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不可能成全的任务，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敢这么干，但是以色列不仅敢干，而且成功了。”这是四十年前英国《每日邮报》在恩德培行动后发表的评论。也许人们不知道，这场被视作世界特种部队经典的战役仅仅只准备了一周时间。
1976年6月27日，法航139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出发，途经雅典飞往目的地巴黎。大约在晚上12:35，机上248名乘客被劫持了。四名劫持者中有两名是德国人，另两人来自巴勒斯坦。
飞机在利比亚作了短暂停留，又上来几名劫持者的同伙，最终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所有乘客在劫持者和乌军的看押下，被要求集中呆在候机楼里。6月29日，非以色列籍和或犹太裔的人质得到释放。 由于相距遥远，从以色列本土前往营救在很多人看来不切实际。然而，7月4日至5日，四架大力神运输机载着以军特种作战人员从天而降，不仅要解救105名人质，还要解救机上的法航空乘人员。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 以军33名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由Yoni Netanyahu中校领导，他们的任务是冲进候机楼解救人质。其中两个小组分别在Muki Betzer和Amnon Peled指挥下直扑人质被关押的地方； Yiftach Reicher-Atir的小组负责对付海关区域和二楼乌军所在的区域；Giora Zussman的小组专门攻击劫机者所在的“小厅”，那里也有几名人质； Danny Arditi的人负责贵宾区；Rami Sherman的人则负责车辆和火力掩护。 整个行动几近完美，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内塔尼亚胡中校牺牲，3名人质被打死，还有一名人质之前因喉咙卡了鱼刺被送往医院，行动发生后，他被乌干达士兵干掉了。（Yoni Netanyahu中校是内塔尼亚胡总理亲兄弟）
（以军特种部队司令 Yiftach Reicher） 获悉劫机事件时，内塔尼亚胡（Yoni Netanyahu）中校正在前往西奈半岛执行任务的途中。当时，部队进行了战斗准备状态，以为飞机有可能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当得知法航最终落在4000公里以外的恩德培机场后，战士们松了口气，没有想到人他们会卷入解救行动。当有关长途奔袭的方案传到基地时，很多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在开国际玩笑。Muki Betzer当时是Yoni Netanyahu的副手 (他日后成为空军特战队Shaldag的第一任司令），他对恩德培比较熟悉，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他遇到了埃胡德·巴拉克 —— 他在军情局分管作战。 当他走进巴拉克的办公室时，里而已经挤满了从其它部队来的人。Muki Betzer介绍了他在乌干达训练当地军队的情况。他说，“我只干了四个月，如果我一直干下去，或许他们现在还能强一点。" 大家都笑了。“他们都胆小如鼠，而且没有什么战斗的动力。”恩德培行动就是在这句话的基础上构建了起来。 巴拉克和与会者讨论了冲击候机大厅的计划。他们从当年为乌干达建设机场的公司那里找到图纸，但还是有些细节弄不明白。会议决定由内塔尼亚胡中校来领导这支特种作战分队。这位中校就是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 7月1日清，从西奈开了6、7个小时车赶回来的以色列后，内塔尼亚胡与Dan Shomron 、Muki Betzer等人碰了面。他们提出了两套方案，一种是将部队空降到维多利亚湖区，然后再占领恩德培，解救人质。另一种则是用八架大力神型运输机将部队投送到恩德培机场，将人质营救出来。刚开始时，他们觉得这两个方案无论哪一个都非常不靠谱。然而，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继续研究这两个方案。在那一周的前几天，巴拉克已经去了一次肯尼业，但他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团队最初倾向采用第一种方案，就是将空降兵和冲锋舟投送到维多利亚湖区域，然后从陆上攻击恩德培机场。 这时，研究团队接到以色列总部的一条情报，称维多利亚湖区有鳄鱼。于是团队成员急赴肯尼亚邻近湖区考察，结果发现的确有鳄鱼，十分凶猛的尼罗鳄，湖岸全是它们的领地。好在，还有大力神方案。而且，相关准备也没停下来过。Amir Ofer 在半夜里接到电话，让他早晨8点必须赶到。他知道这一定与行动有关，于是就问，“我们会走远道吗？”，电话那头回答：“你们这回会走得很远。”我妈当时就在旁边，她听到走很远这句话时，脸色苍白。老人已经猜出些什么了。Amir Ofer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透露任何一个字。更多的人参与到行动的准备当中。空军对飞机进行了改装，以便它能够装进更多人，带更多燃油。原先这些工作要一年半载才能干完，现在三天就搞定了。一辆行动需要的奔驰车从天而降，需要化装成乌干达士兵所用的军装、枪支也弄到了。本来找军需官总是令人沮丧，不是时间不对就是货不齐，现在他不仅什么都备好了，还主动询问有无其它需要。这一切都发生得十分神奇。（正在往大力神运输机里装奔驰轿车，以军已换上乌干达士兵的服装） 车辆开出飞机行动的模拟训练操演了多次。现在已是议员的 Omer Bar-Lev, 当时负责指挥车辆和在行动时的火力掩护。他记得当年的一次联演中，状况百出，漏洞不少。例如一开始要求每架飞机在其乘员行动完成后即可撤离，不必等待其它飞机，但这么做很可能让剩下的部队失去侧应，全军覆没。
（当年参战的Omer Bar-Lev现在是国会议员，他是巴列夫将军的儿子） 直到周五晚，一次一次的演习看上去仍存在很多问题。大家都有些信心不足，觉得这不是战前应该达到的水平。必须有人把实情向上峰报告，讲出实话。因为Omer Bar-Lev的父亲就是当时的以军总长巴列夫将军，所以这个责任就放在了他身上。他最终决定去见父亲。但就在他前往的途中车辆抛锚了。冥冥中，这个行动看来注定要实现。
（时任以军总长的Haim Bar-Lev） 与此同时，行动仍在争分夺秒地准备着。曾是战斗中突击队员 的 Shlomi Reisman回忆当时的情景：以军为了精确地实施方案，一遍又一遍地演练飞机降落后将车辆开出来的动作,以保证实战中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他们还设计了应急方案，一旦行动失败，就准备劫持车辆，向邻国肯尼亚转移。 行动部队遇到的难题之一还包括对行动目标的情况掌握有限。有关恩德培机场的信息是几年前的，当时已无法更新、验证。
（当年用来研究作战方案的候机厅示意图）周五晚上，情况有了好转。Amiram Levin的人在巴黎找到了被劫持者首批释放的人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况应该是最新的，这对行动有很大帮助。但这些还只是截止周四上午的信息，行动要在三天后进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行动部队只能期盼，届时他们不会发现太多意外。
（当年恩德培机场的航拍图） 在最终确定前往执行任务的突击队员前，特种部队内部展开了激烈竞争。大家都抢着参战。就连一些听到些风吹草动的后备役军人也积极请缨。 Danny Ardit是以色列国安会的主席，当年他只是一名年轻的上尉。他记得自己的部属大多幸运入选，只有一人未能如愿。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跟上司发了火，嚷嚷着如果不把他的所有人都带上，他也不去了。在上司的一再解释下，他才作罢。因为这件事，那名没去成的士兵至今还对他耿耿于怀。
读者可能发现，当年参加恩德培行动的许多军官如今都成了以色列政界、军界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位参与者不能不提，他就是现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马腾将军 （Matan Viln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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