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胡晓明将有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撰述主旨的意见归纳为七类。在【辨诬说】中，胡晓明写到：
汪荣祖于七十年代撰写的专著中，认为寅恪之歌颂柳如是，同情钱牧斋，可谓是翻案文章。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
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
黄裳认为，陈寅恪因为同情柳如是，所以撰作此书为柳如是辨诬。这一说法，本来可以代表那些原先多少从野史笔记或道听途说知道一点关于柳如是其人其事，但又并没有通读（更谈不上细读）《别传》的人们的直接印象。
黄裳虽然对于钱氏的抗清事迹以及柳如是的政治才华多有肯定，但却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诞不羁的风尘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黄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辨诬。他认为柳如是则由原先的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变而为一个大地主的夫人，并不值得为她申冤。而河东君柳如是之所以做出许多蔑视封建礼法、使当时的正人君子们攒眉怒目的事，也不过是腐朽的地主阶级本质的表现，并不值得陈先生为之曲辨的。
胡晓明显然是否定黄裳说词的，他认为，“黄先生的文章体式，属于书话而不属于书评。书话作者往往借一本书进行自己的杂文散文的写作，他有权利不顾原书作者的用心，也不必理解原书作者的用心。甚至要求书话的作者去通读原书，或许是一件过于认真的事情。”或者说，黄裳和金庸一样是在戏说历史—这是满清族人面对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态度，如同现在的满清文人企图用“二人转”也取代唐诗宋词一样，既是满清族人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虚无的反应，也是他们不愿意真正进入中华文化，却又扭扭怩怩于门外的一类表演。
胡晓明进而评之“更何况，关于地主阶级云云的说法，充满了极左时代的思想斗争气息，很难说是严肃的学术讨论。”这个问题与中国近代史不是一个自身演变的历史，而是深受外来政治的影响和干扰有关。其实，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困境，而壶公评论的文章则在呼吁其中。
壶公评论案：
历史学家汪荣祖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著作有《史家陈寅恪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
其著作之一为《诗情史意》，对于诗的理解是关于史的理解，并非花前月下之辈。而《史学九章》以九种角度观照史学内涵与本质，这种多角度看历史的范式是西洋范式，却也是中国历史研究所必须的。当然，把《柳如是别传》仅仅看作为钱牧斋翻案，是没有能够渗透陈寅恪思想的本源，可见，陈寅恪思想之博大与深遂又几人能及。
散文家、高级记者黄裳，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算是当代人吧。胡晓明评黄裳《关于柳如是》一文“充满了极左时代的思想斗争气息”，黄文写于一九八二年，时当极左思潮还浓，胡晓明之评并非妄言。
但是关于黄裳的思想，更应该注意的是，其人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生于河北井陉，满洲镶红旗。也就是说，黄裳是旗人，希望他能摆脱他们的圣祖乾隆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对于钱、柳的抨击源自天然，无可非议，但是可以作为汉人的借鉴。
事实上，满清文化与极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其内核即反抗者文化，其外在则表现为粗暴与肤浅。对于欧亚大陆而言，在中国的儒学、欧洲的基督教和印度的佛教之外的多数次一级文化都具有反抗者文化的特性，例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再次一级的如满清文化、朝鲜文化和倭文化以及台湾的民进党文化。反抗者文化多数具有民粹主义的特性，具有偏激的特征，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合理的、必然的杂音和干扰。
中国近代历史的辨析来得匆匆忙忙，反满的国民党人来去匆匆，国内的阶级斗争，国外的压迫、侵略，又几曾认真思考过自己文化与历史。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的陪都重庆有过关于晚明历史的辩证，但是或为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寻找依据，或为李自成的起义唱颂歌，几人真正直面历史？而当其时的大历史学家如翦伯赞、吴晗、钱穆等，或左或右，都陷入现实政治之中，又何能责之于异族的黄裳？
胡晓明归纳的七类说还包括“自遣自证说”、“复明运动史”说、“颂红妆的女性史”说、“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说、“明清文化痛史”说、“自喻自悔说”，但是诸说种种却很难说明透彻晚年陈寅恪的心态。事实上，这些论说予壶公评论有一种文化荒废的感觉，这是壶公评论写【读李商隐的诗】时关于满清文人评论李商隐的评论。
文化荒废，更激烈的是顾炎武的“亡天下”论。顾炎武论“亡天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
满清思维及于当代，或谓“亡天下”，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那些贪官污吏的治下充斥着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效益为先兼及公平”的旗帜下必然导致的后果，“效益为先兼及公平”其实质就是亡中国文化，或曰“亡天下”。那么，学者们不理解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就不奇怪了。
胡晓明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来说明自己对陈寅恪的理解，他写到：
“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却有一个当代史家，在失明膑足的情况下，用了十年的光阴，完成一部八十余万言的大书奇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与他的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并且把陈寅恪先生的努力描述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代代相传的佳话”。
1964年陈寅恪先生已七十五岁，《柳如是别传》初稿完成，其助手黄萱评论他所看到的那个衰老而竭尽全力的老人，写到：
“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
壶公评论更愿意把陈寅恪的心态理解的为晚年孔子编删【春秋】时的心态，那个三千年前的老人以他对社会的诚恳、文化的精湛和不懈的努力感动了他的弟子们，感动了记录这一段史实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深深地感动了当代的壶公评论。
壶公评论同样在陈寅恪看到这样的一个忘我而伟大的精神，当然孔子的祈盼表达于【大同论】，而陈寅恪希望在中国唤起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孔子的【大同论】与其所创建的“仁”学的政治哲学体系相关—是一个必然的归宿，陈寅恪则来自他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是对欧洲近代变革时代的感悟及其对中国文化深刻的思考。
事实上，当我们理解了陈寅恪，当代那些听了一些天主教或基督教布道的“普世价值”派是多么的肤浅、可笑和荒唐。
在《柳如是别传》中壶公评论读到这样一首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写到：
丁酉阳历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
“生辰病裹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格调更无俦。
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
这一首需要注释的诗，而读懂的这一首诗，对于陈寅恪敬意更进一步。依从陈寅恪先生看钱、柳，是在辨析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即明清剧变，在民族复亡之际观察中国的人性--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特性，而我们对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不能不立足于此：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性是这个民族生存环境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性是这个民族的宿命。
壶公评论2014/1/9写于东岩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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