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戰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除根据地史料和各种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之外，也许来自外界和敌人的评判更有说服力。在第三方评价方面，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的报道是极为生动、真实和富有参考价值的。1944年夏，作为《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深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采访，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和游击队、民兵的战斗，走访了战士、民兵、农民和日军俘虏等各色人物，写下了轰动中外的《北行漫记》，向全世界报道了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英勇事迹。在该书“爆炸的乡村”等章节中，福尔曼详细记述了晋绥边区开展地雷战的情况：
哈里森·福尔曼不仅撰写了《北行漫记》，还在陕甘宁、晋绥边区拍摄大量照片，留下珍贵的地雷战一手资料
“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据点的四周是一个密布地雷的阵地，民兵昼夜巡逻，防止日本人突围出来，他们连出来取水都办不到。我们问村民，是否需要军队留下来帮助他们攻下那个据点。他们回答：'不，我们自己会干的。’十天之后，他们攻下了那个被包围的据点，疲惫的警备队没有作什么抵抗，一半被击毙，另一半投降了。
“这个村庄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一个。每一条大路，每条荒野的山路，都周密地布上地雷。地雷不仅安设在道路上，还布置在田野里，怕狡猾的日军可能会绕道而过。这是为防止日本人的增援来到。每一处安放地雷的地方，土里都插着警告牌，敌人接近时，牌子很快就可以撤走。当你骑着马小心地曲折而行，穿过插有警告牌的地雷之间的时候，你一定不寒而栗，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你希望他们不会弄错了标记！
哈里森·福尔曼与背着地雷、拉绳的民兵交谈
“连村里的街道也布了地雷。村里人毫不在乎地走来走去，好像忘记了脚下埋伏着的死神。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一种武器——或者背上背着一支来复枪，或者身后面挂上一颗手榴弹。这种携带武器的习俗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甚至小孩也在腰间缠着一些玩具手榴弹。
“战前，这个村庄是以制造爆竹出名的。现在，这里的居民已经把制造爆竹的技术用来制造地雷了。在一个院子里，我看见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制造黑色火药、铸地雷的模型，并且将装好炸药的地雷排列整齐。因为缺乏金属作地雷的外壳，一些村民就凿空了石头制造石头地雷，有的把火药装在瓶子、罐子甚至茶壶里。”
福尔曼最后总结道：“这一切现象值得人注意之处，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率有多么优良，而是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人民的战斗精神。一个人须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对敌人可怕的近代化武器，想出这些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来。”
《晋察冀画报》刊登的根据地军民拆桥破路的照片，上面的文字是“神出鬼没！！群众游击战”
被地雷炸死的日军
日本原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2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在其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华北战纪》中，记载了两个战例：一是1942年12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19大队讨伐队在牙山附近遇到地雷袭击，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被炸死，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等7人被炸伤。二是1943年5月21日凌晨，第17大队在从大辛店向西南行军途中，抗日军民拉响地雷，导致日军一个9人无线电通讯班非死即伤，因天黑情况不明，整个大队在原地待了整整3个小时，直到天亮方敢继续前进。
抗战期间日伪出版的报刊上，也经常提及抗日军民和其使用的地雷，字里行间可见敌人对民兵的地雷战术十分惧怕，不仅承认“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把地雷战称为“残忍已极之神经战”，从敌方的角度验证了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爆炸运动的成果。
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拿着玩具手榴弹和地雷的根据地儿童
地雷战亦是“神经战”，迫使敌人无论何时何地精神上均高度紧张（电影《地雷战》画面）
地雷的威胁使得敌人即使面对空屋，也不敢随便进入和搜查翻动（电影《地道战》画面）
日军趴在地上用探雷器寻找地雷的踪迹
