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吴-苏建篆书欣赏《禅国山碑》（传），又称《封禅国山碑》、《天纪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43行，行25字。传为苏建所书。原碑和护碑亭址在江苏宜兴城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国山顶上。《禅国山碑》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来，多见著录。其书淳古秀茂，体势雄健，笔多圆转，继承了周秦篆书的遗意，与方折突出的吴《天发神谶碑》相异趣。
《国山碑》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奇碑，其碑形奇特，异于常见的碑刻、墓碑、铭柱等。《国山碑》碑高八尺，围一丈三尺，碑文围绕其上，其形如鼓如囤。微圆而椭，碑首上锐微洼，石色绀碧，观赏此碑，沉雄稳健，淳朴古雅。《国山碑》字画奇珍，每字二寸见方，正方略长，隶意较多。它远承战国《石鼓文》，有纯古清雅、圆劲挺拔、线条浑厚凝重、秀气内孕的特点；又近承汉碑篆书，有由篆变隶、由繁变简、字形整齐的特点。尤其可贵处，是籀篆自秦汉以后，精妙者绝少，而《国山碑》尚存籀篆较多面目，苍古秀逸，点画圆劲雄浑，其笔力遒劲潇洒，险峻挺拔，垂笔略呈方势，如折古刀，如断古钗，极为夸张，其笔力处呈溢露，字形结构奇诡，线条的节奏感苍茫浑古，法度谨严，一派自然随意之意跃然于目。
（一） 三国时期的书法概况
公元220-265年，天下三分，魏、蜀、吴鼎足而立。孙吴据江东，传立孙皓，暴政虐民，国势危弱，乃用欺骗手法，托言天降祥瑞以愚弄人民。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在江宁南郊 山立《天发神谶碑》，（见图一）碑文内容荒诞不经，其书体奇丽，以分入篆，体势转移。同年，江苏宜兴善卷洞洞口裂开十几丈，孙皓又托言说是天降兆吉；将此离墨山改为国山，封禅并在山顶立碑，碑高八尺，象个粮囤，故又称“囤碑”。《禅国山碑》书体奇崛，以天玺笔法入隶，自成一格，（图二）与《天发神谶碑》皆为现存最早的六朝书法（篆体）真迹，但《禅国山碑》较《天发神谶碑》圆和，此二埤皆为新派，有异军突起之势，其流风余韵，入晋犹存。追溯两碑形成的渊源，主要是汉晋时期分书之风盛行所致，影响到曹魏时的各书家，但他们仍不脱分书的波挑，东吴书家更以分体入篆，悬针的用笔，纵长的结体，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新体篆书。
（二）《禅国山碑》的历史成因、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宜兴历史上有许多碑刻都与三国西晋时的民族英雄周处有关。周处，字子隐，谥孝侯，生于三国时赤乌三年，（公元240年）于西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殉国，年五十九岁，宜兴与周处有关的碑刻晋、唐、宋、元、明历代皆有，如《孝侯周府君之碑》、南宋《斩蛟射虎碑》、明代《重建周孝侯庙记碑》、清代《斩蛟射虎歌碑》等等。其中以晋陆机撰文、王羲之书写的《孝侯周府之碑》最为盛名，是流传至今的具有相当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之一。三国吴《禅国山碑》也与周处有联系，因国山碑是周处奉吴王孙皓之命封禅的。
关于周处封禅国山碑，古代史书和金石论著中都有不同的刊载。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载：“……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守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赫，以协石文”。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引载：“吴志，天玺元年，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曰石室。郡表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守周处，封禅国山，大赫，改明年为天纪。”
