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社会，是属于朋克的天下。
一时间，无数顶着鸡冠头的愤怒青年横行街头，满身“混不吝”的劲儿，“唾沫与粗口齐飞，中指共噪音一色”，简简单单地三个和弦，竟然开宗立派，从“朋克音乐”衍生出了“朋克文化”来。
朋克的代表——涅槃乐队
所谓“朋克文化”，一言蔽之：就是与主流的价值观念对着干。在朋克文化的信徒眼里，反对一切，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也是70年代最为先锋的思想理念。
但是，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们，在近两千年前，有一个叫做刘宏的皇帝和他的所做所为时，这些朋克青年保准会大吃一惊：“xxxx！这哥们简直太朋克了！”
汉灵帝画像
把汉灵帝刘宏称作朋克皇帝，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挑战东汉主流价值观底线的历程——
自己的亲娘董太后还活着，非要认宦官当父母；
摆着皇帝的金根车不用，驾着驴车在宫里乱跑；
听“胡乐”、穿“胡服”、住“胡帐”、吃“胡饭”......生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西域小酋长；
大力推行“女式开裆裤”，没事干还在宫里大搞“天体运动”，堪称一代“性解放”达人；
......
如果这些还只是“个人作风”问题的话，那么，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在刘焉的“忽悠”下，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就连地方军政大权也交了出去。
三国初期 刘焉也是一代枭雄
这样一来，汉朝四百多年来的基层运行机制彻底被打垮，这些州牧们手里有兵、兜里有钱，免不了就得做做“皇帝梦”。可以这么说，汉灵帝左手给汉朝挖了个大坑，右手一把拉开了三国的大幕，最后还顺手把一口名叫“亡国之君”的大锅甩到了儿子刘协的头上。
“背锅侠”刘协
这样的皇帝，在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个专属名词——“昏君”。
然而，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除了极个别天赋异禀、骨骼惊奇的“败家子”之外，没有一个皇帝是一开始便铁了心向着“昏君”的目标狂奔的。
如果我们暂且将脑海中固有的那个“汉灵帝”放到一边，认真地审视一下这个叫做刘宏的人，我们又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
一、村里来的孩子
公元167年，刚刚改年号为“永康”的汉桓帝一命呜呼，让这个年号凭空多了些讽刺意味。
汉桓帝画像
更讽刺的是，这位前后换了三位皇后，纳了数千名妾室的皇帝竟然一个儿子都没生出来。
即便如此，但皇帝的位子是不能空着的。于是，刚刚做了寡妇的窦太后就找到了她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开始寻找皇位的继承人。
有人可能觉得，刘氏宗亲这么多，找个继承人还不容易？但实际上，刘氏宗亲虽多，但符合窦氏一家人利益要求的，还真不是那么多——
第一，这个继承人年纪不能太大。理由很简单，年纪大了有思想，不好管；
第二，这个继承人还得没什么家世和势力，最好除了姓刘之外，既没什么亲属，又和朝廷官员没交情，免得有人与皇帝沾亲带故，顺杆往上爬。
按照这两条准则，窦氏父女选来选去，发现汉章帝还有一个玄孙，父亲早亡，虽然早早继承了爵位，也只不过是个芝麻大小的“解渎亭侯”（今河北安国附近），条件简直不要太理想——窦武一拍巴掌：就是你了！
解渎亭——一个不标红都找不到的地方
于是，12岁的刘宏坐着青盖车，来到了洛阳，在大臣们的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中，迷迷糊糊地登上了帝位。
虽然在名义上成为了“九五之尊”，但坐在龙座上的刘宏，很快就能体会到皇室权力斗争的残酷和血腥。
二、非典型外戚
在我们的历史中，“外戚”的名声算不上体面。从西汉开国的“诸吕乱政”，到唐代一手促成“安史之乱”的杨国忠，“外戚”这个词，基本上和“裙带”、“弄权”、“纨绔”划上了等号。
吕后影视形象
然而，作为灵帝时期的第一个掌权外戚，窦武的做派与历史上诸多外戚大有不同：
首先，这个人不爱当官。虽然窦武的高祖窦融贵为东汉开国的功臣之一，父亲窦奉也是“秩二千石”的高官，但窦武的兴趣却在读书上，甚至还当过很长时间的“教书先生”，在关西地区颇有人气。直到他女儿窦妙入宫做了贵人，窦武才正式进入仕途。
影视剧中窦武形象
其次，不贪财。根据《后汉书.窦武列传》记载，窦武不光是“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就连皇帝给的赏赐，也都散给太学里的贫困学生，还时常向贫民施舍粮食，堪称道德模范。
最后，骨头相当硬。窦武曾经给汉桓帝上书，说：“臣听说明君不避讳讽刺挖苦，才能明察秋毫；臣子不怕犯言直谏，才能处理好政事，臣作为读书人，哪敢只为了明哲保身，而不尽职尽责呢？”（《后汉书.窦武列传》）
这种话，历史上很多大臣都说过，但向窦武这种说到做到的，还是少数——
