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最早是从晚清时译介外国作品开始的。1891年,一位在中国活动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翻译为中文,以《回头看纪略》为标题,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这部作品讲述一个生活于19世纪末的青年一觉睡醒,来到一百多年后的世界,在一位科学家的陪同下参观游玩。看到所有曾经困扰人类的苦难与不公,都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而得到完美解决。类似这样的作品,恰正应和了当时中国呼唤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并对一批青年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0年,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八十日环游记》(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jours)被翻译出版。此后大批凡尔纳译作相继涌现,形成长达数年的“凡尔纳热”。这些译者中,不乏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字,譬如梁启超就曾于1901年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今天译作《十五少年历险记》(Beuxans de vacances)。而彼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周树人(那时候他还不叫“鲁迅”),则先后将两本日译凡尔纳小说翻译为中文。这两部作品的名字,分别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从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a la lune)和《地心游记》(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在译介外国作品同时,一批中国文人亦纷纷开始尝试科幻创作。晚清科幻创作数量颇丰,与政论时评、国内外要闻、以及“大力丸”、“补脑汁”等广告一起,登载于各类报刊杂志。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开始连载《新中国未来记》,但只登到第五回就再无下文。小说开篇以1962年作为叙事起点,通过“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在“上海大博览会”上关于“中国近六十年近代史”的演讲,勾勒出1902-1962年间长达60年的“历史/未来”。虽然发表时标为“政治小说”,但这种以“未来完成式”来畅想“现代中国”的手法,却被此后一批科幻创作所沿用。1904年,一位笔名荒江钓叟的文人在《绣像小说》上连载《月球殖民地小说》,讲述主人公龙孟华与日本旅行家玉太郎乘坐气球周游世界的经历,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凡尔纳的影响。这部并未写完的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最早的中国科幻。
从创作形式来看,晚清科幻可大致划分为“未来记”和“历险记”两类,前者多以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想象为背景,包括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春颿的《未来世界》(1908)、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吴趼人的《光绪万年》(1908)、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高阳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1909)等等;后者则多仿照旅行小说写法,想象主人公上天入地乃至漫游太空的奇遇,除《月球殖民地小说》外、还包括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1904)、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中国老骥氏的《大人国》(1907)等等。
今天来看,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成分,因而被美国学者王德威冠以“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的名称。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2005)中,王德威写道:“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当然有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但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晚清科幻奇谭最引入入胜之处是,它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
有趣的是,王德威的这段话,似乎恰与百年前周树人对于“科学小说”的解读遥相呼应。在《<月界旅行>辩言》(1903)中,青年周树人大力称赞了此类作品启迪民智、推动进化的功用,并写下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如果说晚清科幻的意义在于让中国人从一个怪力乱神的传奇世界里醒来,进入科学与真理的现代世界,那么所谓的“Science Fantasy”则以其混杂性,完成了从“梦”到“现实”的转换。所以在周树人看来,“科学”与“科幻”之间的关系,正如《山海经》与《镜花缘》,或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关系一样——“科学”取代“神话”的前提,在于科学首先要以近乎“演义”的方式,被包装为另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神话。
在晚清科幻中,最新奇的科学技术往往与魔法无异。譬如,在陆士谔发表于1910年的《新中国》中,主人公陆云翔一觉睡醒,来到1950年的上海,目睹中国富强进步的景象。随即他听人告知,多亏一位“南洋公学医科专院”留学归来的“苏汉民博士”,发明了“医心药”和“催醒术”这两项技术,使得中国人从过去浑浑噩噩,沉迷于赌博鸦片的落后状态,变为文明开化的现代国民,“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而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也就由此突飞猛进。依靠现代科技的发明医治人心,不仅令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甚至得以超越并克服西方现代文明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因为在作者看来,“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字享着利益,别人饿煞冻煞,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而自从此“医心药”发明之后,中国人个个大公无私,“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
类似这样的叙述,令人不禁联想到鲁迅作品中“药”的意象。在此意义上,晚清“科学幻想”,本身便可视作一种改良群治的工具,是包治百病的“大力丸”,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补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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