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中产流变——“土”字形社会中的大陆中产》
“这就是我理想的中产生活，也是我现在的生活。”今年32岁的李舒是北京一家生活类媒体的部门负责人，她举着手中英国作家的畅销书《hello 中产》称，这是其最近每晚的睡前读物，虽然该书是吐槽英国中产阶级标签化生活的，但“里面提到的生活方式和高档品牌都是我向往的”。
不过，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李舒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房子是父母出钱买的，车子是自己贷款买的，而维持上述水平的日常开支几乎等于她月收入的全部，也就是说，她没有任何积蓄。
李舒有一个在公关公司工作的男友，收入相似，但家境普通。“我们感情很好，只是每次一提结婚生子就会卡壳。”李舒说。在她看来，成家后就不能再做“月光族”，就要学着节俭，还要为子女教育、家人保障做长期理财计划，“生活质量肯定会降下来”。
和李舒住在同一小区、收入更高的同龄人王波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的他，有房有车有积蓄，但是没有时间享受生活。
“加班到九、十点钟是家常便饭，有时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外地出差，回到家累得只想倒头就睡。”王波说，在他心目中，中产阶级不必透支健康和时间去换金钱，生活质量很高。
李舒和王波在北京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他们却都认为，自己离中产还很远。他们的反应并非个例，在《凤凰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很多高度符合中产特征的受访者在面对“你觉得自己算是中产吗？”的问题时，要么不自信地反问“你觉得呢？”要么忙不迭地摆手否定。
这个有趣的现象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媒体所关注。虽然近年来“中产阶级”这一词汇伴随着商业广告和媒体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但它还是一个让人感到遥远和模糊的术语，很多经历过“阶级斗争”年代的人，甚至对这个词汇感到恐惧和避讳。中产的标准是什么，谁是中产阶级，远没有在大陆民众中形成共识。甚至在中产阶级内部，也严重缺乏身份认同。
在一些社会学家眼中，这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中产崛起的环境不同，身份构成更复杂，价值观也更分裂，尚且无法形成统一的形象和社会认同。“混杂的成分与多重的认同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春玲如是评价。
瑞士信贷银行发布《全球财富报告》中的一个争议点是其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该报告以美国当地拥有5万至50万美元财富（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的基准来界定中产阶级，然后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值系列，按本地购买力计算，得出其他国家的等值中产财富范围。按照这一标准测算，中国中产阶级财富拥有额约为17.5万-175万元人民币。
报告将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月收入4.5万元人民币，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除稳定的收入，还要有百万元级的资产，以及还要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等。
这一标准与大陆官方的统计口径大相径庭。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曾在2005年发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将大陆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界定为6万元-50万元。该报告据此推算，2005年中产占城市人口5%，到2010年将增至14%，到2020年将增至45%。
不过，这两份报告的标准都遭到公众的质疑。很多人认为，中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或比平均值稍高。以“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为例，年收入6万元相当于夫妻两人每人每月收入为2500元，这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中，都属于中低收入群体，温饱尚可满足，但很难有余力像人们心目中的中产一样，追求舒适与享受的生活。而月收入4.5万元，在当下大陆任何一个地区，都属于高收入水平，绝对不是社会中游。
实际上，梳理各国的中产阶级标准不难发现，如何界定中产是一个很普遍的难题，即使是在被公认为是中产阶级国家的美国、日本等，中产阶级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含混的概念，特别是经济收入与消费标准，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的统计口径宽窄不一。
但是，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的概念却都因多年的普及深入人心。以至于社会上对这一群体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整体认知，“富裕”、“稳定”、“传统”以及“受过良好教育”、“注重生活质量”等都是中产阶级标签。
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对中产阶级身份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导致标准更为模糊。即使仅仅从经济收入角度衡量，除前述瑞信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外，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数据与结论。
尽管定义难准确，但中产阶级的很多标志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社科院研究院朱迪认为，“追求个人快乐和舒适的倾向在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品位和物质欲望中非常明显。”
信用卡的普及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崛起的标志之一。在美国，信用卡的出现和流行曾一度被认为帮助催生了中产阶级和消费主义文化。私家车的数量也被认为是衡量中产阶级人数的有利标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辆私家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
判断中产阶级数量的消费指标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除了房子、汽车、金融产品等大额消费品外，购物中心的数量与营业额，健身房、美容店、SPA中心、酒吧、咖啡厅的数量和上座率，甚至苹果产品、进口红酒、有机食品等的销售量都成为关注重点。
不过，即使收入与消费已成为当今大陆判断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这还是与真正的中产阶级定义相去甚远。有社会学家指出，中产阶级不应是一个经济名称，而是一个社会名称。判断中产阶级，还需要很多软指标。如受教育程度、职业、精神追求和价值观等。
如今，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开始制定更为全面的中产界定标准。李春玲认为：应该用四项标准界定中国中产阶级，即职业、收入、消费和自我认定。
在所有根据职业对中产阶级做出的统计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的报告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之一。2015年5月25日，李强公布了由他根据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图。
2000年-201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测算而出）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前，中国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而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但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却显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十年间，中国已经由倒“丁”字型社会逐渐向“土”字形社会转变。
根据这一数据勾勒出的图形，李强认为，整体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虽然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如何扩大和稳定中产阶级，依然是未来大陆发展中将长期面临的重大考验。
《凤凰周刊》记者／孙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2期总第5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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