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的祭祀制度

图/孔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思想逐渐成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孔子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享受国家的祭祀。东汉初期，国家已经在国立各级学校中祭祀周公和孔子，但孔子只是配享，但到东汉中期孔子已经成为国立学校的主祀。东晋太元八年，国家开始在国立最高学府国学内建造奉祀孔子的专祠，北齐时将祭祀孔子的专祠推广到郡国学校，唐贞观四年（630年）又将祭祀孔子的庙宇推广到县学，奉祀孔子的庙宇从此遍及中国各地。受中国制度的影响，中国的近邻朝鲜、日本、越南也先后在学校内建造奉祀孔子的庙宇，使孔子庙成为国际性的庙宇。

孔子庙早期随孔子的谥号有宣尼庙、文宣王庙、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先师庙等名称，从明代开始直接称之为文庙。

文庙是封建国家显示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标志，作为国家崇德报功的礼制庙宇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历代封建王朝不断为文庙制定祭祀制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文庙奉祀制度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

从历代祀典看，文庙祀典包括文庙的建筑形制、建筑制度、奉祀制度和祭祀制度等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只研究文庙的祭祀制度。

文庙的祭祀制度包括祭祀等级、祭祀名目、祭祀礼仪、祭品、祭祀音乐、祭祀舞蹈等。

一、祭祀等级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南征回京时专程绕道到曲阜，以太牢（牛、羊、猪各一只）祭祀孔子，其后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路过曲阜都是遣官以太牢致祭，永兴元年的《乙瑛碑》记载辟雍祭祀孔子时，“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看来汉代不论皇帝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还是辟雍祭祀孔子都是牲用太牢。从《汉书·郊祀志》记载看，祭祀天、地、太一也是牲用太牢，太牢应该是最高的祭祀级别。明帝永平二年（59年）命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祭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永兴元年（153年）鲁国国相乙瑛奏请阙里孔子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乙瑛碑》）；看来地方学校和孔子故居庙宇都是以犬祭祀，祭祀的级别就低了。建宁元年（168年），鲁相史晨在秋飨后祭祀孔子庙，见“无公出酒脯之祠”，奏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供禋祀，余胙赐先生执事”（《史晨碑》），祭祀已有余胙，看来祭祀的级别提高了。

魏晋时，皇帝和太子讲通儒经后，都要在辟雍祭祀孔子，不论是亲自祭祀还是遣官致祭，都是牲用太牢，晋泰始三年（267年）诏令太学和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还提高了阙里孔子庙的祭祀规格。

南朝是提高孔子庙祭祀级别的一个重要时期。宋元嘉时，裴松之建议学校释奠应该舞六佾，但因为郊乐未具，只奏登歌。齐永明三年（485年），在廷议学校释奠礼仪时，“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者礼乐”，尚书令王俭认为当时所行释奠“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而“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于是采用裴松之的建议决定祭祀孔子“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齐书》卷九《礼上》），确定了孔子庙释奠的祭祀级别，采用祭祀上公的乐舞和祭品。

北朝也确定了孔子庙的祭祀级别。北魏天兴四年（401年）二月上丁祭祀行释菜礼，用乐舞。延兴二年（472年）因阙里孔子庙“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明确规定“今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魏书》卷七上《高祖孝文帝纪》）。私人祭祀只能用酒脯，国家祭祀才可以使用牺牲粢盛，遗憾的是不知牺牲是太牢还是少牢。北齐规定，天子讲经后，以一太牢祭祀孔子，“列轩县乐，六佾舞，行三献礼”（《隋书》卷九《礼仪四》），祭祀等级与南朝相同。  

隋朝规定，“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隋书》卷九《礼仪四》），祭祀时间很明确，但祭祀等级不详，《隋书·音乐志》收录有祭祀先圣先师的歌辞，歌辞仅有一章，与雩祭、蜡祭、朝日、夕月相同，少于圜丘、方丘、太庙，应该是属于祭礼的第二等。

