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雷正法

 针灸穴位图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去其重复，择其精要，编撰成《针灸甲乙经》。全书分为12卷128篇，共收349个腧穴，按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和临床各科病证针灸治疗为次序加以编纂，成为一部*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专书，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晋末到南北朝的徐熙一族，累世精于医术，徐秋夫、徐文伯和徐叔响等都是针灸史上的有名人物。 隋至初唐时期的名医甄权和孙思邈，都精通中医各科，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等（均佚）。孙思邈撰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书，首载阿是穴法和指寸法，广泛地收入了前代各家的针灸临床经验，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其中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成为历史上*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佚）。此外，唐代杨上善在《黄帝明堂经》的基础上，撰《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按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的次序，论列穴位。王焘编《外台秘要》，大量采录了诸家的灸法。这个时期还有了针对专病的著作，如唐·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专门介绍灸治痨病方法；刊于公元862年以前的《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早雕版印刷的医书，专论急证用灸。唐太医署掌管医药教育，分设四个医学专业和一个药学专业，针灸是医学专业之一，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学校教育开创了先河。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医学文献的积累，加快了针灸学的传播与发展进程。著名针灸家王惟一，在北宋政府支持下，重新考订厘正了354个腧穴的位置及所属经脉，增补了腧穴的主治病证，于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雕印刻碑，由政府颁行。公元1027年，王惟一设计的两具铜人模型制成，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教学和考试针灸师之用。南宋的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重视实践经验，对后世颇有影响。元代著名医学家滑寿，考订经络循行及其与腧穴的联系，在元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十四经发挥》，首次把任督脉和十二经脉并称为“十四经”，进一步发展了经络腧穴理论。这个时期长于针灸的名医很多，著作也颇丰富，《备急灸法》、《痈疽神秘灸经》、《膏肓腧穴灸法》等书问世，标志着针灸在各科的深入发展。南宋初期的席弘，世代皆专针灸，传世的《席弘赋》特别讲究刺法。同时的窦材著《扁鹊心书》，极力推崇烧灼灸法，每灸数十壮乃至数百壮。当时还有杨介、张济亲自观察尸体解剖，主张用解剖学知识指导针灸取穴。金代何若愚与撰《子午流注针经》的阎明广，提倡按时取穴法。金元名医窦汉卿既推崇子午流注，又提倡八法流注，按时取穴，他所编撰的《标幽赋》是针灸歌赋中的名篇。 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