此后，宋代周必大，从碑文剥落模糊，在可见碑文中不见周处名，以此为据，首先对国山碑的封禅提出疑问：按《三国志.金陵实录》载，孙皓因国山有石立，遣司徒董朝太守周处封禅刻石，碑字三面可辨，唯东面剥裂模糊，盖无屋 之地，碑词载所遣人姓名，而无周处，史氏误矣。（《泛舟游山录》）。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间祭天地的一种礼仪，祭天称“封”，祭地称“禅”，《禅国山碑》即是：把原石为离墨山命名改称为国山举行礼仪时所刻立的碑记。
国山碑的内容和立碑过程，一方面带有较多的封建迷信，另一方面也较客观地记录着一些史事，从整体上看，国山碑文的价值并不在于歌功颂德的内容方面，而主要在于它保存了地震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
三国时代的江东，先后发生了六次较大的地震，其中之一便是《国山碑》记述的孙皓时的地震，《宜兴旧县志》载：“天玺元年（276年）阳羡山有石裂十余丈，名曰石室……”。据说当时天上异样光亮，接着地动山摇，又传有人看见洞中飞出白龙之类的祥瑞物，腾空而去。东吴天子孙皓，以为这些是他统治天下的吉祥之兆，吴皇遂命丞相 作碑记。碑文长达一千余言，前段四字格骈文，详细罗列详瑞一百二十多种，如麟、凤、龙、青猊、白虎、丹鸾、彩凤、白兔、白鲤、玉羊、玉鸠等等。在所立瑞状中，还有一枚上天授于孙皓的玉印，上曰：“吴真皇帝”，这枚印玉质青黄， 理洞澈，极其珍贵。遂命封禅国山。
《国山碑》在古文字学方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汉字发展以及演变的原始性的珍贵资料。历代爱到重视，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清王昶《金石萃编》均有辑录，明代蒋如奇《国山烟寺》中诗云：“苍茫薜藓残碑立，峭削琅 玉柱明”。清谢应芳诗云：“囤碑文字无人识，风雨消残近若河”。李国宋《望国山》诗云：“紫宫秘记金函册，青嶂残碑石鼓文”等等。
国山碑碑文中“玉”皆作“王”，（如图三）“一”皆书作“ ”（图四），“四”书作“ ”（图五），“七”书作“ ”（图六）。这些都是古籀文仅存的文字。另外碑文“二十”皆书作“廿”（图七），“三十”书作“ ”。（图八）
现引清吴骞《国山碑考》中释文，例证如下：
“王燕王羊王鸠者三”；
“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 十有 ”；
“今众瑞毕至， 表纳贡，幽荒为峦”；
“神女告征表详者 有 ”；
“白雀白燕廿有 ”；
国山碑碑文虽然是一篇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美文，碑文中所立祥瑞虽不脱浓厚的封建色彩，尽管这样，碑文仍具有地震学、文字学、书法学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为研究中国古代碑刻和书法艺术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 国山碑的碑刻地位及其书法艺术
清代金石家杨守敬从碑学的历史角度评价《国山碑》说：“秦汉篆书自《琅琊台》、《嵩山石阙》数碑外，罕有存者，惟此碑巍然无恙。虽漫灭之余，尚有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清代书画篆刻家吴昌硕曾三次到宜兴访察《国山碑》，并写下了《戊戌闰三月十三日于役阳羡行道访禅国山碑》诗文。当他看到《国山碑》未被好好地保护起来，心痛万分，曾有“扪涕滂沱”的文字记载。然而，吴昌硕的宜兴之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行程，而《戊戌闰三月十三日于役阳羡行道访禅国山碑》也成了他最后的诗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昌硕的诗不能不说与《国山碑》有一定的关系。吴昌硕在他的文集中曾跋其拓片云：“今观其篆法，苍劲古秀，深得周秦遗志，即为皇象所书《天法神谶碑》远不能及，窍怪晋葛洪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绝手，独不及苏建何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昌硕对《国山碑》是及为推崇的。
