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渊源于辽朝末年天作皇帝时期，其初创时被称为怨军。关于怨军的创置时间问题，史书记载略有不同。《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天庆七年)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羡黎山。”①而《契丹国志》则记载:“(天庆六年)，天作乃授燕王都元帅，萧德恭副之，永兴宫使耶律佛顶、延昌宫使萧昂并兼监军，听辟官属，召募辽东饥民得二万余，谓之怨军。”此书同卷的史料也清楚地表明:怨军设置于辽朝天庆六年，“(天庆七年)夏，天作再命燕王会四路兵马防秋。九月初发燕山府，十月至阴凉河。闻怨军时寒无衣，劫掠乾州，都统萧斡一面招安。初，怨军有八营，共二万八千余人。“显然，《辽史》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杂揉在一起，显然是错误的。
辽朝末年，女真崛起，阿骨打领导女真族人民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为此辽朝屡次派兵弹压。然而，辽朝军队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因此，天祚皇帝下令召募这些死难将士的后裔及一些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充兵，于是组成了怨军—“常胜军，本谓之怨军，辽人始以征伐女真，为女真所败，多杀其父兄，乃立是军，使之报怨女真，故谓之怨军。然怨军初未尝报怨，每女真兵入，则怨军从以为乱，女真退，则因而复服，常以为苦。’③辽朝统治者企图雇佣这些人为亲人报仇雪恨，攻打女真，恰恰相反，这些雇佣军反倒变成了统治者的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赡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姑且不论，怨军经常打家劫舍，犯上作乱，弄得辽朝统治者非常头疼。前面所引《契丹国志》的史料便是一例。再如天庆十年“(怨军)本部队长罗青汉、董仲孙等倡率怨军作乱，余睹统兵讨之，贼势稍窘。郭药师等内变，杀罗青汉等数人，遂就招安”④。郭药师接受招安后，都统萧斡将怨军精锐部队移往南边军事重镇—涿州驻防，其目的无非是让他们离开本土，去抵御北宋军队的进攻，以避免腹背受敌。
因为怨军劣迹昭著，天祚帝曾一度“与群下谋杀怨军，除其患”⑥。但因辽朝统治者内部意见分歧:余睹主张“遣兵掩杀净尽，则永绝后患”;都统萧斡则坚持保留此军;天祚帝反复权衡后，最终还是采纳了萧斡的意见，“选留二干人为四营，摧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甄五臣各充将领，余六干人，悉送燕、云、平三路充禁军，或养济，实欲分其势也“。
怨军在辽朝危急存亡之际不但不积极抵御金军的进攻，反而釜底抽薪，演出了一场另立新君的丑剧。在金军的乘胜追击下，天祚皇帝狼狈逃入夹山，“数日命令不通’，⑦。于是守卫南方的宰相李处温“欲图佐命恩悻，外假怨军声援，潜结都统萧斡，劝进燕王潜号。”宋徽宗宣和三年，辽朝燕王耶律淳称帝，“改怨军为常胜军”⑨。常胜军的名称自此才正式确立。
作为雇佣军，常胜军的确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常胜军驻守涿州期间，屡败宋朝军队，“稗守涿州，屡以胜我”。。甚至可以说，常胜军是辽朝末年防御宋朝军队进攻的中流砒柱。“郭药师领常胜军万人驻涿州，虏中最号劲兵”。就连南宋史学家徐梦萃也不得不承认:“常胜军实反覆之徒，然虏中号健斗者也。”辽朝统治者企图仰仗这支军队据守燕云地区，防御和抵抗宋朝军队。然而事与愿违，自从宋金海上之盟签订后，北宋统治者为收复燕云之地，屡遣大军进攻辽朝，但在辽朝军队的顽强抵抗面前，宋军的攻击力黯然失色，因而宋军始终未能收复燕云之地。宜和四年，宋朝又大兵压境，宦官童贯“悉诸道兵二十万”，准备再度收复燕云之地。恰恰正在此时，天锡皇帝耶律淳去世，萧太后摄政，燕云之地的局势骤然发生变化。金朝军队在辽朝北面节节胜利，南边宋军声势浩大，已兵临城下。常胜军首领郭药师自知燕山府难守，于是率部投降宋朝，“童贯以大兵驻高阳关，药师囚涿州刺史萧余庆，先遣团练使赵鹤寿奉表于系贯，将精兵八千，铁骑五百并一州四县，皆归于朝廷，;.涿州是宋辽都必争的军事重镇，“系燕山咽喉之地，宋朝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收复了涿州，辽朝失去燕山之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在宋、金的联合夹攻下，辽朝便很快灭亡了。
综上所述，辽朝的怨军非但未能抗击女真的进攻，反而成了辽朝统治者的一大负担。怨军的投降加速了辽朝灭亡的进程。同时，宋朝之所以能收复燕云之地(尽管是短暂的收复)，恐怕常胜军的叛变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常胜军长期驻守燕云之地，既熟悉山川地理，又了解辽朝的内部情况，郭药师投降后，童贯“令隶延庆(刘延庆—引者)为向导，药师献入燕之策，延庆从之“。虽然这次奇袭燕山府的计划因萧斡的及时赶到而未能成功，但对辽朝统治者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很显然，辽朝已陷于捉襟见肘、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之中，这就为金军攻克燕山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肯定，没有常胜军的投降，宋朝要收复燕云之地恐怕会困难重重。