唐代将国家祭祀分作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级。“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祀并同为小祀”（《大唐开元礼》卷一），将皇太子和国子释奠于孔宣父确定为中祀，州县释奠于孔宣父确定为小祀。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自是始用宫悬之乐”（《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将乐悬提高到大祀级别，但舞蹈仍为六佾，祭品也没有随之增加，仍然算不上大祀。上元元年（760年）因天旱停止中小祀祭祀，只有文宣王庙祭祀仍旧。

宋建隆三年（962年）诏令祭祀文宣王用正一品礼，立十六戟于庙门，属于中祠。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赐曲阜孔子庙桓圭，从上公之礼。崇宁四年（1105年），提高孔子庙级别，庙门改立二十四戟，孔子像也改为天子冕服，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执镇圭，并如王者之制，但祭祀等级未变。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将京师国子监文宣王庙祭祀升为大祀，笾豆增加为十二，但州县仍为中祀，庆元元年（1195年）京师国子监孔子庙祭祀又恢复了中祀。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确定释奠制度，孔子及配享的颜子、孟子都是十笾豆、簠簋各二，牲用少牢，仍然为中祀。元代沿用中祀等级，但改为太牢。

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八笾豆为十笾豆，成化十二年（1476年）升孔子庙为大祀，笾豆十二，舞八佾。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孔子庙祀典，又恢复为中祀。

清初沿用中祀等级，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再次升为大祀。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的《民国大总统祀典礼令》明确规定，“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

二、祭祀名目

汉代时，孔子长孙“褒成侯四时来祠”（《乙瑛碑》），阙里孔子庙是每年四次祭祀。国学辟雍和郡、县、道学校都是分别在十月举行的养三老五更礼和行乡饮酒礼时进行祭祀，国立各级学校都是一年一次祭祀。建宁二年（169年），鲁相史晨奏准朝廷，曲阜孔子庙又按照社稷礼仪春秋两次由王家出资进行祭祀，曲阜孔子庙祭祀增加到六次，即孔子嫡孙褒成侯春夏秋冬各一次，地方官员春秋各一次。

西晋泰始三年（267年）“诏太学与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东晋太宁三年（325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祭直如泰始故事”，晋代和南朝太学和阙里孔子庙都是每年四时祭祀。北齐规定国学和郡学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每月初一行礼。隋朝规定“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隋书》卷九《礼仪四》）。唐武德二年（619年）规定，每年四时祭祀，开元十一年（723年）改为春秋两次释奠，宋代增加四孟月释菜，元太宗五年（1233年）增加每月朔日释奠。明洪武元年（1368年）命春秋上丁释奠，京府及附府、县学文庙行释菜礼。清顺治元年确定月朔及进士释褐释菜，月望行香。从此开始，文庙定期祭祀名目有释奠、释菜和行香。此外，不定期举行的还有国子监文庙的祭告和献功，曲阜孔子庙的皇帝亲祭幸鲁、遣官致祭和遣官祭告。由于曲阜孔子庙具有孔氏家庙的性质，还有时享、祫祭、荐新、祭告等祭祀名目。 

释奠  古代的祭祀典礼。《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解释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以牲牢进行祭祀。晋朝至唐初，国立学校每年进行四次，唐开元后改为两次，每年春秋仲月上丁也就是夏历的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国学遇有大祭祀，改为中丁，州县学校一律定为上丁，其后历代基本都是春秋仲月上丁释奠。 

释奠是文庙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定期的祭祀，一种是非定期的祭祀。

定期的释奠唐初以前四次，在夏历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唐开元改为两次后，分别在二月、八月的上丁举行。春秋仲月上丁释奠，历代相因，因此春秋释奠又称为丁祭。但上丁释奠并非一成不变，个别时候可以改用中丁，元朝就明确规定，释奠“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中丁”（《元史》卷七六《祭祀志》），延佑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释奠于中丁”（《元史》卷二六《仁宗本纪三》），明洪武七年二月上丁因为日食，释奠也改在了中丁。