《禅国山碑》历代被人重视，其主要在于碑文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这也是此碑存留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山碑》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奇碑，其碑形奇特，异于常见的碑刻、墓碑、铭柱等。
《国山碑》，碑高八尺，围一丈三尺，碑文围绕其上，其形如鼓如囤，微圆而椭，碑首上锐微洼，石色绀碧，观赏此碑，沉雄稳健，淳朴古雅。清吴骞拓本碑文四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宋赵彦卫辨字约八百字，为至今可见识碑文最多者。清代学者翁方纲辨识碑文约六百字，今观此碑，可辨字仍在数百以上。碑文每字二寸见方，似经剜剔。《国山碑》，笔势的雄厚，结构的善变，朴拙的体态，历代书法家均对它有独特偏爱，现取十数字，对它的书法艺术作一简要论述。（图九）
“东”字，笔画的粗细不同，是以拙为胜的。她的相对的两笔，也不是力求其平均，力求其一致的。象下面左右两笔并不一样，虽然有些残缺，仍然是看得出来的。其雄厚的地方是可以见到的。
“指”字，右边上面，本来两画是短画，但偏又把其一画向下拉得很长，肥得可爱，势厚而劲，使结构上也大起变化，趣味无穷，凡写字，无论那一体，都是长画难于短画，只有腕力强的，最喜欢作长画，以显其身手。
“九”字，两画很长，盘曲有势，更能显其万钧之力。结构则上面挤得很密，而下面又放得特别宽，疏密辉映，正是邓石如所说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布白之巧，也达到最高峰了。
“秀”字，最显目的，是上面一笔，拉得极长，也有奇趣，总的来说，腕力强的，长短皆劲，精细都厚。兼之操笔极熟，则无施不可了。
“有”字，上瘦劲而下肥厚，也是大篆的笔法，一画之间，粗细有异，这个字，是以粗细来相辉映的。
“十”字，横直两画，并不十分平衡，但以整个字来讲，是很平正的。直画用悬针法，但又不那么尖，和《天发神谶碑》有异。
“人”字，只有两笔，所以写得特别肥，以雄厚之笔，与他字的瘦劲相照应，是有奇趣的。
“王”字，是一味肥，以其笔力惊人，雄伟典重，精神内蕴，所以使人百玩不厌。
“步”字是肥的，此碑书大致是肥的。下面一长画曲折有致，呈盘屈之势，显示出万钧之力。全字精神，端在于此。
“者”字，两直垂画，显然不是一样的，肥字易笨，这个乃象熊肥而更捷，可叹观止。
“其”字，两脚更拙，而拙得有趣，生动活泼，可见其不是真拙，古人法书。真是其巧可及也，其拙不可及也。
“飞”字，则以瘦劲见长。悬针的作法、笔势都一样雄健。
“光”字，下面笔势很长，盘转得势。
“大”字，垂直四画，都不相同，大凡四横、四直、四点在一起，最忌相象，古人已有布棋、布算的讥评，但又不能改变其形状，要有变化，却又不能变得太远，使其全不相配。从这个“大”字看，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
“渊”字，下面有八画是下垂的，都用悬针法，真是难于安排了，因为每笔都要避免其相同，可以细细把玩这字八画不同的写法，自有所领会。
要研究《禅国山碑》在碑学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必须把它放在碑刻和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去考评。秦统一文字之前的篆书碑刻甚少，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为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文字，秦代的篆书碑刻代表有《泰山刻石》和《 琊台刻石》，西汉篆书刻石仅存《五凤二年刻石》、《 孝禹刻石》和一些小品，东汉碑刻虽多，但以隶书或分书居多，传世篆书碑刻也不过《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三碑》等数块而已。汉代碑刻篆书脱胎于秦篆，变圆转于方整，有装饰性的特点。继东汉篆书碑刻以后，要数三国时的二碑为最，一是江苏江宁的《天发神谶碑》，另一便是同年所立的《禅国山碑》。自此二碑之后，二晋、南北朝和隋代碑刻甚盛，而独不见篆书碑刻，至唐李阳冰篆碑，远非秦汉面目。因此，中国的篆书碑刻连续发展至三国，《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可称是秦汉篆书碑刻发展的余绪，又因世传篆书碑甚少，《禅国山碑》更显珍贵，清代金石家杨守敬亦从碑学的历史角度评价《国山碑》：“秦汉篆书，自《瑯琊台刻石》、《嵩山石阙》数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国山碑）巍然无恙，虽漫滤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纵秦相，亦断非后代所及”。（《平碑记》）
