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一蹶不振----从一代英主到亡国之君
十、难辞其咎
隋炀帝杨广一生固然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曾一度展现出一代英主、千古明君之气象，但由于门阀体制的桎梏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到了治政的晚期，竟然走上了昏聩怠政的道路，令无数曾经钦佩景仰他的臣民大失所望。虽然大隋最终的崩塌是无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归罪于炀帝一人，但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大隋的亡国，以及百姓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尸骨遍地，杨广显然都难辞其咎，毫无疑问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十一、穷奢极侈
杨广为人喜欢摆谱，好面子，爱搞排场，是一个奢靡浪费，崇尚浮华，挥霍无度的帝王。大隋朝连续三次伐高句丽无果，已然丧尽了威信，但到了这种时刻他还不知道善待百姓，反而听信一些书生之言，大造宫室以示太平。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的观文殿刚刚落成，就又建了仪鸾殿，并紧跟着下旨修建南方行宫，计十六座，极尽奢华。建造显仁宫时，杨广遣人大力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又将被杨玄感放火烧毁的龙舟重新修葺，比原来的更加富丽堂皇。还在东都西郊修造西苑，方圆达二百里，耗资极其巨大。
当然，在历代君主中，如杨广般大建宫室者比比皆是，倒也并非杨广一人如此。杨广固然奢靡，但在帝王中也不过中等，仅仅指责他挥霍无度，却对其他奢侈浪费更甚的君王视若不见是不公正地。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也绝不是俭省之君，他大修宫殿，宫中多用金玉装饰，靡费颇大，私造宫殿的数量规模更是隋炀帝的数倍。不过李世民运气好，他抢到手的新帝国正朝气蓬勃，大建宫室时天下太平，所以并无逼反百姓之忧。而杨广在天下已乱后仍然不改奢靡，就不免失了审时度势之明。况且李世民试图营造纳谏惜民的形象，所以在谏官的进言下，对自己劳民伤财的行为时常有所收敛，所以总体看来，他一生的奢侈铺陈尚且要略逊于隋炀帝。
十二、不恤百姓
杨广生性贪慕虚荣，每当其它国家的人前来朝拜，他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满足快感，所以在亲自远征打通丝绸之路后，他便急急邀请塞外诸胡到中原来游玩朝见。为了在周边国家、部族面前充门面，炫耀大隋的富足，他还命令西域商人所过郡县必须殷勤招待，沿途白吃白住，饭店酒肆不准收取分文，令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杨广于公元610年正月在洛阳大摆百戏，迎接前来朝贡的西域商人，奢侈的庆祝活动长达一月之久，耗资无数。为了向外族炫示豪富，杨广下令将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把彩帛缠在树上，结果西域人看后反而觉得不解：“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隋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原本应该是双方互利地，但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让西域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走时还给予很多的赏赐，用巨额国财换取自己大方仁厚的虚名，最终面子是赚足了，钱也赔老了。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式贸易，小国前来朝拜，藉此从中华得到大量的金珠赏赐和急需物资，而中原帝王则得到万国来朝的荣耀。
杨广的朝贡式贸易使国家耗费了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负担大增。在丝绸之路打通后，本应给百姓带来极大好处，可在短期内却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负担。隋文帝交到隋炀帝手中的大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却只是国家储备富足，与文景时期藏富于民不同，富得并不扎实。即使在三征高句丽之前，隋朝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底层百姓的日子十分清苦，缺吃少穿，所以杨广这种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文治武功，慷百姓之慨的做法让人们心里都不舒服，这和毛泽东当年为了第三世界领袖的虚名而从困苦不堪的百姓口中夺食，多年间无偿大笔援助亚非拉穷国，甚至在百姓大批饿死的那三年中也不停止的自私行为是同样的性质。
牺牲自家百姓的利益，去博取外人的几句称赞，这充分暴露出杨广不知爱惜百姓的特点。他是一位极富进取心的有为君主，却绝非一个体恤民间疾苦的帝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过失，也是促成隋末乱局的重要根源之一。正是因为杨广生具行事任性，不恤百姓的性格，才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压根儿不管百姓们能否承受，而其他庙堂重臣高高在上，也不会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隋廷征发、聚敛无度，最终逼反了不计其数的老实百姓。在三次征辽的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征用了三百多万民夫，很多人活活累死病死在路边，全国大量地方出现男丁不足的现象，不得不靠妇女和老人来从事生产。一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在国力尚未恢复前就发动第二、第三次征辽战争，逼反了无数百姓，一个能顾惜子民死活的帝王不会像杨广这么急躁。李世民征辽东一样是两次无功而返，李治即位后一时也无法灭掉高句丽，但李世民和李治比杨广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忍能等，硬攻拿不下就持久地袭扰，国内不靖就立刻在辽东罢兵，缓解百姓的压力，所以才能把对辽东的战争持续进行二十三年之久，最终灭掉高句丽，自己却不会如隋朝般被大规模征发拖垮。
