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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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竟与北京申奥方针背道而驰？
■“马家军”为何在悉尼奥运会销声匿迹？
■国家体育总局真的挪用过亿元奥运专项资金？
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做法“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在申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奥申委希望通过支持罗格(时任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从而得到欧洲委员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票。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时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韩国的金云龙。他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处理兴奋剂事件最艰难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
原来，“马家军”获得悉尼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最终，以袁伟民为首的体育总局领导层决定将包括“马家军”在内的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明显的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悉尼奥运会之外。
不过，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运动员所属省份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4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袁伟民翻着本子说。
第二天，该省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局局长，批评他没有如实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不过，袁伟民最终顶住各方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
女排打假球“你开先例了”！
2002年8月，逐渐成熟的中国新女排迎来了一场重要比赛———世界女排锦标赛。为了避开强队意大利，中国女排故意以0比3“输”给弱队希腊队，以0比3“输”给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赢了巴西如愿闯进四强。但人算不如天算，半决赛上还是跟意大利队碰上了，并输掉了比赛，最终仅获第四。两场假球一打，搞乱了世锦赛的正常秩序，激怒了东道主，世界排坛哗然。
这让袁伟民勃然大怒！在釜山亚运会前他亲自批评排管中心主任徐利：“你打假球，在世界锦标赛上开先例，国内比赛怎么办？你不好好检讨，你怎么领导全国的排球运动啊？你中心主任这么当，开先例了！”
徐利和主教练陈忠和经历了最初的想不通到想通，到接受批评、努力改正的过程，他们主动向国际排联写了检讨信，向全国球迷写了一封真诚的道歉信。
审计风波：原来“定性有误”
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遭遇“审计风暴”，被认定挪用奥运专项资金，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09亿元，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2005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整改情况时又指出：“除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奥委会的资金尚未落实整改外，其他都已整改。”
面对“审计风暴”，国际体育总局提出内部申诉，后得到事件“定性有误、程序有错”的结论。原来，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是“两套牌子，一个机构”，体育总局花中国奥委会的钱也就是花自己的钱，而且钱也并非奥运专项资金，因此国家审计署“定性有误”。
随后审计署要求“落实整改”，用国家划拨财政款归还动用中国奥委会的1亿多经费，然而袁伟民始终没要这笔钱，“我们没什么错，干嘛还要跟国家要钱”，最终也因此落下了“未落实整改”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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