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电视的时代，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通过经典电影和电影明星，长春电影制片厂红遍了中国。那时候，长春是中国电影的中心，无数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奔赴到这里，把长影当成自己展现才华的舞台。长影也成为中国电影的“黄埔军校”，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电影人才。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长影，走访当年创作经典电影的老艺术家，记录下这个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的辉煌。
当前，谍战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很容易让电影爱好者想起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谈起这部1978年底拍摄的巅峰之作，77岁的著名导演常彦至今记忆犹新。
6亿人次的票房业绩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有着70多年历史的大楼里，常彦告诉本报记者，他跟《保密局的枪声》这部影片，也算是很有缘分。
常彦原本计划拍摄《新华日报》的故事，反映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如何领导地下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编剧郑荃、金德顺出去搜集资料，写剧本，但这个剧本没写成。他们写信告诉常彦，发现了一部中篇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让常彦看看是否感兴趣。
常彦觉得可以，但厂里对拿出来的提纲不满意。于是，常彦就带了一个小班子，去上海搜集素材，丰富小说。“这也是破天荒的，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带着班子出去花钱。那时候是很特殊的。”常彦告诉记者。
常彦等5个人到了上海之后，去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但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5个人中只有常彦和郑荃是党员。这样，常彦和郑荃两个人去翻阅。“那些档案几十年没人动，全是灰。看敌人怎么查我们地下党，搜集资料。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我们只能靠大脑记忆。”常彦回忆。
为了创作剧本，常彦等人在上海待了近3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
1978年底，《保密局的枪声》开始拍摄。1979年初，开始公映。这部真实展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一上映就大受欢迎，创下6亿人次的票房成绩，成为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最重要的电影。
他告诉记者，《保密局的枪声》创造了1.8亿元的票房收入。“票房收入是1.8亿元，观众有6亿人次，当时的票价是0.3元一张，相当于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有的电影场，连续24小时放映。有位观众告诉我，他连续看了8遍，连台词都能完整地背下来。”
新中国最早的电影基地
成立于解放战争年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5年，中共为建立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首先派员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并于当年10月1日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1946年5月，东北电影公司迁往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当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出任第一任厂长。
在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之初，后来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总美术师的刘学尧时任美工科科长。现年87岁的刘学尧老人对本报记者回忆，1948年8月，东影为筹拍故事片，急需美术师。后来，刘学尧担任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美术师，导演是王滨，而后来饰演过黄世仁、南霸天等经典角色的陈强是《桥》的主要演员之一。
长春解放后，摄制组先行赶回长春拍摄。“当时，长春红旗街、电影厂一片荒凉景象，厂周围圈着铁丝网，有时候还听到打黑枪。摄制组的人都住在厂内洗印间的二楼上，在澡堂铺层木板当床，也是工作的地方。周围几间房子改成化妆室、服装室。和哈尔滨铁路工厂相比，这里只是多了几个空的摄影棚，棚内很冷，刷色只能升个大铁桶炉去烘干，弄得满棚都是烟。”刘学尧回忆说。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诞生。1949年，《桥》上映后，引起轰动，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桥》的主要创作人员。
创造了各类片种的第一部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影除吸纳“满映”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外，还举全国之力，从各地各部队的文工团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1932年出生的常彦14岁参加革命文艺工作，曾经是东北文工一团团员。
1949年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现址，6年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刚到东影时，常彦住在厂址附近的小白楼里。该建筑墙面呈白色，故得名。原“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曾经在此居住。
小白楼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电影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著名电影人一来到长影就住进小白楼。很多著名电影的文学剧本都是在小白楼修改出来的，像《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创业》等等。
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几乎是各类片种的第一部均为长影创造的。