汉桓帝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期，许多大臣都避之则吉，生怕被卷进去。而窦武却直言上书，斥责宦官为奸佞，替被迫害的士大夫们喊冤，甚至不惜以辞去城门校尉、归还列候印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窦武作为一个外戚，既有才学，又有节操，如果好好辅佐皇帝，汉灵帝未必就会一路出溜，变成后来的那副德性。
三、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很多年之后，八府巡按包龙星总结出一个道理：“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与贪官斗 包龙星有着丰富经验
窦武的问题在于，搞斗争，他的水平与宫里的那些宦官比起来，实在是有点业余——
前面说过，从第一次“党锢之祸”开始，窦武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就近似于水火，绝无相容的可能。当他以外戚身份掌握大权后，就开始着手清理宦官势力，打算来个一网打尽。
汉灵帝建宁元年九月（公元168年），窦武在全面掌控了朝中重要职位的情况下，觉得条件已经成熟，便假借“天象有异”的名义，联合太傅陈蕃、侍中刘瑜等一干重臣，联名写了一篇奏章，要将当时的中常侍曹节（和曹操的曾祖父不是一个人）、王甫等一干宦官统统拿下。
以窦武为首的主要士人力量
这个计划看起来挺完美，但是，窦武实际上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件事，并没有和皇帝打招呼！
在窦武看来，这个小皇帝与庙里的泥塑木偶没什么区别，请不请圣旨，不过是走个程序，大可以先上车后补票，反正玉玺掌握在太后手里，皇帝也不敢说个“不”字。
然而，窦武实在低估了这些宦官，更低估了这个十二岁的小皇帝。
就在窦武认为大功告成，一个人施施然地回家睡觉之后，消息却走漏了：当晚，在长乐宫当值的宦官杀身之祸朱瑀偷看到了窦武的奏章，便立刻把消息通知了曹节、王甫等人。
这些宦官当机立断，马上跑到小皇帝那里，告了一记恶状：“窦武、陈蕃要作乱，已经上奏太后，要废了您，现在情况紧急，您快到德阳前殿去平乱吧！”（《后汉书.窦武传》）
若是一般的小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估计当场就得尿裤子。但汉灵帝的行动相当出人意料——“帝拔剑踊跃”，抄家伙就准备拼命了。
就从这种胆色来看，汉灵帝着实不是一般人。
有了汉灵帝的支持，这些宦官们封锁宫门，从窦太后处夺还了玉玺，将窦武在宫中的耳目尹勋、山冰等人尽数格杀。随后，宦官王甫等人召集了大批禁军讨伐窦武。
宦官所控制的禁军 是东汉最精锐的武装力量
当时，窦武手下虽然也有部分禁军，但这些士兵毕竟以守卫皇帝为使命，当宦官们抬出皇帝的名义招降时，窦武手下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仅仅大半天的时间，“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窦武和侄儿窦绍等人只得自尽，而窦武一手建立的士人政府也瞬间崩塌，第二次“党锢之祸”由此而起，东汉政权的内外失衡愈加严重了。
回顾整起事件，窦武失败的原因纵然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就是拿豆包不当干粮，没有将汉灵帝这位“娃娃皇帝”放在眼里，低估了皇权的力量，结果给了宦官们绝佳地反扑机会，最终功亏一篑、身死家灭。
四、汉灵帝：我曾经也努力过
窦武倒台之后，汉灵帝很是过了几年平安日子。然而，到了建宁四年（公元172年），年满十六岁的汉灵帝正式亲政时，他所面对的，是一片残破至极的江山。
当时的东汉朝廷，内部有宦官掌权、腐败不堪，外部边疆不稳、战事频发，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绵延了一百余年的东汉朝廷，就如同一棵被蛀空了心的大树，一阵风雨吹来，随时可能轰然倒下。
东汉外部形势图
在这种近乎死棋的局面下，汉灵帝并没有如同我们想象中一般束手待毙，而是着手开展了他的改革——
汉灵帝改革的第一项，是设置“侍中寺”。
“侍中”一职，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起初不过是“直侍左右，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通典.职官三》），说白了，就是伺候皇帝日常起居的人。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侍中逐渐开始参与政事，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参谋机构。但自东汉建立以来，外戚、宦官的势力膨胀，侍中又逐渐成为了一个陪皇帝读书的职位，数量也时增时减，在宫中的地位一直较低。
而汉灵帝所设置的“侍中寺”，不仅确定了编制，还给了侍中们“省尚书事”的权力，实际上在自己的身边增设了一个专门的“秘书办公室”，这些人不仅要他出谋划策，最重要的还是处理朝中大臣进呈的各类文书，并直接向外传达汉灵帝的意见，从而达到“令从己出”、权力集中的目的。