二、常胜军的壮大及其影响
辽朝灭亡后，按照宋金海上之盟的规定:宋、金联合夹攻辽朝后，宋朝收复燕云六州之地，燕云之地的汉族归属宋朝，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则迁徙到金朝的统辖区内，“金人约燕地人民尽归南朝，契丹、渤海等人民，皆属金国”。常胜军士兵均系少数民族，理应归属金朝。但在常胜军的归属问题上北宋、金朝两国统治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昏庸的宋徽宗听信童贯的偏见，以燕云六州的汉族富民、工匠同常胜军作交换，《大金吊伐录》记载:“爱念有宋，航海遣使，起初结好，请复幽燕旧地，即时割下，惟少摘官吏、强族、工役并不满万，徙之东行，良不得已，乃常胜军相易之故。’。在这番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我们可以看出金朝统治者无疑是十分明智的。他们早就从辽朝灭亡过程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知道常胜军实乃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败类。虽然其战斗力十分强大，但金朝统治者却宁愿不用他们。与此相反，宋徽宗在童贯等人的竭力怂恿下，轻易地答应了这一交换条件，史料记载童贯“为群下所误，谓不若以燕地富户税产多者，皆与金人去，却得其田地，足以赡常胜军，则不烦朝廷钱粮，又得常胜军为用”⑩。这种一厢情愿、异想天开的盘算完全是错误的。然而，宋朝统治者却自以为得计，换来一群亡命之徒，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重用他们捍边卫国，将防御金军的重任交给这帮雇佣军；其实是养虎遗患，后来的史实即能证明这一点。
常胜军镇守辽朝涿州时，虽然属于辽朝的精锐部队，其军事实力极为雄厚，但士兵有限，“其下(郭药师—引者)又有四将，号彪官，每彪五百人，则常胜军本二千人，，@。郭药师到涿州后，又招募了不少人马，至归顺宋朝时，大约有一万人左右。郭药师投降后，宋徽宗“礼遇甚厚，赐以甲第姬妾’。因此，常胜军在北宋统治者的竭力扶植下，其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宋朝统治者放手让郭药师在燕山地区招兵买马，因而常胜军人数很快增加，“本朝收复之后，因增至二万，其后又增，号五万，实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宠异之，，@。与此同时，宋朝政府还将燕山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降将郭药师。虽然宋政府曾派遣王安中出任燕山府知府，但大权旁落，燕山府的实权被牢牢掌握在郭药师之手。《三朝北盟会编》引《北征纪实》的资料谓:“药师遂以检校少保副安中焉。然上下政令，实出药师，安中但效平时态谄事之。骄药师者，此也。我又倾意以结之，凡良械精仗，莫不以往，谓若须马则尽括内官马委与之，……及其得志，自擅燕山一路，有常胜军五万，食粮军、乡兵号二十万，《长编拾补》卷49引《北征纪实》作三十万，略异)”中国虽有戍兵，惟九千人，无能为也。“由此可见，常胜军投降后，宋政府竭尽笼络之能事，使常胜军不仅人数大增，而且装备精良，其战斗力也日益强大，颇有尾大不掉之势，”时人窃比之安禄山“。足见郭药师势焰之嚣张。有不少士大夫上书宋徽宗，要求对常胜军严加控制和管理，但宋徽宗根本没有接受这些意见。
常胜军势力的膨胀对北宋末年的历史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首先，宋朝政府对常胜军的宽容态度使常胜军更加骄横跋扈、肆无忌惮。他们在燕山地区大肆劫掠百姓财产，使燕山地区民不聊生，于是使这些地区人民对宋政府大失所望。《北征纪实》记载;“时安中(王安中—引者)为宣抚司，以抚燕既无纲领，所谓富户田宅皆为常胜军即日肆意占据，略不闻官司，安中坐视而已，因是多侵夺民田，故人益不聊生。’，的宋朝政府原来用燕山地区的富民交换常胜军，无非是想利用这些富户的田产养活常胜军，因而金朝将这些富户迁徙完毕，其田产迅速为常胜军所霸占。这些富户被强行迁移后，又大量逃归故里，但他们的田园、屋业已完全被常胜军占据，致使他们流离失所，无所适从。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童贯以常胜军为重，乃奏以燕地六州富民与之对换，盖利其田宅以赡常胜军，比富民归而货产已散，皆流离困跪，遂重失燕人心。”非但如此，常胜军所到之处，欺压百姓，豪横乡里，“而常胜军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者’。显而易见，常胜军控制下的燕山地区民怨沸腾，而宋朝统治者不闻不问，更助长了常胜军的势焰，从而使宋朝政府大失民心，而民心的向背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不难想见，金军之所以能顺利收复燕山府，恐怕与宋朝政府大失民心不无关系。