十三、役民过重
杨广少年时雄姿英发，才华横溢，头脑精明，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心十分强烈的人。他十四岁时就已经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领兵北征突厥，令塞外诸胡近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十九岁时又率领数十万大军扫平南陈诸国，为大隋打下了大片疆土。那时的杨广光芒四射，让天下大部分贤才，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才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取代其兄杨勇，从杨坚手中接过大隋江山。
杨广心高志远，怀抱天下，在主观愿望上极欲成为一代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在杨广看来，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千古之英名，就枉为帝王一场。
也正因有此远大的志向，杨广一直固执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不辞劳苦东征西讨，还时常做出遗泽后世的壮举。在登基之后，杨广一度有所作为，开文馆，礼儒生，令长安、洛阳一带胡风尽去，文气复兴。又不拘一格选用良将，使得罗艺、麦铁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也能与世家子弟同列，一时麾下俊杰云集。然后杨广运筹帷幄，派遣将士击败突厥和吐谷浑，开疆扩土，又亲征打通丝绸之路，他也因此被周边各国尊为“天可汗”。可以说，杨广的前半生英明神武，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代雄主。
然而杨广自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兴兵讨伐不臣之国，征突厥，伐契丹，讨高昌，攻高句丽……一系列的战争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令四夷宾服，却也把国力挥霍到了极限，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他又同时修建大运河，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而真正致命的还是在这些基础上的三次征辽，每次强行征发数百万人，把大隋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民间怨声载道，百姓不堪兵役之苦，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而纷纷造反，一时盗匪蜂起，天下大乱。隋炀帝的过失就在于他志向过于高远，太想建立伟业，证明自己了，于是试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做出许多成就，而这些大工程本该由几代人来缓缓实现才稳妥，百姓才好承受。杨广的急切之心和他不体恤百姓的性格结合起来，便造成了征伐无度，操之过急，役民过重，这也是隋末乱局出现如此之早，爆发如此汹涌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四、一蹶不振
杨广前半生顺风顺水，为天下人所敬重，在志得意满之际征高句丽，意图锦上添花，一心以为可以摧枯拉朽般轻易取胜，结果却因为过分自信轻敌，惨败而回，这不免令杨广在武勋上感到大为失意。由于迫不及待要洗雪前耻，重振大隋的声威，压服周边各部，也急于重塑自己的名望，他急急又对高句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伐，却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自从原本占了上风的二征高句丽因为杨玄感在后方造反而失败后，大隋的境况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土地兼并、人口过多、门阀之弊、官吏昏聩贪婪……数年来积攒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纷纷爆发，整个国家乱做一团，日益破败。更糟糕的是，乱局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隐患：如李渊、罗艺等一些地方军头眼见中央式微，忠心也日渐稀薄，对朝廷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甚至自立山头。等到杨广试图第四次征高句丽时，天下已然大乱，各地官员对此乱命暗暗抵制，最后征辽计划无疾而终，这说明大隋在事实上已经对攻下高句丽无能为力了。当杨广发现对这个忤逆了自己，还害得自己劳民伤财，大失脸面的罪魁祸首无可奈何时，他心中的恼火和郁闷可想而知。
衣食足才知荣辱。大部分老百姓并不太在意什么国家尊严、开疆扩土、宾服四夷，更考虑不到诸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和对外战争在将来的长治久安意义，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缸里还有没有明天下锅的米，自己能不能带着一家老小挺过眼前的冬天。所以在连年的征发和痛苦的生活中，百姓对隋炀帝的感觉已经由曾经的崇拜变为了不满，这对一向自信好强的杨广打击极大。