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日军又进攻上海，对上海金融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既使得上海金融市场处于瘫痪状态，又使得上海银行钱庄对于已经放出的贷款是否安全感到不安，同时又造成上海金融机构对内陆的贷款停止。因此，上海的银元存底大量增加，1932年上半年，上海银元存量达5 446万元，呈过剩状态，银元价格不断下降。1928年到1931年间，每100枚银元平均值银73两，1932年4月降为值银69两9钱5分。全国舆论普遍认为，实行币制改革，机不可失，尤其上海各界，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
1932年7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谈话，说明废两改元的原则：(一)实行废两改元，完全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二)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一俟法价重量标准规定后，即开始鼓铸新币。谈话当时，银钱两界“皆表示毫无疑义”，但事后，钱业界方面又略有不同意见，于是钱币司司长徐堪又到上海，与金融企业界巨头磋商。7月22日，宋子文再与上海银钱业续商币制改革事，并决定组织一个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健庵为主席委员，任命中央银行贝淞荪、中南银行胡笔江、中国企业银行刘鸿生及西人凯末、麦照特、雷祺为委员，并邀请上海市商会钱业公会等代表参加。研究会中所讨论主旨为：(一)新银币之重量与成色;(二)当在有效期间的银两契约其与银币折合之比率，如何规定;(三)应采取何种方法，可以使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此项变更，了解而信任。27日，研究会在中央银行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新币制度，但由于意见不一，未有结果，遂决定3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这次讨论中，一部分人主张新币重量与成色，应根据1914年条例进行，即每元重7钱2分，含纯银6钱4分8厘，成色为9与1之比。但主席委员认为，如果按照1914年条例，政府不堪负担，故新币拟减低重量为7钱另9厘，成色为纯银88 (即6钱2分3厘2毫)、铜12(即8分5厘8毫)。8月3日再举行第三次会议，各方意见仍分歧不一，最后会议决定将各方意见汇集成报告，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实际上，国民政府最后关于新币的重量成色的决定，“大致依第二次研究会中主席所提之意见”。⑤
关于此次废两改元，上海市商会也组织了一个研究会，该会于8月5日和10日先后举行了两次会议。各方所提意见主要是：(一)对于新币成色重量，除注意1914年条例外，大都认为应适合现在的需要，不应使新币重量成色有过高过低，或畸轻畸重之弊，旧有杂色银币，应逐渐收回，公开检验及监督应为不可缺少之手续;(二)对于银两契约与银币折合率问题，主张应有法定团体，会同各业及债权债务公议，定一折中办法;(三)对于如何使一般民众明了及信任此次币制变更问题，大都主张以软币发行，须有统一办法，准备现金，至少应有六成，不得以其他债款作抵押，必须随时公开检查。⑥
经过各方反复讨论研究，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中国习用银两过久，欲达废除目的，必须分两步骤逐渐推行，并初步拟定出实施废两改元的具体办法：(一)新银元成色减低为银88、铜12，总重量为26.6971公分，含纯银23.493448公分，计合上海规元0.6992305两; (二)两元之间的换算率为每元含银0.715两;(三)新银元的推行，应有运输及兑换自由，并建立相应的保证措施。
1933年3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原则通过行政院制定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施行办法。财政部发布命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并定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3月8日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新银元重量、成色及型式;宣布新银元铸造权专属中央造币厂;规定“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及银本位币接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决定：“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⑦
3月10日，上海试行废两改元，所有征收税款，以往用银两交纳者，一律改用银本位币，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交纳;以往用关金交纳者，虽照旧交纳关金，但必须以银本位币，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交纳。各海关一切开支，也同样改用银币。“施行以来，商民称便”。但是从收兑银两情况看，上海的形势并不乐观，据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统计，从3月10日到4月5日，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共兑入银元63 449 030.99元，兑出银元2 031 158.03元，兑入银元较兑出银元总数竟超出30倍。很显然，银两在当时仍为金融界大部分人所聚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然增加社会藏银，阻碍银元流通。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以遏制银两在上海以外的流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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