其次，宋朝统治者将防御和抵抗金军入侵的厚望完全寄托在常胜军身上，使河北地区边防形势更加恶化。这对北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失误。《秀水闲居录》记载:自从郭药师击败辽朝残余势力的进攻后，“遂加节锁，专付兵柄，三四年间，所领常胜军等至十万，皆给家口食，河北诸郡收市牛马怠尽，至四万余骑，朝廷竭力应副；内陆所遣戍兵，初亦数万人，衣粮既为常胜军所先，皆饥寒失所，或死或逃，不能久驻，于是药师一军独擅边柄。”。北宋历朝皇帝为了防止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往往在河北投入重兵。但是，自从常胜军驻守燕山府后，宋朝统治者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而松懈了对河北地区的战略防御。“宣和末，金人谋入寇，药师亦点集，贯(童贯)既在外，惟仗药师，谓必能与之抗，不足忧也，故内陆略无防御，，@。斡离不率领的金军之所以在郭药师投降金朝后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围困东京汴梁，乃宋朝政府军事上疏于防守的必然结果。金军成功地渡过黄河天堑后，一军官大发感慨:“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与斡离不相比，粘罕却一直受阻于太原地区，根本不能南下，因此，北宋之所以亡国，与常胜军的确有重大的干系。
其三，常胜军的存在加重了宋朝的经济负担，使冗兵冗费更加严重。同时使河北、河东、京东地区社会经济遭到罕见的摧残。原来童贯计划用燕山地区富民田宅养活常胜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宋朝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单是养活常胜军就耗费巨额钱粮，“常胜军月费县官粮犹十余万解，率自山东、河朔运至燕，由是齐、赵、晋、代间，民力皆竭而群盗蜂起，... ..“也就是说，仅粮食一项，宋朝政府每年必须支付一百万余石，而这些粮食大多出自河北、河东、京东地区，因而这一巨大开支对这些地区的人民无疑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常胜军五万，月给二解，戍兵九千，月给六解，则已十余万解，又有食粮军及诸州官吏不在数也。悉出河朔、山东、河东之力以应办，才一年而诸路皆困矣。，，@足见支付常胜军的费用对河东、河北等地区的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此外，仅靠这些地区养活常胜军是完全不行的，宋朝政府还必须从内陆运粮至燕山，耗资更为巨大，史书记载宋朝政府为赡养常胜军，不得不“自京师槽粟之大河，转海口以给之’。从汴梁运粮至燕山，路途艰险，往往得不偿失，“道路阻长，率费十余解，多至二十解始能运一解至燕山’。加上常胜军的其它费用，常胜军耗掉宋朝政府的钱财是难以计数的，这势必加重宋朝政府的经济压力和冗兵开支。不唯如此，首当其冲的燕山地区社会经济更是凋零不堪，“燕地号为沃壤，用兵既久，加金人残毁，桑拓生具为之一空，我得之仅三年，曾无斗粟尺帛之助”。
当然，也不能否认常胜军曾在防御金兵及契丹残余势力的过程中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宋徽宗宣和五年，辽朝残余势力萧斡领兵出卢龙岭，接二连三地攻破景州、蓟州，“寇掠燕地，其锋甚锐，有涉河犯京师之意，人情汹汹，颇有谋弃燕者”⑩。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郭药师率常胜军“大破其众，乘胜穷追，杀伤过半’，有效地阻止了萧斡的入侵，这是不能抹杀的功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对峙时期，金朝之所以不敢在辽朝灭亡后迅速挥师南侵，俱怕常胜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扩在《茅斋自叙》中记述了他与童贯关于常胜军问题的讨论，童贯云:“吾窃虑常胜军将来为患，若与削了，如何?”马扩回答道:“某至愚亦知常胜军他日必为患;然而自今女真顾虑未敢辄肆举者，忌此项军也。“金军南侵是必然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常胜军的存在对金军构成了一定威胁，推迟了金军南侵的时间。
三、汴京被困与常胜军的末日
宋徽宗宣和七年年底，斡离不率军南侵燕山府，常胜军高级将领张令徽等人不战而降，临阵倒戈，接着郭药师也率部背叛宋朝，投入斡离不的怀抱。自此，宋金对峙的短暂局面便彻底打破了，斡离不在短短的十几夭里，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宋朝北方军事要地燕山府。不仅如此，还得到了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数万常胜军，《金史》记载:“郭药师降，遂取燕山府，尽收其军实，马万匹、甲胄五万、兵七万，州县悉平。’。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斡离不的军事力量，为进一步长驱南下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燕山六州失守后，宋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要想迅速组织对金军进行有效抵抗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前面已谈到过这一点，此不赘述。金军在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轻车熟路，很快便将北宋都城汴梁围了个水泄不通。斡离不之所以能顺利地推进到开封，这与常胜军的背叛是分不开的。