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打造的，不久前还欣欣向荣的大隋王朝竟然已经有了崩塌之象，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素来骄傲的杨广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一直信心满满的帝王一下子垮了，他的精神大不如前，整个人看起来也不像原来那样乐观、雄心勃勃，有时甚至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落泪，就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此时的隋炀帝也曾试图要励精图治，革除积弊，重整气象，但当他坐在龙椅之上想有些做为时，才发现这个帝国早已被各家门阀贵族所把持，早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盘剥百姓、非法攫取财富的流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即使他贵为皇帝，也无力与这张庞大的利益网做对。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改革政令相当不错，但在大部分执行者都阳奉阴违之下，也根本无法真正落实，有些甚至还会被歪曲成祸民的乱命，而受害的百姓又会把不满归结到颁布政令的皇帝头上……
天下局势越来越乱，杨广却欲振乏力，眼睁睁看着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他又是生气又是无奈，曾经勃勃的锐气和进取之心也越来越淡薄，终于雄心散尽，彻底放弃了拯救帝国的努力。此时他骨子里的软弱开始占据上风，引领着他逃避现实，对贪官污吏盘剥百姓再也不闻不问，对满地的义军也不再上心，甚至开始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从骨子里面看，杨广是一个不够坚执的人，对人对己都不够狠。当顺风顺水时，他就越干越起劲，也能越干越好，显得雄才大略，精明睿智;但一遇到困难，就方寸大乱，退缩逃避，坐视局面越来越糟。
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流寇早已不再是疥藓之患，但裴矩、裴蕴、宇文述、虞世基、郑善果、封德彝这些能臣和当代名士们们一直坚持流寇克日即灭，竭力掩盖乱局。而做为英明神武的大隋皇帝，杨广自己也极力要妆点这个盛世的假象，于是他以“危言耸听”的罪名贬斥了说真话的老纳言苏威、治书御史韦云、兵部尚书赵孝才，甚至还将越级上奏的建节尉任宗当庭杖毖，从此无人再敢为国进言。
杨广的性情在压力下日渐扭曲，似乎具有了双重人格。这个一直显得睿智从容的男子变得耳软心活，优柔寡断，公私不分，他的精神时好时坏，情绪起伏无常，有时候能重现之前的英明，有时却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有时果断固执，有时又偏听偏信，乱命迭出;有时候礼贤下士，有时却又忌贤妒能……他的身边迅速围上了一群只会捞好处不会做实事的马屁精，于是正确的国策坚持不下去，荒唐的命令却在这些小人的蛊惑下不断发出。就在大隋已经明显出现崩塌之象时，他没能积极补救，反倒放任自流，一味逃避，甚至在616年躲到江都不问政事，而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和权贵段达等人处理。
等到了扬州之后，杨广见局势日渐混乱，更是心灰意冷，终日烦躁不安。当时国政糜烂，各地送来的告急文书如同雪片，但他却懒得批示，准确说是不敢去看这些坏消息，更不愿去想这些心烦事儿，所以不是拖着不理，就是全推给手下的裴矩和虞世基几人。杨广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只忠于自己家族的利益，只顾着捞钱，可他已经无心去计较这些了，只想着赶快逃避眼前的烦恼。
杨广后期不问国事，并不是像后世很多人所误解的，是因为生性疏懒，耽于逸乐。从他之前雄心勃勃地积极做事可以看出，杨广并非那种享乐派君王，只不过他已经在连续的失败、局势的日益恶化和无力挽救危局的绝望中遭遇了过于沉重的打击，被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噩耗击垮了，以至于性情大变，在短短时间内就由一代英主褪变成了昏聩无能之君。其实他的这种蜕变并不奇怪，越是心高志远之人，崩溃后就堕落地越彻底。他后来的种种掩耳盗铃的举止不仅反映出他性情上的软弱，更能看出他曾对自己有过很高的期许。如果他一直就是刘禅那种只知享乐的平庸帝王，也不致于被愿望和现实间的巨大的反差彻底击倒，甚至不敢去面对现实。
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对治理好国家失去了信心和斗志，所以根本不愿意再听见任何坏消息，甚至还自欺欺人，纵容手下人报喜不报忧，下旨让帝国重臣们把奏折分类，只捡令人高兴的消息送入皇宫，其逃避的心态可见一斑。而既然只肯批示几条令人高兴的奏折，对所有麻烦置之不理，那他的生活自然就清闲起来。为了消除强烈的失落感和政务上的巨大压力，更为了逃避自己不愿面对的现实，杨广整日杯不离手，纵情酒色，在笙歌中醉生梦死。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个帝王应有的责任心，在国家弊病爆发之际，没能采取任何得力措施来力挽狂澜，迟滞隋朝崩塌的过程，反倒开始逃避惰政。隋末形势的急剧恶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杨广的一蹶不振和逃避现实却无疑加速了大隋崩塌的速度。当然，在当时的内忧外患之下，在门阀大族牢不可破的小集团利益和私心之前，他也确实无力做出。如果他断然进行大换血，撤换了那些只知道敛财的官员，那门阀们必然会爆发强烈的反弹，大隋可能会立刻四分五裂。而且将身边大部分臣属都撤换，更是等于向全天下承认了大隋朝政已经糜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实大部分皇帝非但远不如执政前期的杨广雄才大略，勤政治国，就算比起亡国前杯不离手的杨广也强不多少。同样不过是偶尔理理大事，大部分时间还不都在后宫享乐?只不过因为国家尚且安稳，外敌不强，没有门阀之患，臣属忠诚得力，所以玩乐一辈子也不会亡国，照样无须承担任何历史骂名，甚至还可能被誉为一代明君。像文、景二帝每日优哉游哉，就因“无为而治”的高明而得到了后人的盛赞。这其实和在单位做事是一个道理，积极揽事儿做事儿的人，做好了自然名利双收，但如果做不好，反倒不如那些啥都不干混日子的。
