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车臣问题的宗教因素》，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年国际关系系硕士学位论文，作者：钱平广
从最初信奉多神教和基督教，一直到最后把伊斯兰教作为本民族的精神支柱，车臣人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距今1000-3000年前，车臣人信仰的宗教为多神教与基督教，“几乎每一个车臣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上帝”，一些“上帝”的名字至今还保留在车臣男女的姓名中，如：哈拉特、安努、阿什塔基、南纳等。同时，作为远古多神教信仰的证据也反映在车臣人的发誓时的用语中，如：向金色的太阳神发誓；向大地之神发誓；向天空之神发誓等等。这些姓氏和誓言习惯说明，早期车臣人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是各种各样、各取所需，处于朦胧阶段。
而作为而基督教作为车臣人的信仰也在不断被考古学家予以证实。在今车臣境内发现了多所基督教堂遗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特哈巴-耶尔达教堂，占地面积达到100多平方米，据考古学家确认，该教堂应该建于公元10世纪。同时，历史学家认为，由于格鲁吉亚人曾经统治过高加索地区，因此，车臣地区基督教来源与格鲁吉亚人有关。不过，随着13世纪鞑靼-蒙古对高加索的入侵，格鲁吉亚王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在车臣地区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传播范围也不大。
车臣人被鞑靼-蒙古征服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切断，基督教堂也遭到了毁灭的命运。车臣人重新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多神教再次成为车臣人的宗教信仰，不过，基督教也成为了车臣人多神教信仰的一部分，一些基督教堂被翻修成多神教与基督教并存的宗教活动场所。中世纪晚期，神职人员的地位在车臣社会中得到明显提高，“神职人员作为神与普通人的中间人备受尊敬而不可侵犯”。
从车臣人早期的宗教信仰来看，车臣人并没有信奉某种固定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也只是一种祈求平安生存的精神需要。车臣人宗教信仰的改变是伴随着本民族生存发展和需要而改变的，一直到有一种精神力量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为止。这种宗教信仰的特质也贯穿在对后来伊斯兰教的接受过程中，正是在生存需要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成为车臣民族的集体精神力量，成为民族团结、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联系纽带。
今天的车臣地区已经被视为除阿拉伯世界之外的穆斯林最集中的居住区，车臣人信仰伊斯兰教的比率高达95%以上。伊斯兰教已经在车臣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成为车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信仰久远的历史相比，车臣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历史实在是短暂而不足为道。但是，从今天来看，车臣人对伊斯兰教的虔诚程度却丝毫不比阿拉伯穆斯林逊色。纵观伊斯兰教在车臣地区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伊斯兰教之所以牢牢占据了车臣人的头脑，与车臣人遭受外族侵略与压迫不无关系，而车臣人正是利用伊斯兰教义的“团结”精神来反抗和斗争的，进而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和依赖性。从伊斯兰教在车臣地区的传播到伊斯兰教成为车臣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萌芽阶段。阿拉伯人7世纪上半叶向南高加索（今阿塞拜疆）地区军事扩张的同时也在努力向该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不过，由于在其后100多年的历史中，阿拉伯人与当地人的战争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而未能征服南高加索地区，因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也没有成功地在当地得到传播。到了10世纪的时候，北高加索山区还未与伊斯兰教有任何接触，伊斯兰教的势力仅限于达吉斯坦南部沿里海海岸的个别城镇。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达吉斯坦南部和中部的小公国的统治者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而成为穆斯林。相反，在车臣和印古什地区仍然处于氏族社会组织，对伊斯兰教甚至是敌视态度的。
第二，自上而下接受阶段。13-15世纪伊斯兰教传播至车臣部落和村社，并以“穆斯林兄弟”的原则将车臣民族紧密团结起来。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在车臣东南的司米斯密（Симсим）王国首次被接受并被规定为官方宗教，而在车臣西南地区基督教与多神教则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16世纪中叶时，除了上层统治者信仰伊斯兰教以外，车臣和印古什的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基督教徒或偶像崇拜者。
接踵而至的是莫斯科公国与高加索地区小王国、奥斯曼帝国的互相征战。随着俄罗斯人向高加索地区的推进，车臣、达吉斯坦和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为了抵御俄罗斯而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不断号召高加索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圣战”。这种强化伊斯兰教的政策使北高加索地区当时仍然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们受到了巨大压力，面对外来的侵略和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不得不皈依了伊斯兰教。
第三，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车臣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车臣人开始了反对沙俄帝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激烈斗争。而伊斯兰教真正深入到广大车臣人心中与车臣地区伊斯兰教头目曼苏尔（又译乌舒尔玛）的积极领导有关。曼苏尔是车臣一个氏族的成员，在达吉斯坦接受了伊斯兰教育，他的老师据称是当时车臣地区最权威的伊斯兰宗教领袖。曼苏尔学成后回到了车臣，他自称得到了传教的权力，并拥有巨大的法力。他号召人们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与外来入侵者——异教徒俄罗斯人战斗，同时他还要求自己的追随者与那些并非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伪信徒”作斗争。在他的影响和鼓动下，从19世纪中叶起，车臣地区穆斯林人数大增，连上了年纪的人甚至也接受了“割礼”。正是在反对“异教徒”和与“伪信徒”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在车臣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北高加索地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宗教。
曼苏尔利用伊斯兰教号召车臣人与“异教徒”进行斗争只是伊斯兰教在车臣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随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不断在斗争中得到加强，一直到今天，伊斯兰教依然被一些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者用来号召车臣人反对俄联邦中央政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尽管沙皇俄国在17世纪就征服了车臣民族，但是一直无法真正征服车臣民族的心理，车臣人在后来的斗争中还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数百年来，车臣人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根本就没有融入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联邦大家庭，这同时也为外部伊斯兰势力渗透和影响车臣提供了客观便利的条件。每当风吹草动，车臣人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蠢蠢欲动，谋求独立。俄罗斯一些学者就指出，“对于俄罗斯来说，伊斯兰教从来不是遥远和抽象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是毫无关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一直以来，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在国家内部生活中也很明显，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远远比官方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相比，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特点，它也是北高加索地区长期战乱、镇压和非正常状态下社会生活的奇特产物，也可以说是对沙俄和后来的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信仰采取严厉措施的一种强烈压抑的对抗。在这样激烈对抗的环境中，伊斯兰教为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提供了最实用的保护伞，同时车臣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还与当地传统的家族、氏族和部族社会结构交织一起，构成了最封闭隐蔽、最排他性的政教一体的组织，并培育了相当一部分信教群众的极端和扭曲的心理和情感。因此，在“圣战”号召下以宗教为旗帜的军事动员和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中，这样的群体和这样的社会组织就会成为相当机动的军事武装单位和团伙，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游击战和骚扰、袭击等破坏活动，并往往诉诸于极端手段和残酷的部族习俗特色比如劫持人质、杀害无辜、血腥复仇等，而这样的结果也常常演变为暴力的恶性循环而发生悲剧性的结局：民族间的互相屠杀和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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