首先，燕山府地理位置对宋朝来说绝对至关重要，金军一旦越过燕山六州，骑兵的优势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大金国志》谓:“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昌平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关，景州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乃金人来路，凡此数关，盖天所以限蕃汉也，一夫守之，可以挡百。”这些极端重要的军事要塞被常胜军拱手奉送金朝，这为金军骑兵长驱直入创造了条件。其次，斡离不攻克信德府后，宋徽宗急忙禅位于宋钦宗，于是金朝“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恰恰在此时，熟知宋朝内幕的降将郭药师力劝斡离不南下:“南朝未必有备，言沐京富庶及宫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势，急趋大河，将士必破胆，可不战而还，苟闻有备，耀兵河北。”于是斡离不“决意长驱“《金史·宗望传》也谓:“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不但如此，郭药师还充当了南侵的先锋官，率领两千常胜军迅速攻克军事重镇— 濬州。由此可见，金军第一次围困汴梁，实乃常胜军的杰作。
其后宋金签订和约，但金朝退兵时，所过之处，无不进行一番洗劫，河南、河北之地惨遭劫难，这些计策都出自常胜军降将郭药师之口，“大金退，每用药师陷河北诸州’。金军对河北、河南的洗劫不仅刺激了金朝统治者的贪欲，同时，金王朝还从和约中勒索了一大笔财富，为金军的第二次南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是，金朝军队毁灭性地破坏了河北、河南的各种军事设施，探到了宋朝的虚实，几个月后，金兵再度南侵，北宋宣告灭亡。
北宋王朝定都汴梁，因而历朝皇帝都以河北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河东、河北地理条件好，是北宋王朝的两道天然屏障。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北宋军队进攻能力很差，但凭借这两道屏障与强大的西夏、辽朝周旋了一百余年，而西夏、辽始终奈何不了宋朝，足见宋朝军队在防守方面还是游刃而余的。尤其是河北地区，的确是宋王朝性命枚关的军事重地，宋代有不少士大夫都认为:“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夭下矣，失河北则天下失矣。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失河北则弱。“足见河北对北宋王朝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应该承认，在冷兵器时代，地理环境对战争的胜负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自从常胜军投降后，金军围困汴梁，宋朝失却了河北这一天然屏障，使金朝骑兵得以为所欲为地驰骋于中原地区，北宋王朝的灭亡就在所难免了。
这里还附带对常胜军的最后归宿作一些交待。自从金军退回河北后，斡离不就着手处置这帮反复无常的乌合之众了。《金史·兵志》的记载非常隐晦:“郭药师降，有曰长胜军者，皆辽水侧人也，以乡土归金，皆愁怨思归，宗望(斡离不)及令罢还”。事实并非如此，《三朝北盟会编》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常胜军千人长、百人长等数十人往见斡离不，斡离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赵皇如何?’‘赵皇待我尤厚。夕斡离不曰:‘天祚待汝厚，妆反天祚，赵皇待汝厚，汝反赵皇。我无金帛与汝等，汝定亦反我，我无用尔等。’于是皆惶惊而退。……遂遣女真四五千骑以搜检器甲为名，于松亭关路，无问老幼，皆掊杀之。由是常胜军之起义八千人皆尽，而药师平时所谓爪牙者，无遗类矣。’，⑩至此，曾活跃于宋、辽、金三朝的常胜军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四、结束语
常胜军对于宋辽两朝的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北宋王朝。汴梁第一次被围困与北宋亡国同常胜军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常胜军为什么会投降金朝?封建史学家总以为常胜军是由少数民族组成，即所谓“终不改其左袄“，因而他们必然会投降金朝。殊不知常胜军也曾投降过宋朝。事实上，常胜军的投降乃是由雇佣军的性质决定的。雇佣军本身就是一种有奶便是娘的队伍，他们不会真正为国效力，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不是逃跑，便是倒戈，宋朝无数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些，笔者已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涉及，此不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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