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帖的起源
有关帖的最早记载，见于《前汉书·陈遵传》。其传称他“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是有关帖的最早记载。至于陈遵其人，他为王莽时期有名的书家。
刻帖未发明之前，要使古人手迹广以流传，就需复制。复制古人墨迹有四种方法：一是临摹；二是双钩廓填；三是用硬黄纸钩摹；四是用响拓。直到唐宋时期开始盛行刻帖。
法帖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如三国魏的钟繇，他的书法，是东晋王羲之学习的范本。现存钟繇的《宣示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还示帖》、《贺捷表》、《荐季直表》等，就是后世的法帖。帖，原意为帛上之书，古代无纸，书于帛上者称帖，书于帛后，需经沾贴装裱成卷册，以便于翻阅使用。而后发明了纸，又较广泛地使用纸来书写，于是写在纸上的也叫帖，并渐渐用以称书法范本。纸帛如年代久远难以保存，遂有将古人纸帛书迹摹刻于木、石，以便拓印流传，故又称之法帖。这种用来作范本的书法帖子，又叫法帖。法书和法帖，意义上实没有多大差别。若严格细分，则唐以前的墨书真迹称法书，唐宋以降，以拓本形式而成的书法帖子，尤其是宋代以后的，称法帖。通常称书法范本为某某帖，往往也包括了法书。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刻帖广泛流传之前，还有一种保存书体形式的方式，叫作“双钩填廓”。这种“双钩填廓”法，从六朝到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纸的逐渐普及的缘故。这种双钩模写本，除了有其流传的意义外，显然也提供鉴赏，故历代评书家认为这些模本，“下真迹一等”。这种方法在隋唐之际还相当流行。如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影印的《唐模王羲之一门书翰》，相传是武则天着手钩模王方庆所藏的原本，另有流传在日本内府藏的《丧乱帖》，也是属于这种双钩的模写本。可是，这种方法到了宋代又显然被“法帖”所替代了。
刻帖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的繁荣需要，士大夫集团势力逐渐扩大，他们除了生活上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之外，又在文化上比较普及；另外，这与宋代镂木为板的印刷发展，起了相互启发作用。因中国的木刻文化艺术，在隋代开始，盛行于唐朝，而至宋最为发达。由于木刻艺术的辉煌成就，帖学在宋代亦随之蔚为大观。正如上面所说的尽管“双钩填廓”的模写方法，相对而言，好处很多，能“下真迹一等”。但这种复制品数量很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需要，即这种“双钩填廓”的方法所复制出来的书法作品，无法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
刻帖，初有单件书迹的摹刻，后则发展成汇集历代法书，刻板摹拓而成的巨帙的丛帖。单帖中现存最早当推唐太宗时代摹刻的王羲之《兰亭序》。《兰亭序》是王羲之在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修禊佳作，与众亲好友集会于兰亭时，为诸名士即兴诗文卷所写的序文。原迹两百余年后辗转为唐太宗所得。太宗曾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书家临写，又命宫中御用拓书人赵模、冯承素……等，据原迹制作摹拓本，其中以欧阳询本临写最佳，太宗遂命将欧本刻石留置宫中，故刻石出于唐欧阳询所临，非王羲之手笔。其石无镌年代，又历经战乱，北宋末始显，出现于河北定武，因此这本兰亭又称为“定武兰亭”（图121）。由于临摹佳妙，刻石精良，定武兰亭浓纤折中，遒媚飘逸，几可与真迹齐观。
唐代又流行着一种法帖，即“王羲之尺牍集”的《十七帖》。晚唐时，张彦远《书法要录》，载有真迹本《十七帖》，而今流行的却是拓本形式的法帖，这种帖属于集刻一家之帖，流行于唐至五代。《馆本十七帖》后有“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题字，认为刻帖始于初唐。其实模勒不等于刻字。唐碑署名模勒与镌刻非出一手者常有的事。例如《怀仁集王圣教序》，“诸葛神勒石”，末书“口慈敏、张昂等镌”。解无畏所勒的《十七帖》，未署镌刻等字，实际上是据王羲之手迹上石模下来的双钩填廓本。宋黄长睿以为“先唐刻本”（见《东观余论》）是属于误解。刻帖据说始于南唐的李煜，但千多年来，史籍仍乏确凿的佐证，聚讼纷纭，各说不一，仍有争论。就丛帖而言，真正最早的刻帖，当以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光义敕王著刻的《淳化阁帖》十卷，最为可信。有人认为刻帖始于南唐《升元帖》。明人把《澄清堂帖》附会为南唐制纸的澄心堂，夸此帖为刻帖之祖。可是，翁方纲首先察觉此帖为南宋人所刻。近来发现此帖所刻宋人苏轼等书的拓本，并有宋人十个跋语，及钤有“宣和”、“政龢”、“政和”小印。证实了翁方纲的判断，所谓南唐开始刻帖之说，是不足信的。故宋刻《淳化阁法帖》居法帖之祖的地位是被肯定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