正因如此，今人将隋炀帝看成历代帝王中的渣滓，认为他比大部分帝王都差得多是不客观地。正是因为杨广比大部分帝王都能干，都更有志向，所以才会去挑战难度，力图做些大事。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国亡身死，结局比不做事混日子的那些帝王更惨，但我们仍然应该对他的能力和曾经有过的广远抱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把所有亡国之君都视为李煜、刘禅这样的废物。杨广并不是志大才疏，他的才能其实不错，只是他的目标过于高远急切，令整个帝国无法负荷罢了。而杨广亡国前混乱的局势和战乱虽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因此就过分丑化他的道德。
纵观杨广的大半生，所做之事其实大多都围绕着“名垂后世”这个中心来转，今人仅仅因为他在死前几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时有过贪杯享乐、不理国事的行为，就否定他大半生的积极进取，不辞劳苦，还把他丑化为毕生都只知混吃等死的败家子，这无疑是十分不公正地。杨广后期堕落怠政，尸位素餐，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无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但我们在谴责他时，不宜上纲上线，而是应该考虑到现实局势的困难和门阀贵族在他试图振作时的阻挠掣肘，做到客观适度。如果像现在主流舆论那样，一味强调他的荒淫无道，刻意忽视他在绝境下自暴自弃的心理过程，简单地将其不理国事的原因归结为生性懒惰、贪淫好色、留连后宫，就不免成为一种对历史的歪曲了。
十五、有奶便是娘
由于杨广厚待儒生，因此无论民间对他如何评价，当时的大部分儒生仍然认为杨广是圣明天子。而之所以圣明天子治理下的国家越来越乱，那自然是因为奸臣太多，儒者不能执掌大权，可绝不是因为天子昏聩。
后来天下纷乱，为了避免儒生们为乱党所用，杨广特地又增加了一百二十个秘书省的名额，将一群比较有名的文人高俸供养起来，整日与他们共同研讨如何实现千秋盛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读书的儒生都是些有奶便叫娘的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治国平乱的大道理。他只是想给他们些好处，让他们不要四处煽动人造反罢了。
很多儒生一辈子的人生目标便是做官，为了博出头，这些人没有什么事情不肯做，至于做好官坏官，出卖不出卖良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些人十年寒窗并不白费，从那些圣贤书中虽然学不到什么治国安邦的切实知识，却教会了他们如何能更冠冕堂皇地胡说八道。
学士们拿了朝廷的俸禄，吃人嘴短，自然知恩图报，终日闭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每每上本，不是讴歌盛世，就是奏明哪里又现祥瑞。纷纷扰扰，把许多劝谏隋炀帝爱惜民力，励精图治的忠直之言都给淹没了。而这些谄媚之词更迎合了隋炀帝最后几年逃避问题，掩耳盗铃的心态，哄得炀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兴，李世民最终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样很注重邀买人心，更把收买笼络儒生当做重中之重，于是他做的坏事儒生从来不提，对他唯有一味大夸特夸。而对曾经有恩于儒家的前朝皇帝杨广，则奉新主子之意，翻过脸来百般诋毁，于是隋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这个扭曲的形象源于唐而盛行于后世。
自古文人无骨，可以像豢养倡优般养上一群，也可以用焚书坑儒来对付那些不肯被收买的，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妥协。少数的硬骨头则扣上一个辱骂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让他们遗臭万年地死去。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
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关键在于第一次征辽打输了，不得不再次组织第二、第三次劳师远征，这种连续的大规模征发终于超出了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
总而言之，导致隋亡的因素很复杂，正是多种力量和坏运气共同作用，效果叠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将这个新兴的帝国摧垮。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确实难辞其咎，但他的过失也未必就有多大，远没有如今主流舆论渲染得那样夸张。隋炀帝不惜国力、不辞劳苦地征伐高句丽，固然有建立功业、做千古帝王、满足内心成就感等个人想法，但更多的动机似乎还是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为后世奠定稳固的边疆，不给后世留下隐患。契丹就是在高句丽灭亡后兴起地，最终大辽发展成为比中原政权更强大的帝国，占据了河南以北的辽阔区域，长期压制着中国。而当时的高句丽比契丹更要具有发展性，威胁更大，如果坐视其蓬勃壮大，迟早也要与中原一战，那时中原要承担的损失无疑会更大。
因此，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错的是做战过程中隋炀帝表露出的轻敌、好虚名。一征失败后策划再次征伐也没有错，大隋必须彻底击败高句丽，杜绝隐患;同时用最终的胜利湮灭一征惨败带来的严重政治恶果，威慑四邻。但杨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国内不靖时急着出征，没有考虑国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局势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归根寻源，杨广的这个错误与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轻视民间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虚荣好名，急于取胜挽回面子的心态是分不开地。
十七、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
