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器物中除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外，还有一大类文房清供，其器具种类丰富，细分起来真的是太多太多，臂搁、镇纸、笔架、笔筒、水盂、水丞、墨床、砚滴、砚匣、砚屏、书拨，裁纸刀、贝光（砑光）、印泥盒、印章、印规、印盒等等。现在我们在这里来简单的说一两句。
笔筒，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简单，明屠隆《文具雅编》载：“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几千年来在器型上没有大变化。但材质颇为丰富。有竹木，瓷器、象牙、水晶等。从瓷笔筒装饰方法上看，有青花、五彩、粉彩、颜色釉等。
瓷砚顾名思义就是瓷质砚台，用料是极其细密的瓷土，砚心处不施釉，以便研磨，外有纹饰。其形多圆形，方形较少。晋、南北朝、隋唐较流行，以后较少见。明清时的瓷砚多为王公贵胄和文人骚客附庸风雅而制，市场上已不流行。
糊斗，贮浆糊的器具。分盖、器两部分，材质多以铜、陶。器盖上有金钱眼，既能防止糨糊变质，又可防蚊蝇及鼠窃，是美观而实用的精彩设计。历史上常见的糊斗，形制相当，稳重大方，色调清雅，是文人书案上写书信之类的辅助文房，现在已经极少使用了。
笔觇也称笔掭、笔舐，文人觇笔之器。文震亨《长物志》中有云：“笔觇，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这种笔觇近代已不常用，因此许多人对这一名词已觉生疏。
砚滴又称水滴，是古时文人的文房内贮水供磨墨之用的器物。《饮流斋说瓷》记载：“水滴，……，古者以铜、后世以瓷。……，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不名曰盂。”砚滴的出现应该是在水盂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初为铜制，后改陶、瓷、玉、石等材质。其样式不定，历代均有创新。
传统文房用具。墨专用的“床”，是用来搁墨锭的案架。墨床以墨定形，通常不会太大，宽不逾二寸，长不逾三寸。型式有案架式、座托式、博古架式等，或曲折，或简练，材质多为木、玉、瓷所制。墨床是为在研墨时稍事停歇，墨脚处湿润，以供临时搁墨。深受历代文人的青睐。
水盂有被文人称其为丞兄或丞友。可息心养性“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水盂可助文思“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也有一些是被用来做精神寄托的，陈玉堂老先生更是惟嗜“水丞”，先生在《藏盂小志》中写道：“试叩问之，若无盂盛以水，岂能染墨濡笔，挥毫于缣素耶？”
臂搁算得上是文房里面的奢侈品了。此物本是古时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除了能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楷字体时。
笔床，古时文人骚客文房中的必备器物，作为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现在能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竹木制作。南朝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琉璃砚盒，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可见笔床在古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贝光是文房中一种用来砑光纸张的器物，最初用贝壳制作，故称为“贝光”。董桥先生《楠木好看》中说是六朝年间发明的。贝光表面光滑细腻，大小一手可握，为的是方便使用。文震亨《长物志》中载：'贝光古以贝螺为之，今得水晶、玛瑙、古玉物中，有可代者，更雅。'此种器物现已退出文人书房案头。
（上两图为中国传统书画装裱里面的砑光工序，现在用的都是经过仔细加工后的鹅卵石。）
砚屏。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说：“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据说砚屏最早的出现，是因砚内墨汁反射日光或烛光甚伤目，故以挡之。后来实用价值淡化，转为纯粹案头装饰，以供玩赏。主体多以木、石、玉、瓷，也有通体一材的，少见。以瓷制砚屏，取材既易，装饰手法又多，最为常见。
印泥盒亦称印奁、印色池。文人用其蓄藏印泥，因宋以前用印一般为泥封、色蜡、蜜色、水色等，那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印泥。宋以后油印的使用为了防止油料的挥发遂以妇女存放水粉胭脂的瓷质粉盒保存印泥，明代屠隆在《文房器具笺》中将印泥盒列为专项。用材有玉、木、金、瓷等多种，造型各异，雕琢精妙，可用可赏，但还是以瓷质者为最佳。前人有“印色池，唯瓷器最宜”之说。
书拨，古时文人用来翻书的，因为他们在翻书时，怕在书页上留有汗渍以及指纹，会不美观，便发明了书拨。其取材多为竹、木、玉、铜。书拨使用起来十分优雅，但在现今已不适用，因为古今书籍有区别，古代的书页是用宣纸印刷对折而成，书页中间是空的，可用书拨轻易翻动，而现代的书则不行。
笔架亦称笔搁，架笔的工具。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南北朝就有笔架的记载，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依文献来看，当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材质多样，有铜、瓷、石等，其形多为山形。到了明代，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其材质更加多样，有珊瑚、玛瑙、水晶、瓷、玉、木等。清代笔架更胜明代，材质有玉、紫砂、水晶、铜、木、珐琅、象牙等，而以自然形成之物最为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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