非定期的释奠主要由皇帝、皇太子或在遣官祭祀时举行。记载最早的非定期释奠是魏正始二年（241年）二月，齐王曹芳因讲通《论语》命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于辟雍，其后五年正月因讲通《尚书》、七年十二月因讲通《礼记》也都派太常以太牢致祭。两晋时，皇帝和皇太子的非定期释奠主要是在讲通儒经后举行，由皇帝或皇太子亲自行礼。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咸宁三年（277年）、太康三年（282年）、元康三年（293年）、元帝大兴二年（319年）皇太子分别因为讲通《孝经》、《诗经》、《礼记》、《论语》亲自到太学释奠。皇帝亲自释奠始于晋咸康三年（337年），成帝因讲通《诗经》亲自到太学释奠，其后升平元年（357年）三月穆帝因讲通《孝经》、宁康三年（375年）七月孝武帝因讲通《孝经》也都亲自释奠孔子。但是由于距离太学较远，皇帝没有亲自到太学致祭，而是将正堂临时作为太学释奠。非定期释奠，在南朝至唐代时，主要是由皇太子行礼，如唐开元七年，皇太子入学齿胄，释奠孔子，独自亲行三献礼，而在宋、明、清则主要由皇帝亲自行礼。

东汉时，“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学释奠由孔子长孙褒成侯主祭。魏国以太常主祭，从晋朝开始改为以学官主祭。唐初国学仍以儒官为祭主，祝文也直书博士姓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经中书侍郎许敬宗奏准，国学释奠以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博士为终献，祝文称皇帝谨遣，以皇帝派遣官员的名义祭祀；诸州学校释奠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释奠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因为博士没有品秩，以主簿或县尉为终献。历代基本都是采用唐朝的制度，个别时期偶有不同。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曾命国学春秋释奠以三公摄行事；辽神册三年（918年）曾命皇太子春秋释奠国学孔子庙；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曾命以太尉、太常、光禄卿充任三献官；明洪武元年曾定春秋释奠以丞相为初献，翰林学士为亚献，国子监祭酒为终献，司、府、州、县、卫学以各提调官行事；万历二十三年曾定国学春秋释奠前皇帝御殿传制，遣大臣祭孔子与四配，翰林官二员分献十哲，国子监官二员分献两庑。但是，在绝大数时期，国学都是学官以皇帝名义致祭，地方学校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祭。明清时，地方最高级别的学校是府学，省府所在地的府学释奠就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或巡抚正献，以道员二人分献两序（十二哲），知府、同知分献两庑先贤先儒，督学主祭崇圣祠；监司所在府学释奠由监司主祭；其它府州县学释奠由当地长官正献，副职及属官为两序和两庑分献，崇圣祠由教谕正献。 

国学定期释奠有时由皇帝或皇太子亲自主祭，这都是从唐朝开始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曾经分别在武德七年二月的释奠和贞观十四年二月的释奠时亲自行礼，宋、金、清时，释奠日皇帝亲自祭祀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金承安二年（1197年）春丁释奠，章宗自任初献，命亲王摄亚、终献，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但在明朝，皇帝亲自释奠刻意避开春秋仲月上丁，《明史》记载的十三位皇帝的十六次释奠全都不是春秋释奠的丁日。皇太子主持国学释奠是从唐初开始的，皇太子为初献，祭酒为亚献，司业为终献。

释奠是学校最高级别的祭祀，所以历代都非常重视。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命刺史、县令主祭孔子，朝廷按照祭祀制度颁给明衣；宋崇宁四年（1105年）专门制定祭服制度并颁给州县，祭祀孔子一律用法服行礼；元至元四年（1267年）命春秋释奠时执事官员各依品序公服配位。唐贞元二年（786年），诏令国学释奠时宰臣以下全部参加，宋嘉泰二年（1202年）诏命释奠时武臣一体拜谒孔子庙，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命直省同城大小武职官员在文庙释奠时按照文职官员的制度一体到文庙行礼。