改革的第二项，是实施“三互法”。
所谓“三互法”，实际上是一种任职回避制度。具体来说有两项：一是婚姻回避，丈夫不得在妻子籍贯所在地任职；二是相互回避，例如，一个荆州出身的官员在青州任刺史、州牧等长官，那么，只要这位官员还在任，青州出身的官员便不能在荆州当“一把手”，反过来也是如此。
这一规定看起来有些绕，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起到防止利益交换、杜绝朋党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的最后一项，就比较有名了，叫做“开鸿都门学”。
按照《太平寰宇记》等典籍的记载，“鸿都门”，就是当时的洛阳北宫门，从汉光武帝时期开始，这里就是皇家的藏书与研修的地点。
东汉洛阳北宫地图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正式设立“鸿都门学”。一开始，这里所招收的还是以经学见长的儒生，但渐渐地，这里变成了擅长书法、绘画、词赋的寒门文士的聚集地，并且成为了他们的晋身阶梯。
正因如此，“鸿都门学”在当时和后世人眼中都颇受非议，认为汉灵帝招徕这些“无行趣埶之徒”，就是为了给自己“憙陈方俗闾里小事”，满足自己的文艺爱好而已。（《后汉书.蔡邕传》）
蔡邕虽然是辞赋大家 但也没有把这些当做正道
但是，汉灵帝若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爱好，大可以在天下遴选类似的人才入宫陪侍，完全没必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而当我们将“鸿都门学”的设置与之前两项改革措施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汉灵帝所瞄准的，实际上是当时已经极为严重的朋党问题。
按照前文所述，经过两次“党锢之祸”的东汉朝廷，从上到下的用人选官权力，基本都掌控在了宦官的手里。这些人所提拔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真才实学丝毫没有、搜刮百姓一个顶俩的角色。
而当时的士大夫群体，虽然饱读诗书，但这些人大多都是世家子弟，相互之间的师徒、亲属关系盘根错节，一旦有一人登上高位，立刻就能拉起一群死党，形成牢固的利益集团，之前提到的窦武事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东汉时期 士族已经初具规模
宦官不堪用，士人不敢用，汉灵帝想要控制朝政、收归权力，就只能依靠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子弟。而在当时，学习儒家经学的门槛颇高，这些寒门子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便转而在书画、词赋等“小道”上下功夫，以求扬名。可见，汉灵帝之所以要开辟“鸿都门学”，招揽这些在士大夫眼中“上不了台面”的文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限制朋党的折中之举。
从以上这些改革措施来看，汉灵帝实际上是认识到了当时朝政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也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如果一味指摘汉灵帝不理朝政，未免有失公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锐意改革的君主变成了后世口诛笔伐的“昏君”呢？
五、钱，是汉灵帝的避风港
在历代史籍中，说起汉灵帝的“昏”，基本都离不开“卖官鬻爵”这个话题。
实际上，在整个东汉历史上，卖官这件事，并算不得新鲜。
从汉安帝在位时，就曾经“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安帝纪》）
在汉灵帝之前，汉桓帝也曾经于延熹四年颁布过一次卖官的诏令：
然而，与这两位“前辈”相比，汉灵帝卖官，不仅卖出了规模，卖出了收益，更卖出了花样——
论规模，安帝、桓帝二位所卖的，不过是各类爵位和宫中的虎贲、羽林等职位，而汉灵帝不光是卖宫中的职位，连朝廷的三公九卿以致地方的郡守等紧要职位，统统摆上货架，“清仓大处理”。
论收益，之前卖官，并无明确价格，也无硬性规定。但汉灵帝统统明码标价，不交钱，就当不了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关内侯，入钱五百万......二千石（郡守等）二千万，四百石（县令、县丞等）四百万”（《后汉书.灵帝纪》），虽然强买强卖，堪称童叟无欺。
不过呢，当提拔的官员能力、德行的确比较强时，还可以打三折到五折，算是专门优惠。但若是抗拒不交，对不起，能力再强也得靠边站。
论花样，当时的人若想当官，不仅要交“修宫钱”、“礼钱”等种种名目，还得额外给宦官们交一份“导行费”。
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到汉灵帝去世的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样大规模的买卖官职，几乎没有中断过。靠着这一招，汉灵帝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若论起私财之富，东汉列位皇帝与汉灵帝相比，都是“弟弟”。