长影培养了无数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为了培养电影人才，1947年5月到1949年3月，东影举办了4期训练班，共培训学员650多人。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电影战线各部门的负责人和艺术家、技术专家。
“长影培育了很多人才，不断往外输出。走遍中国所有的制片厂，都有长影的人。比如北京解放了，国民党的电影机构‘中电三厂’需要接收，人从哪里来？长影。上海解放了，也是由长影的人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山电影制片厂等很多制片厂，很多骨干就是从长影去的。包括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有从长影调去的人。长影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常彦告诉记者。
聚集和输送电影人才
在数十部经典电影的背后，都集中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电影人，苏里、田华、浦克、于洋、于蓝、陈强……几乎所有优秀的演员、导演、编剧都到长影拍摄过电影。
毫无疑问，那时候，长影是中国电影的中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长影一年可以拍30部左右的影片，其他的制片厂，像上影、北影，一年也就拍几部影片。”经典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告诉本报记者：“我的青春都是给了长影，我也是这个厂培养起来的演员。”
1953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刘世龙借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戏，那时他的关系还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虽然北京是首都，但对演员来说，主要是演戏，要有实践和展现自己的机会。”刘世龙回忆说。
刘世龙的成名之作是《英雄儿女》。这是刘世龙拍摄的第16部电影，这部家喻户晓的电影当年在部队是十大革命传统影片之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电影台词伴随着一个又一个青春少年的成长，在黑白胶片上深深镌刻下英雄主义的烙印。
《英雄儿女》是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刘世龙告诉记者：“《团圆》小说发表后，文化部立了项，要把它改为电影，这个任务就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厂随后把任务交给了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找到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老战友毛烽，共同改写电影剧本。武兆堤去了朝鲜体验生活，在部队工作的毛烽对朝鲜战争的过程很了解。他们重新搜集材料、体验生活，写出了剧本《团圆》，并拍成了电影。
《英雄儿女》红遍中国
武兆堤和毛烽写剧情时，搜集了很多素材，想到了很多抗美援朝的英雄。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来自于战斗英雄杨根思。在朝鲜战场上，他带领一个连守卫某高地，一直坚持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此外，创作人员还在《志愿军一日》上看到了一篇通讯《向我开炮》，记载了战斗英雄于树昌在朝鲜战场牺牲前喊出了“向我开炮”的事迹。最后，于树昌的这一英雄举动被移植到王成的身上。
他告诉记者，按照电影送审的程序，一般是先厂里通过，然后是省里通过，送文化部电影局最后通过。但武兆堤拍好以后，因为心里没有底，就没有通过这个程序，直接到北京找到中央军委的老首长，让他们先看影片。谭政、张爱萍、罗瑞卿等几位首长看了以后，都觉得很好。张爱萍提出建议，电影名字叫《团圆》，有点陈旧，里面有英雄的儿子，有英雄的女儿，应该改电影名字，叫《英雄儿女》是不是可以？
爆炸也是动真格的
刘世龙回忆，很多戏并没有更多的排练，比如“向我开炮”那一段，也就拍了两次。难度大一点的，就是王成在火里跑的那段。虽然观众看到的只有几分钟镜头，但刘世龙和部队一个团在山上拍了半个月。有时候，一天拍一个镜头。有100多个爆炸，两个战士管一个爆炸。刘世龙在火里穿来穿去，胳膊上烧起泡了。
“那时候特技水平落后，都是玩真的，真实的爆炸，真实的烟火。”刘世龙说。
《英雄儿女》剧组有100多人，此外，当地部队出动一个师支援，经常协助的是一个团。拍摄地点在辽宁本溪、吉林通化，这里的地形跟朝鲜相似。拍摄经费花了76万元，演员都没有报酬，只有工资。前后拍了10个月，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因为要等季节变化。在吉林通化拍摄，大部分是在冬天，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拍的。
1965年《英雄儿女》公映后，立即引起了轰动。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基地，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先后到长影视察。
新时期的变革
刘世龙至今还清楚地记得51年前毛泽东主席来长影视察时与其握手的情景。
“毛主席和我们握手。我等到最后才去握，因为我想最后握手时间能长一点。”刘世龙描述当时的情景，“毛主席问我演什么角色，我说演一个渔民，生病了，医生来给我看病。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就好了。毛主席说，哦，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啊。”
经过30年的发展，长影成为全国生产能力最强、产量最高的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80年代，长影每年拍摄的电影仍占全国电影产量的1/6。
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长影步入困难期。1991年开始，长影连续6年亏损，累计亏损3000多万元。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1998年元旦，这副对联贴到了长影办公楼的正门上。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悄然启动。就是在这一年，长影由“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实行独立制片人制度和“准自由职业者”制度。
长影用老厂区20公顷土地，置换了净月开发区100公顷土地，用以建设“长影世纪城”。不过，这场改革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今天的长影，已形成了电影、电视、洗印、旅游的四大产业，形成了新的利润支撑点，年利润稳定在3000万元以上。
如今的长影依旧在爬坡。站在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基地，许多老一代艺术家都不愿对长影的现状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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