释菜  是以芹藻为祭品举行的祭祀。《礼记·文王世子》说“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孔颖达疏说“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此衅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释菜，三也”，后来释菜成为学校的祭祀名目之一。

正史中，“释菜”一词最早见于南齐升平二年（358年），豫章王开馆立学，“行释菜礼”（《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列传》上）。永明三年（485年）诏有司商议释奠、释菜当行何礼，尚书令王俭说：“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当时已经不知道释菜的礼仪。北魏天兴四年（403年）、永熙三年（534年）也曾举行释菜礼，但不知所行何礼，而新、旧唐书则将释奠和释菜相混。宋代时规定在四孟月进行释菜，元丰七年（1084年）还制定了四孟释菜仪。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贡士入学在辟雍行释菜礼，明洪武四年（1371年）令进士释褐时诣国学文庙释菜，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国学文庙每月初一、十五释菜，清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月朔及进士释褐时行释菜礼，各级学校文庙都在每月初一释菜。因正月初一各官行朝贺礼，释菜改在第二天进行。

清代释菜时只有芹、枣、栗三种祭品，各置豆内，祭祀时上香献爵。朔日释菜，国子监文庙由祭酒主献，国子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分献。府、州、县学文庙以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行礼。曲阜孔子庙由衍圣公主献，大成殿、两庑、寝殿、崇圣祠、启圣祠同时行礼。新进士释褐释菜礼由第一甲第一名主献，第二名、第三名分献十二哲，第二甲第一名和第三甲第一名分献东西两庑。

元至元四年（1267年）规定，地方行政长官朔望日要去文庙拜谒孔子，大德元年（1297年）规定地方官到任首先拜谒孔子庙，然后依次拜谒其它神庙。

行香  行香本来是礼佛的形式，洪武十七年令祭酒每月朔望在国子监文庙释菜，郡县长官每月朔望诣学行香，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次到文庙上香。清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文庙月朔释菜，月望行香，将文庙上香改为每月一次。

行香不设祭品，只上香行礼。国子监行香由司业正献，助教、学正分献两序和两庑，另一助教在崇圣祠上香，直省、府、州、县学文庙由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上香，曲阜孔子庙由衍圣公率领族人在大成殿、崇圣祠、启圣祠行礼。

告祭  曲阜孔子庙称祭告，是国家有大事时皇帝遣官到文庙报告的祭祀。告祭始于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赠孔子为太师、维修曲阜孔子庙和免除孔子长孙赋役事派遣司稼卿扶余隆专程到曲阜孔子庙祭告。元代祭告大兴，皇帝登基、追封孔子、改变文庙祀典、维修文庙都要遣官祭告。元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登基遣官至曲阜孔子庙祭告，以后成为惯例，直到清末，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派人到曲阜孔子庙祭祀。大德十一年（1307年）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元五年（1339年）维修孔子庙工竣都遣官祭告，明清相沿不改，明成化十三年（1487年）升文庙为大祀，嘉靖九年厘正文庙祀典也都遣官祭告。清代祭告最多，平定叛乱、祈求丰年、皇帝登基及逢十大庆、皇帝或皇太后逢十大寿、皇帝南巡、皇帝及太后升配礼成、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立国储、立正宫、孔子庙大成殿上梁出现庆云都遣官祭告。乾隆一朝祭告最多，不计皇帝八次到曲阜亲祭，还有十六次。 

国子监文庙告祭举行的次数不多，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将朱熹升为先哲、雍正元年（1722年）因加封孔子五代先人遣官各举行一次，乾隆二年（1737年）、三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分别因文庙改用黄瓦、有若升为先哲、诏修文庙和文庙告成遣官告祭。遣官告祭后三次由大学士主祭，祭品为鹿脯、鹿醢、兔醢、榛、栗、葡萄、桃实、莲实，礼行三献，上香，读祝，祭祀礼仪与遣官丁祭相同。

