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乾嘉”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由于该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乾嘉学派”。因“乾嘉学派”采用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乾嘉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二·起兴衰败
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每个人都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思索着，特别是才思敏捷的士大夫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认识到空谈理学误国之甚，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试图从文献中寻求救国方针。他们在考据文献的同时，特别重视实物资料，收集整理传世文物。于是，以考据学为治学内容的“乾嘉学派”萌芽伊始。
顾炎武像
康雍乾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但统治者为压制“异端学说”，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严加防范。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因此，士大夫学者为了避祸而潜心朴学，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清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乾嘉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名人流派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辟清代考学先河之人。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但时至乾嘉，由于统治阶级对文化的酷烈专制，学者们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埋头考据。因此，学派风格逐渐蜕变，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
黄宗羲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
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戴震像
四·后世评说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是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局整体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物的恶果。
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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