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说过，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即“赤子之心”。究竟什么是“赤子之心”？
孙犁：“赤子之心”，即安于寂寞之心。文章是寂寞之道，要从事写作，就要甘于寂寞，不受外界名利的诱惑和干扰。人心安静下来，才能像小孩子看这个世界，平静而真实地反映现实。倘若总想着做官、发财，心就不能纯净，怎么可能真实地感受和反映现实？
记者：在中国历史上，安于寂寞状态从事写作而有所成就的，恐怕不乏其人吧。
孙犁：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也可说是一条规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仲尼、屈原、左丘、孙子等人皆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述往事，思来者”，从事写作的。其意思就是：文章是寂寞之道。白居易、苏东坡、陆游、柳宗元等，也都是因不得意而从事写作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描写了诸多繁华热闹，但他的心境不寂寞？
记者：“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看来，大诗人李白说得不错。
孙犁：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大思想家王船山，著作等身，浩如烟海，还不是因为他常年藏在湖南的深山里，静下心来，埋头从事著述吗？比如，他读司马光的《通鉴》，写了那么厚的一本《读通鉴论》，而且文字非常漂亮，非常有感情。我举这个例子，决不是提倡人们躲进深山，逃避现实，而是为了说明，要从事写作，必须心静，哪怕是在尘世喧嚣之中。
记者：可见，“安于寂寞”不仅可以使作家真实地感受和反映现实，而且可以使作家创造出美的语言、美的艺术。
孙犁：是的。只有安下心来，才能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心像明镜一样，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美的语言，达到美的效果。一个作家，如果忙于利禄、声色，忙于参加各种聚会、评奖，忙于出入各大饭店，还能保持良好的创作心境？还能有那么多时间去推敲和创造美好的语言？不仅作家如此，画家、音乐家及其他艺术家也是如此。当然，这只是从我个人的思想和体验来说的，不能概括别人。
记者：现代作家中也有这样的人吧？
孙犁：鲁迅先生就是。他在《赠邬其山》一诗中说：“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这虽是一种讽刺的笔调，但依我看也道出了鲁迅先生当时内心的寂寞之情。他是在寂寞之中才读书、写作的。
记者：如果鲁迅先生也去混迹官场、追名逐利，恐怕中国就没有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了。当代大学者钱钟书也是最甘寂寞的。他不想出名，但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却成了传世之作。
孙犁：所以我有时开玩笑说：“作家就是作家，不要去做官，弄得两耽误。”我过去也当过小头头，可我干不了，后来干脆什么都不当了，能出去下去时，尽量多接触社会；老了就坐在家里读书、写文章。我觉得这样很心静。当作家就要耐得往清贫、寂寞，就不能荣华富贵。当然，人各有志，有的作家愿意并能够当官，我也能理解、原谅。
记者：可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里，各种名利、特别是“金钱”，诱惑力确实不小，要做到安于清贫、安于寂寞，也不那么容易。
孙犁：自古以来，文章为“稻粱谋”也是正常的，但不能单纯为了“谋利”而写文章。作家固然是个体的特殊精神劳动，有点像小作坊那样出产品，但不能像做买卖似的，买空卖空。社会风气不能不影响作家，特别是一些青年。少数人为了赚钱，写了一些低级庸俗、甚至没落颓废的作品，一时得到鼓掌喝彩，名利兼收，但不管这些文学叫什么名目、什么流派，从长远看，总是没有价值、没有前途的。改革是进步。不是一改革就得出没落、颓废的东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是健康向上、鼓舞人心的。无论商品经济如何发展，我们的文学都应该是促使人类进步的。
记者：能否安于“寂寞之道”、保持“赤子之心”，能否写出促进人类进步的好作品，恐怕与作家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吧。
孙犁：从历史上看，伟大作品的产生，无不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一个作家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高尚的艺术情操，就很难抵制名利的诱惑，一遇到气候，其作品就会流入庸俗无聊的境地。
记者：您所说的作家素质主要指什么？