遣官致祭  皇帝亲自到文庙的祭祀不多，大多情况下是派遣官员作为代表致祭。除遣官至国子监文庙致祭外，也遣官至曲阜致祭。遣官曲阜致祭始于北魏皇兴二年，献文帝派遣中书令高允到曲阜孔子庙以太牢致祭。唐、宋、金三朝遣官致祭很少，元末最频，惠宗每隔几年就遣官致祭一次。明清遣官致祭仍然很少，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曾遣官慰祭，都是因孔子庙遭受雷击被焚。

献功  三代以来，献俘、受降都是在太庙、社稷，献功文庙为清代首创。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十四年、二十年、二十四年、道光八年分别因平定噶尔丹、朔漠、青海、金川、准噶尔、大小金川、回疆献功文庙。康熙、乾隆朝都是遣官致祭，唯有道光皇帝是亲自祭祀。乾隆皇帝平定金川、准噶尔的御制碑还刻立在曲阜孔子庙内。  

幸鲁  本意是指皇帝到山东，因曲阜是鲁国故都，后来特指皇帝到曲阜孔子庙祭祀孔子。历史上曾经有十二个皇帝十九次到曲阜孔子庙祭祀。首开先河的是汉高祖刘邦，他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南征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后世儒家推崇儒家思想，说汉家四百年基业全在于此。东汉时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元和二年（85年）章帝、延光三年（124年）安帝至鲁，都祭派遣官员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明帝和章帝还亲自向孔子献爵。其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唐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太祖、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都曾到曲阜孔子庙亲自祭祀孔子。清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专程到曲阜祭祀孔子，亲行三献礼，在迎神、送神时三跪九叩，在初献时一跪三叩。到曲阜孔子庙祭祀孔子最多的是清高宗，他八次亲临曲阜孔子庙，六次释奠，两次拈香，在孔子庙除第四次拈香两跪六叩外其它都是亲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孔子墓前也一跪三叩。

三、祭品

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国，以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这只是俎中祭品，除此之外还应有其它祭品，史书无载，难以考证。东汉永平二年（59年）命学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元嘉三年（153年）朝廷批准曲阜孔子庙“春秋享礼，出王家钱，给犬酒直”，说明在汉代地方学校和曲阜孔子庙以犬作为主要祭品，但是京师祭祀仍然是用太牢，“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先师，侍祠者孔子子孙……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礼器碑》），祭品还有鸡、米等。唐以前祭品史书无载，只能从文献中去推测。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讨论释奠礼乐时说“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最后议定“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永泰元年（498年）诏书说“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牢莫举”，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诏书说“敬神之寝，簠簋寂寥”，北魏延兴二年（472年）诏书要求曲阜孔子庙“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看来祭品有牺牲粢盛，礼器有簠簋笾豆，与唐代祭品、礼器相似。

唐开元礼规定：国学“春秋释奠于孔宣父，先圣、先师笾豆十，簋二，簠二，登三，铏三，爼三。若从祀，笾豆皆二，簋一，簠一，爼一”，用太牢；州县学校春秋“释奠于先圣、先师，笾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用少牢。十笾盛以石盐、稾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十豆盛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兎醢、笋葅、鱼醢、脾析葅、豚胉。八笾减少白饼、黑饼，八豆减少脾析葅和豚胉。（《新唐书》卷一二《礼乐志》二）历代虽有变动，但是不论礼器数量和祭品名称都变化不大，只是孔子升为大祀时增加为十二笾豆，金代将三俎改为两俎，元代增加三登三铏，明清改为一登二铏。 

配祀祭品  从唐宋金元一直到明代，配享笾豆数量与孔子相同，不同的是俎和登，明清时孔子太牢，用牛羊猪三牲，而四配少牢，用羊猪二牲，明清时比孔子少登和其中的太羹。 

两序哲位在唐代视同从祀，笾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宋代依然。元代改为笾豆各一，簠簋俎各一，明清时改为笾豆各四，簠簋俎铏各一，东序、西序各设一俎，俎中左羊右豕。 