东汉皇帝列表
按照前文所述，汉灵帝对当时朝政中存在的问题并非全无认识，也并没有出现什么“乱政”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让他在执政中后期一反常态，变成一个“钱串子”的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得从东汉的财政危机说起——
东汉时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根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汉顺帝到汉桓帝的41年里，发生的有记载大面积水旱、地震、瘟疫等灾害就达到了55次。
而在汉灵帝在位的前12年里，各种大灾就发生了13次，一年若是只有一次大灾，老百姓就得烧高香。
汉灵帝在位期间部分天灾记录
外加边境各地战乱不断，仅西凉羌人的进犯，从汉顺帝开始就发生了20余次，大量的社会财富都消耗在绵延不绝的战争当中。按当时名臣陈蕃的形容，东汉已经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后汉书.陈蕃传》），朝廷的财政情况处在崩溃的边缘。而这巨大的财政危机，已经危及到了汉朝的统治基础——
按照东汉朝廷以往的管理，赈济灾荒、供养军队等费用，都要靠朝廷支出。然而，在汉灵帝时期，朝廷已经负担不起这些开支，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各个地方官员和豪族自行筹措解决。
救灾不力 使得大批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依赖地方，对于地方政府和豪族势力的控制力自然下降，中央诏书下到地方，地方官员大多随手一扔、束之高阁，根本不当一回事，还不如州郡长官的一句话来的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所推行的改革，必然落得虎头蛇尾、草草了事的结局。
改革不成、政令不行、天下多乱，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汉灵帝，突然发现，自己忙活了十几年，权力并没有归于朝廷，国家也没有变得更好，自己想做的事，竟然没有一件能够做成的。而这些困难，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朝廷没钱造成的。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皇帝当到这份上，着实令人丧气。
而且，汉灵帝在捡到这个帝位之前，不过是一个“解渎亭侯”，空有一个宗室之名，生活水平相当差，按照《后汉书》中的说法是“宿贫”（《宦者列传》）。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更是紧紧巴巴。
对于穷怕了的人来说，财富，就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因此，汉灵帝对于金钱如此渴求，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特别是当窦太后去世，灵帝生母董太后开始参与朝政后，这位过够了穷日子的老太太更是不停在汉灵帝身边煽风点火，“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后汉书.皇后纪下》）
而替这对母子操办卖官事宜，并帮助其管理钱财的，正是宫中的宦官们，作为皇帝的“善财童子”，他们的得宠，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此，汉灵帝会说出“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这种糊涂话，也就不奇怪了。
影视剧中的张让
看，只要卖卖官，大笔的钱财就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宫中，皇帝高兴、太后高兴、宦官们也高兴，正是皆大欢喜、一团和气。
然而，天下的百姓们非常不高兴——因为花钱买官的人不肯做亏本生意，这些花出去的钱，早晚要连本带利地从百姓身上刮回来。
于是，被压榨得活不下去的百姓们扎上黄头巾，拿起武器，要向这个“该死的苍天”讨回公道。
黄巾起义
就这样，在这位“朋克”皇帝的带动下，整个东汉，都摇滚了起来。而汉灵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安全感，最终也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而已。
参考文献：《后汉书》
《太平寰宇记》
《通典》
《廿二史札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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