1943年11月18日太原出版的日文《东亚新报》，曾这样报道：“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愈深入山岳地区，则地雷爆炸的痕迹也愈加增多，特别在30度以上的山坡更多……精兵简政后，民众武装大为增加，其指挥系统是直属于分区司令的，每户必有一个抗日分子，把所有的民众都逐渐改编为军事化，而对民众武装进行露营训练，对干部一级则进行战法教育……中共武装是与民众武装协同作战的，因此凡没有民兵的地方就没有敌人（指八路军），也就不会有地雷，但是，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同年10月25日，太原伪《山西新民报》也发表了一篇记述我民兵活动的文章：“日军于行军中时常于田中、道上及各地发现无数之地雷，时见二尺宽之狭路上前行军队留下之纸条上书：'注意地雷’……尚有在开门之际轰然爆发者，此系以线系于地雷之信管上，开门之际，即可牵动炸者，此外尚有设置于灶内或炕内，待日军不加注意点火利用时以致伤害者。日军部队对此残忍已极之神经战，须以极端之细心，于通路门后、灶口、炕内各地加以搜索。”
在张家口出版、绥蒙地区发行的伪《蒙疆新报》上，1944年1月5日刊登的一篇通讯中写道：“走了约30 分钟的时候，是走在一个两山相夹的大村落的附近，忽然发出有地雷站住的命令了。于是车辆就一齐停住了，我听了这个有地雷的命令，吓得连车都不敢下来了，不多一会儿的工夫，在前方约有百公尺的地方，发出来一声可怕的爆音，这是踩了地雷啊！这时有两名可怜的皇军勇士满脸缠着白色的绷带被汽车送回去了。”
日军正在书写“地雷注意”牌子，用以标示雷区
天津伪《庸报》1943年10月18日的报道，不仅介绍了我方的一些基本战术，甚至提到民兵英雄李勇的名字：“……其具体之手段，先努力侦察，完备谍报网，调查我方情况，如薄弱即行袭击。又在日方进击之时，任意利用地形、地物加以射击，埋以地雷，此地雷战法，最近特别显著。在五月扫荡之时，在阜平县五丈湾以李勇为中队长之游击队，利用地雷收极大效果，作为炸弹英雄，系游击战之重点。于此，此次对日方肃正作战，以'有组织之地雷激战’之展开为'反扫荡必须任务’之第一。”
北平伪《民众报》1943年11月26日刊载的《冀西边区调查班追记之三》坦言：“……在过去的传说里中共八路军的游击战和地雷战，真有时觉得八路军有像演义说部中描写的神出鬼没和惯用埋伏的一流人物。所以在初次踏上匪区的土地时，全员都怀着不安的心，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默默中决不敢说出踏地雷，遇八路军等笑谈，恐怕遭遇到他们，将不会平安的过去。”
山西伪《新民报》1943年5月1日刊载晋豫省境该报特派员周萍讯：“剿共军第一师师长讲话：八路军常于我军必经道路附近，暗处埋设多量地雷，我军若稍不留意，即不免遭受损害。前头部队更宜注意。匪军埋设地雷，在我单独路口，必经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脚，山腰，山顶，尤其山的鞍部。其余如水井附近，房屋内，粮食，器具，或箱柜，柴草，煤炭内，均可为地雷匿伏地点……地上放置柴草或其他破烂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训，一二年来给予我方的经验是太多了，谁能忘记呢？……”
伪《新民生杂志》一卷三刊载的《北支军调查班冀西视察记》这样描述：“……从定县出发至山岳地带以后，我们看见了'汽车务必按辙痕通行’的木牌，而知道我们已经踏上敌人的地雷战战场了。尤其是从平山县南甸镇步行西至苏家庄，再由苏家庄步行爬山涉水，西经庄子河，东峪等村，至边区聂荣臻曾办公居住一年半的红崖村的途中，我们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膽，后边的人一定要踏着前边人的足迹，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满了工兵警告我们'地雷地雷’的声音，脑子里浮满了地雷的影子……据说，他们在去年秋季讨伐以前，已按村之大小分配给各村以五百或三百地雷，让老百姓遍地埋置。”
胶东根据地刊印的“以地雷战回击日寇抢粮”的漫画
战场上缴获的日军书信、文件资料中，也常常会提及抗日军民地雷战的威力。1943年10月，粉碎敌人对晋察冀北岳区“毁灭性大扫荡”后，我军在追击过程中，发现了日军独立第3旅团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其中写道：“地雷战使我军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他在日记中承认：“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1944年8～9月间，静乐县民兵在晋绥二支队配合下，以地道爆破、火攻等方式一举攻克日军娄烦镇据点，战斗中截获一名姓小原的日军曹长写给朋友的信，信中作有和歌一首，称“思想起来娄烦镇，泪泣泣”。原来，此前民兵对娄烦据点进行长期围困，地雷一直埋到日军工事里，连出操都无法正常。当年6月，静乐县城之敌曾想增援娄烦镇，但沿途布满地雷，40多个小时只走了15里，到了邻近的丰润后，再也无法前进，无奈只得掉头回城。“泪泣泣”正反映出日寇被地雷包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那种精神上的沮丧。
解放战争期间的国民党军境遇同样如此。1947年11月初，国民党整编5 4师师长阙汉骞率第8旅和第3 6旅107团、108团等部，从莱阳东犯海阳。阙部自恃武器精良、兵强马壮，进入海阳后却饱尝地雷之苦，35天之内，被炸死炸伤者就多达125人。其中，石人泊村民兵高福所在爆炸组炸死10人;凤城胜利村张同大民兵队埋设的两组梅花雷炸毁汽车1辆，毙伤敌9人……延至12月11日，阙部不得不从海上撤退。后来，在胜利村赵秋浦家中找到该师少校营长凌云鹏驻扎时留下的一部分诗稿：“奉命剿共步匆匆，晴天霹雳魂魄惊。如履薄冰临嵩阳（海阳旧称大嵩卫），裂地响声轰轰轰！堪叹士卒骨飞天，复悲袍泽血凌空。叩祈上苍垂青睐，莫破纨纨（凌妻名）鸳鸯情。”“纨纨牵襟依依送，心心相印道珍重。惊雷声声碎春梦，挑灯叩首乞天公。”虽然遣词造句略显粗陋，但句句哀鸣却是真实体现了他们在地雷遍地、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时的恐惧与绝望。（待续）
编辑/曾振宇
地雷战的广泛开展，使得更多日军只能以骨灰的形式“无言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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