从祀先贤先儒，唐宋元时均为笾豆各二，簋簠爼各一，金代改为“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笾一豆一爵一”，明代从祀先贤先儒改为每四位一坛，每坛四笾四豆一簠一簋四盘猪肉，清代改为每二人一坛。 

崇圣祠祭品在明代时仿照大成殿，主祀比孔子少太羹（容器为登）和牛，配享比十哲多一个猪头，从祀比配享少一盘猪肉。清代时正位与大成殿四配相同，配享、从祀与大成殿哲位相同。

四、祭祀音乐

国学释奠用乐始于东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上），既然有舞蹈（干戚即盾和斧，武舞时舞者所执），不可能没有音乐。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释奠“乐用登歌”，孔子庙祭祀已经采用本朝制定的乐歌。南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议定国学释奠设轩县之乐，采用第二等的音乐。梁大同七年（541年）首先为孔子庙祭祀制作专门的歌词，此年皇太子释奠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之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陈书》卷三四《杜之伟传》），杜之伟首先创作了国学祭祀孔子的歌词。此歌词原来认为失传，《旧唐书·音乐志》收录有祭祀孔子庙的两首歌词，“迎神”为“通吴表圣，问老探贞。三千弟子，五百贤人。亿龄规法，万载祠禋。洁诚以祭，奏乐迎神”，“送神”为“礼溢牺象，羞陈俎豆。鲁壁类闻，泗州如觏。里校覃福，胄筵承佑。雅乐清音，送神其奏”，题目作《又，享孔子庙乐章二首》，注说“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我认为，这组孔子庙乐章就是杜之伟的作品。《隋书·音乐志下》说：“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既然隋平陈获得宋齐旧乐，而宋杜之伟的孔子庙乐章“伶人传习以为故事”，那么开皇九年（589年）平陈时就应该随宋齐旧乐进入隋朝。由于隋朝有为孔子庙释奠专门制作的乐章，杜之伟的乐章存而未用，所以到唐朝时才会“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了。从歌词内容也可以推知为杜之伟所作。“迎神”首句为“通吴表圣”，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吴国攻占越国会稽，得到一节有一车长的骨头，派人去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在会稽山召见群神，防风氏晚到，被大禹杀死，“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国使者赞扬说“善哉圣人”。能够反映孔子知识渊博的故事很多，而与吴越有关的很少，梁都建康，古属吴国，这就是作者偏偏将它挑选出来写入歌词的原因。杜之伟撰写的歌词使孔子庙释奠形成了歌、舞、乐、礼四位一体，虽然除了歌以外都还不是专门为孔子庙所创作。 

从隋朝开始，每个王朝都为文庙制定专门的音乐和歌词。隋代乐曲名諴夏，取《尚书》“至諴感神”之意，有乐有歌，歌词虽然只有一章，但加上国家规定国子寺四仲月上丁释奠、州郡学校春秋二仲释奠，已经使孔子庙释奠有了独自的乐、歌、礼。唐代乐曲以和为名，孔子庙释奠为“宣和之乐”，皇太子释奠之曲迎神、行走用永和之乐，登歌献币用肃和之乐，迎俎、酌献用雍和之乐，文舞出、武舞入用舒和之乐，武舞用凯安，词与冬至祭祀圜丘相同，送神也用永和之乐，词与迎神相同，五章六奏，加上武舞的凯安，实际上是六章七奏。 

宋景佑元年（1034年）诏释奠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初献、升降用同安之曲，奠币用明安之曲，酌献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献用成安之曲（哲宗时增加），饮福用绥安之曲，原为六章，哲宗时增为七章。大观三年（1109年）制定了新的释奠乐章《凝安九成之乐》。政和元年（1111年）又制定了新的释奠礼仪：皇太子释奠迎神奏崇安之乐，跳文舞《天纵将圣之舞》；升降奏翼安之乐；奠币奏成安之乐；酌献奏恭安之乐；兖国公酌献奏宪安之乐；亚献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乐；亚献奏肃安之乐，跳武舞“无思不服之舞”；饮福奏介安之乐；送神奏崇安之乐；八乐九奏，文武舞并用，至此为孔子庙专门制作的礼、乐、舞、歌四位一体释奠仪式全部完成了。 

