扬言如不把农民锁起来，将予以相当对付，在他们的胁迫下，法官张泽浦唯唯诺诺，即派人到农会传余坤等堂讯。余坤等六人到法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来旁听者七八十人，张推事被其所威吓，对余坤等六人，并未如何讯问，就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员，召开会议，决定向法庭请愿。当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部，通知各乡农友于次日上午集合。第二天，有六七千人参加，彭湃说：“农友无罪，被法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的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先死与俱。”③当请愿队伍到达法庭门口，县公署派武装把守门口，企图阻止农友进去，农友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到达法庭会客厅时，农会就选派二十名代表与推事谈判，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将枉押农民放出;第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农民出去;第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起初推事多方推诿，后不得已放人，农民高呼“农民万岁”、“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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