孙犁：我看要包括道德修养、艺术情操、个人经历、教育修养、艺术师承等多方面。道德情操对创作、对艺术性尤其重要。道德情操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是对时代献身的精神，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它表现在作品中，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一种感染人心的艺术美。伟大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具有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作家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
作家要有良知良能，要提高素质；评论家、编辑家、出版家也要有良知良能，也要提高素质。迎利而上，看风头，把不好的作品捧得很高，这叫“良知”？为赚钱，用大量纸张去印无聊、低劣甚至淫秽有害的小说，这是“良能”？就是在３０年代，也很少听说有书局专印坏书、无聊之书以欺世获利的。过去的舆论也会谴责的。王云五出书也有发展文化之意，也不只是为了赚钱嘛。
记者：语言文字的功夫也是艺术修养的一种表现吧？艺术修养差，文字修养自不会高。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极不讲究，或芜杂肤浅、粗野下流，以示“通俗”；或绕弯子、堆砌新名词，故作“高深”。这样的语言，跟“美”一点也不沾边。
孙犁：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它不单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艺术内在力量的表现，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其语言都是质朴的、简练的，有一种朴素的、单纯的美。你说的那些所谓“文学作品”的语言，庸俗低劣，已经远远不能进入文学的范畴。
记者：看来，语言文字的提高，有赖于作家道德情操、艺术修养，即素质的全面提高。
孙犁：提高作家素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它与社会风气的改变，道德法制的教育、文坛空气的好坏都有关系，但作家个人的努力还是重要的。作家要多经风雨、多受磨练，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高道德情操。认真读书、广泛涉猎，也是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途径。
记者：一般说来，作家的道德情操决定其作品之高下，正如您所说：“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但纵观历史，也有人品和文品不一致的现象，并非都是“文如其人”的。
孙犁：多数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有些作品可以传世，但作者人品并不很好，缺点错误不少，甚至有因狂妄而身败名裂的。比如唐初四杰，按人品说，各有各的缺点、弱点，但文章都不错。
中国的“文人无行”四个字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的确是不少文人毛病的总结和概括。其实，所谓“无行”，也多是小节，并不影响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欧阳修也算“浪漫派”，但一生还算正规，没出大毛病，死后谥号“欧阳文忠”，也算很不错了。小节不能掩大节。其他行业的人，也不都是完人。不过因为文人有“名”，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议论。我们应该强调，从事文艺创作，不要在大节上有亏损。
记者：人本来是复杂的，作家感情丰富，就更复杂。看来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一个作家时，不能简单化，不能“因人而废其文。”
孙犁：是这样。我看过很多作家的传记。发现某些作家性格上的缺点、弱点，有时反会促成他在艺术上的一定成就，可谓相辅相成。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状况、国家兴衰、个人遭遇以及生理、病理、个人禀性，对其文学创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一个作家时，忽视哪方面都不行。比如司马迁受了“宫刑”，那是多大的耻辱！在那种情况下从事写作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能理解这种心理状态，才能理解《史记》多么伟大。
当然，作家还是应该克服而不是纵容自己的缺点。从事写作的人，多数比较敏感、躁进、轻率，如果纵容这些缺点，任其发展下去，也可能会导致身败名裂。只有不断克服缺点，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保持“赤子之心”，做到“文品与人品一致”、“艺术与品德共存”。
记者：我拜读过您不少作品，觉得您的文品和人品都是质朴、正直、坦诚的。您作品的美和真诚正是您的情操的艺术表现，可以说是“文如其人”的。
孙犁：我也有很多缺点、弱点，一生所犯的错误、办的傻事也不少。我性格上的好多弱点都反映在我的作品中。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决无教训任何人的意思，只是想在文学和人生、作家和作品方面做一点探讨，摸索一下规律，也可以说我已经快探讨、摸索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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