金初期使用北宋释奠乐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了金朝的释奠乐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初献、盥洗奏静宁之曲，姑洗宫；升殿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和宁之曲，姑洗宫；降阶奏安宁之曲，姑洗宫；兖国公酌献奏辑宁之曲，姑洗宫；邹国公酌献奏泰宁之曲，姑洗宫；亚献、终献奏咸宁之曲，姑洗宫；送神也奏来宁之曲，九章九奏。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颁定释奠歌章：迎神奏来宁之曲，姑洗宫；盥洗奏净宁之曲，姑洗宫；升陛奏肃宁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溥宁之曲，姑洗宫；酌献、亚献、终献、兖国公酌献、邹国公酌献都是奏德宁之曲，姑洗宫；送神奏归仁之曲，姑洗宫；改为六章九奏。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制定了释奠乐章《宣圣乐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二成，太簇征二成，应钟羽二成；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姑洗宫；初献升殿奏同安之曲，南吕宫；奠币奏明安之曲，南吕宫；捧俎奏丰安之曲，姑洗宫；孔子酌献奏成安之曲，南吕宫；四配酌献各奏成安之曲，南吕宫；亚献奏文安之曲，姑洗宫；饮福受胙奏同安之曲（与盥洗同），姑洗宫；彻豆奏娱安之曲，南吕宫；送神奏凝安之曲，黄钟宫；望瘗奏同安之曲（与盥洗同），姑洗宫。该释奠乐章又名大成乐，《元史·礼乐志》记载共十六章，除郕国公曾子和沂国公子思酌献歌词为新创外，其它十四章几乎是完全照搬北宋大晟乐府拟撰未用乐章，但是没有终献，这是不可能的，宋大晟乐府释奠乐章为亚献、终献为一曲一词，元代也应该是这样。元代大成乐是内容最多、宫调最为复杂的释奠音乐，仅初献就演奏九成，使用了黄钟宫、大吕角、太簇征、应钟羽四种宫调，而全部乐章交替使用了七种宫调。孔尚任《阙里志·乐舞志》将亚献曲作终献，另有亚献文安、大吕宫一章，此外还有分献十哲成安、南吕宫和分献从祀成安、太簇立宫两章，但这三章都不是国家礼制规定的。该书《礼仪志》“仪注”收有元代释奠仪注，标明为张须考定，从仪注看，当终献开始时分献十哲和从祀，奏分献成安之乐。张须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来曲阜任孔颜孟三氏学教授的，元贞二年（1296年）秩满去职，那时元朝尚未制定释奠乐章，所以曲阜孔子庙制定了自己的乐章，有人将孔尚任《阙里志》所载的元代曲阜孔子庙释奠乐章当成元代国家释奠乐章是不正确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释奠孔子，乐六奏，次年命春秋释奠只行于曲阜和国子监，不必天下通行，遭到刑部尚书钱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对。徐程认为“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钱唐认为“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直到洪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学通祀孔子。明代文庙释奠乐章是洪武六年制定的，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献、终献奏景和之曲，彻馔、送神均奏咸和之曲。六章六奏，歌章几乎全部选自宋代大晟乐府撰写而未用的乐章，只有几个字有所改变。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之学，于是始皆用乐”，令各级学校文庙释奠一律都用乐舞，将文庙释奠乐舞推向了全国。  

清顺治二年（1645年）诏定释奠乐章，六奏，用平字，十三年钦颁释奠文庙乐章六首，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献奏宁平之曲，亚献奏安平之曲，终献奏景平之曲，彻馔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康熙年间定名为中和韶乐。乾隆六年改为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献奏宣平，亚献奏秩平，终献奏叙平，彻馔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歌辞选自孔尚任创制的《大成乐章》，一字未改，六章六奏，春祭以夹钟为宫，秋祭以南吕为宫。清代虽然仍为六章六奏，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各为一章，比明代亚献、终献为一章要合理得多。 