称《国山碑》是秦汉碑刻篆书的余绪，在于《国山碑》特有的书法艺术特点。《国山碑》继承秦汉碑刻篆书的淳古朴茂，书体绮丽，以分入篆，体势多变，又除去其神秘晦涩，而后代篆书又以少其雄浑秀逸之态。《国山碑》字画奇珍，每字二寸见方，正方略长，隶意较多。它远承先秦《石鼓文》，有纯古清雅，圆劲挺拨，线条浑厚凝重，秀气内孕的特点，又近承汉碑篆书，有由篆变隶，由繁变简，字形整齐的特点。尤其可贵处，是籀篆自秦汉以后，精妙者绝少，而国山碑尚存籀篆较多面目，苍古秀逸，点画圆劲雄浑，其笔力遒劲潇洒，险峻挺拔，垂笔略呈方势，如折古刀，如断如钗，极为夸张，其笔力处呈溢露，字形结构体势，线条的节奏感苍茫浑古，法度谨严，气息烂漫，结构奇诡，一派自然随意之意跃然于目。（图十）
随着我国书法艺术的日益普及，许多艺术学院从事书法碑帖研究的学者、教授都十分重视《国山碑》的研究与考证，许多当代的书画篆刻家、文学家如王个移、赖少其、叶圣陶等都先后有研究《国山碑》的论文及专著。
总之，《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皆为新派书体，有异军突出之势，其流风遗韵，入晋犹存，它们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
（四） 国山碑的现状及其存疑
《国山碑》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物。清嘉庆年间并荆溪（宜兴古称）县令唐仲冕建护碑小亭虽佚，民国年间邑人储南强先生扩建的六角形护碑亭至今犹存。原碑和护碑亭址仍在江苏宜兴城西南二十多公里的国山顶上。一九八二年被定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由江苏省文化厅拔专款修建碑亭，并建有百米保护围墙。一九九二年移建至国山东北面善卷后洞山顶，并建有碑亭，供游人观赏。
关于国山碑拓本收藏情况，现可见的有明拓本和宋拓本等三种，罗叔言旧藏明拓本可见明显剜剔痕迹。未剜剔的拓本至今未见，江苏南京历史博物馆藏有最早拓本（如图九），中华书局有印影本，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亦有辑入，为 印。
《国山碑》历史悠久，至今已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驳落，故要完全研究全面，也不可能，故存疑尚多。其一，国山碑的作者及书写者苏建、刻工何赦的生平如何？又《天发神谶碑》的书写者世传为皇象，而明卢熊《国山碑跋》中提出皇象在孙权时已卒，那么，同年所立的《天发神谶碑》是否同是苏建所书？如是同一人所书，其字体相差甚大，何因？其二，今《国山碑》碑末有“同治辛未春闽甘泽宣来拓并记”十三字，今又有罗叔言旧藏明拓本传世等，而历史上《国山碑》的拓本有哪些，它的流传及版本情况如何？其三，《国山碑》每个字的体势及书法艺术价值真正如何？“江南第一碑”的称誉起于何年，又是何人最早提出？诸如此类，作为历史上一块篆隶相间的名碑，《国山碑》尚有较多疑问值得研究，在这且存疑，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共同考识。
附：本文参考资料：
《宜兴文史资料》、《碑帖叙录》、《三国志集解》、《金石萃编》、《说文解字》、《增补六书通》、《云麓漫钞》、《金石录》、《两汉金石记》、《集古录》、《两汉志》、《神州国光集》、《书迹名品丛刊》、《罗振玉藏明拓本》、《增补校碑随笔》、《国山碑考》、《日知录》、《成化 陵志》、《金石存》、《周必大泛舟游山录》、《隶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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