总体来看，隋炀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却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无是处的人渣。准确地说，如果从外在表现来看，杨广应该算是英主和昏君的杂糅体，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相当少见地。他英明过，也糊涂过;上进过，也堕落过;成功过，也惨败过;获得过骄人的成就，也颁布过无数条乱命;曾经使万国来朝，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却也曾令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我们今人看待杨广，应该秉持一种公正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过失，也肯定他的成绩。如果不能挣脱长久以来那种“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桎梏，就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是失败者，就尽信李唐王朝那些将他妖魔化的说法，把他看得一无是处，那对这段历史就将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
纵观历史，隋炀帝做过的事，李世民多半也做了，而唐太宗声名赫赫的贞观之治还远不及杨广的大业前期富庶，但唐太宗最终被誉为“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历史评论之不公，竟至于此!隋炀帝如今的丑恶形象主要来自于隋末义军在反隋起义时对他的污蔑，以及李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在篡改历史时对他的刻意诋毁。“炀帝”这个充斥着昏庸残暴味道的称号就是李世民的杰作，隋人原本把杨广称为隋明帝，曾经颇为爱戴仰慕。反倒是李渊在起兵时未敢如那些匪寇、义军，以及后来他儿子那样诋毁自己的主君，只是用“清君侧”的名义进兵，并在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后仍立杨氏宗室为王。其实严谨地说，隋炀帝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被兵变杀死时，大隋还掌控着大半个中国，各地官员大半仍然对其效忠，这和那些被敌军打到京城亡国的帝王是有所不同地。
西方人对杨广的评价很高，其一分为二的评论态度也比国内要客观得多，超脱出了李唐王朝统治时期对他的歪曲和诋毁。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暂新的历史人物：炀帝虽然骄奢淫逸，但并不比中国其他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象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在589年平陈时，杨广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也同样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明大隋是亡于藩镇谋逆，却被我朝的御用文人有意误定为是亡于农民起义，试图藉此证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具有先进性。出于政治因素，李自成农民军、黄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流寇或乱民组织也都被我朝粉饰美化。而亡于“神圣的”农民起义的大隋自然就要被宣传定性为大反派，必须是邪恶且黑暗地。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应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以对后世的历史意义为依托，客观持正地去分析。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笑从古至今那些人云亦云的愚人，对陈旧的传统说法不做任何分析思考，只知一味盲从，这种偏执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读和曲解。令笔者欣慰的是，如今时过境迁，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渐渐淡薄，人们的治史态度也渐趋务实客观。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更应该懂得尊重史实，强化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责任感，严谨求索，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敢于挑战那些虚假歪曲的论调，把被长期歪曲颠倒的历史矫正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曾经的一代英主，万国来朝;如今的滚滚骂名，万人唾弃。如果当日不曾心高志广，要建大隋万世基业;如果眼看高句丽坐大，却放任自流，苟安一时，不去冒险远征，试图将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又怎会有亡国之祸?如果在征高句丽前开始腐化堕落，整日游山玩水，享受荣华，那隋朝非但不会两世而亡，那在征辽前已经建立赫赫功勋的杨广，也将作为一代英主名扬史册。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招走错，满盘俱输。成与败，得与失，善与恶，千古流芳与遗臭万年，往往不过是一念之间，运气使然。可当后人回首前尘，狂妄地试图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却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般看到某一个过失、某一件成绩，而除此之外，竟然一无所见。
悲哉!杨广。
惜哉!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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