民国初立，于1915年颁布了新的文庙释奠乐章。新乐章以和为名，迎神奏始和，初献奏雍和，亚献奏熙和，终献奏渊和，彻馔奏昌和，送神奏德和，六章六奏。祭祀规格为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

乐曲的名称大都取自经典，“安”取自《诗经·大雅·序》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宁”当取自《周易》的“万国咸宁”，“和”取自《礼记》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只有清朝的“平”没有取自经典，而是颂美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

宋代以前的孔子庙释奠乐谱今已不存，宋、元、明、清和民国的现在都还保存着，学者们已将它们译成了五线谱和简谱。 

乐器用金石丝竹匏革土木八音。南齐永明三年确定设轩县之乐，“诸侯轩县”，属于诸侯的礼制，三面悬挂乐器。隋代“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王宫县”。大历元年（766年）国子监文庙开始设置宫县，将乐器由轩县三面改为宫县四面。宋以后，文庙释奠又改为轩县。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孔子祭祀升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但郡邑行事奏乐只有三成。

五、祭祀舞蹈

国学释奠用舞始于东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上），舞具为干戚（盾牌和斧子），舞蹈自然是武舞。北魏天兴四年（401年）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齐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议定国学宣尼庙释奠用“六佾之舞”，从此文庙释奠除个别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六佾舞。唐代皇太子释奠文武舞并用，先文后武，文舞在迎神至初献饮福阶段进行，武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进行。宋代专门为孔子庙释奠创作了舞蹈，文舞名《天纵将圣之舞》，在迎神至初献阶段表演，武舞名《无思不服之舞》，在亚献至送神阶段表演。明代改为只用文舞，成化十三年（1477年）孔子升为大祀，国学舞蹈改为八佾，郡县仍为六佾，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文庙祀典，国学也改为六佾。清代国学和各级学校文庙一律用六佾舞，光绪三十二年祭祀孔子升为大祀，恢复了文武舞并用，宣统元年（1909年）为完善礼制，颁发了祭祀武舞谱。1914年，民国政府规定释奠孔子仍为大祀，“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也是文武舞并用，但是这两次大祀执行的时间都很短，没有真正举行过几次。 

祭祀舞蹈贯穿于祭祀的全过程，但是并不是每个祭祀程序都有舞蹈。唐宋时文舞三成，从迎神开始；武舞三成，从亚献开始。金元有乐无舞。明代文舞，奠帛、初献、亚终献有舞。清代改为奠帛初献、亚献、终献有舞。民国改为初献用武舞，亚献、终献用文舞。现在明以前的舞谱已经失传，只有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舞谱还保存着。 

六佾舞为舞蹈六行，每行六人，但明代的六佾其实是小八佾，也就是纵八行，每行六人。明成化时改为八佾，八行，每行八人，弘治九年（1496年）改为大八佾，纵八行，每行九人。 

中国文庙的祭祀制度还影响了中国的近邻韩国、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即今日本冲绳），韩国、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历史上孔子庙祭祀基本采用了中国的祭祀制度，采用中祀的规格，在二月、八月上丁举行释奠，基本相似的祭祀仪注，基本相同的祭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文庙祭祀还保存着中国早期的内容，韩国文庙祭祀至今还基本采用中国宋朝的释奠乐舞和仪注，越南在20世纪初仍然采用明朝的音乐和仪注，日本现在文庙祭祀还保存着中国唐代的三鼓三管等。

19世纪末开始，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亚洲各国的文庙祭祀相继中止。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各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庙的祭祀又相继恢复。特别是近年，随着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庙祀典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已经申请将文庙祀典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学者也成立了韩国释奠学会，并发起筹备成立世界释奠学会。我们应该加强对文庙祀典的研究，为逐步恢复的文庙祀典服务。（全文完）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3期

作者：孔祥林，孔子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