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静
文/陈阳静
内容提要：康有为所书《广艺舟双楫》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它的问世使清代碑学的书法理论得以完善和系统化，实为康有为三十二岁时所作，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较《广艺舟双楫》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发生转变。文章主要通过对康有为晚年信札的分析了解到康有为晚年的书学思想已从《广艺舟双楫》中的“尊碑抑帖”转变为“碑帖融合”，并对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转变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信札 书学思想 尊碑抑帖 碑帖融合
弁言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西櫵山人、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世称“南海先生”或“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诗人和极具影响力的书法家。
康有为早年在《广艺舟双楫》中推崇碑学主张“尊碑抑帖”，大力鼓吹碑派书法贬低帖学书法，康有为此时的书学主张与他当时的书学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康有为对帖学书法的认识和理解显然有些过于偏激，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有为的书学思想逐渐成熟和完善。通过康有为写给朋友的书信手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在清末民初书学思想已经逐渐发生转变。
一、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的确立
近些年来，关于康有为书学思想的认识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很难给予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以客观的评价，大多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康有为三十二岁所写的《广艺舟双楫》一书之上未免过于局限、难得公允。康有为所书的日常书信、手札为我们全面的认识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纵观康有为的学书历程，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变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写作之前，这段时间康有为并无反对帖学之意，日常学书取法更是以帖学为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述学二十三》中这样描述到：“吾十一龄，侍先祖教授公（讳赞修，字述之）。于连州官舎，含饴袴枣，暇辄弄笔。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见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时人罕及，因力学之。” [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始学书法是以帖学为主，并无“尊碑抑帖”之意，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这段时间康有为致力于在帖上下功夫应与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关系密切。
其次是在1988年进京赶考上书受挫失意回到南海县之后，在南海西櫵山的澹如楼上用十七天的时间写出了影响书法史的《广艺舟双楫》，康有为这段时间的书学思想主要以“尊碑抑帖”为主，对帖学书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有言：“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2]“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3]“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4]
据此，可以看出此时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已转变成“尊碑抑帖”，而且这一时期康有为对帖学书法的言辞有些偏激，并对学碑的原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第三个阶段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问世之后，特别是碑学书法达到鼎盛之后，康有为的书学思想逐渐发生转变，此时的书学思想更多的趋向于“碑帖融合”的观念，文章将重点通过康有为日常书信、手札对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的转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宣统二年（1910年7月18日）康有为在《康有为复梁启超》（1910年7月16日）的信札中提到：
杜、苏勿联，暇当写寄。今书诚滞汝书用碑书故，何不检《广艺舟双楫》一读之？隔远甚难祥及，若吾所好，仍以南碑《龙颜》及《石门铭》，诸山《摩崖》为超绝，若钞诗乎，则以虞、褚为妙。帖则小王及米尤为浓妙，大王难得佳刻者也。忧虑百集，汝能从事于此，亦曾文正祁门中之神气也。赵子昂下笔非欲刻金石观，吾平生一切无名心，皆草草为之，故不能绝出也。[5]
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此时康有为对帖的看法较《广艺舟双楫》中明显趋于缓和，变得更加客观合理。
康有为在民国四年《康有为致朱师晦》（1915年）的信札中说到：
又承问书法体兼碑帖，与《书镜》（既是《广艺舟双楫》）尊碑不同，何其善问也。《书镜》以所□所不备为主，至《书镜》尊碑，乃有为而发。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观其通会，而行其典礼，一切皆然。无偏无过，岂独书耶！[6]
在这里，康有为提出“《书镜》尊碑，乃有为而发。”，认为此前的“尊碑抑帖”的确有失偏颇，并且发出“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的感叹，可见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较早年《广艺舟双楫》中“尊碑抑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然，康有为不可能完全摒弃之前的碑学观念，书学思想转向了信中所提到的“书法体兼碑帖”，亦是“碑帖融合”。
关于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转向了“碑帖融合”这一论断，在民国四年康有为写的《康有为致罗惇曧》（1915年9月）的书信中得到证实，信中写到：
试观宋、元人，墨迹已甚厚，如六朝人则如拨墨，但观宋拓佳者可见。弟久于京师，见真迹与宋拓应不少也。吾安能如弟言。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宋人书，变化淋漓诚莫如米，然亦得于帖而止。若夫今人谓学某家或某家某碑，无论其所学非其佳碑佳帖，即得佳者，而体格尽于前人一碑一帖之中，所谓一城一邑一官一职，其未足尽天地之量与神明之容，不待言矣。此所以千年之间，才士夆出，而成就只此也。千年之书家，可以此该之。[7]
信中的这段话语康有为提到“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明显可以看出康有为此时的书学思想趋向平和，不再偏向于“尊碑抑帖”也不赞成仅仅学帖而不师法于碑派，认为单纯的学碑或者学帖都是有所偏执的，这也证实了康有为晚年的书学思想明显转变成了“碑帖融合”。
康有为书学思想的转变在其书法创作实践中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他的草书作品，具有碑骨帖魂式的表现力，也正如他在为甘翰臣所写的七言联中题写到“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8]显然，在这一时期的草书创作，表现出了“碑帖融合”的意蕴，可见他的书学思想的转变对其书风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转变的原因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到的：“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都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貌。这是艺术品质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9]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离不开社会时代意识变化的影响：
1、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大量简牍的出土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学术时代之潮流。”[10]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书法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大量简牍的出土，为打破碑和帖之间的对立之势提供了条件。
1901年英籍葡萄牙人斯坦因在我国西北发现了一大批简牍残纸文书资料，后来陆续有国外探险家、考古学家来中国进行发掘并掠夺回国，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陆续展开了简牍帛书的发掘，至此大量的简牍得以出土。1914年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共同努力下《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流沙坠简》传入国内之后受到一大批书家的关注，对民国初年书家书学思想的改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侯开嘉先生在《<流沙坠简>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中提到“《流沙坠简》消解了碑学帖学势如水火对立之势。因为简牍书法本身具有碑与帖二者之属性：它的字迹时代远古，自然是碑学家追捧的对象；有因时信手挥洒的墨迹，这点又与帖本相同。这二者兼之的功用，客观上便打通了碑帖对立的界限，为碑学家大张旗鼓地学帖排除了心理障碍，使碑帖相融的创作理念成为时代所趋之大势了。新艺术新观念的出现，必定要促进艺术新的发展。”[11]
可见，《流沙坠简》的传入为碑学家的“碑帖融合”消除了心理障碍，为像康有为这些碑学书家学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使得此时书家 “碑帖融合”变得顺其自然。
2、清代碑学书家无意识“碑帖融合”的启示
清代碑学家在碑学发展之际，在自己的书法日常书写中早已存在不自觉的“碑帖融合”现象，这些未免对当时的康有为会有所启发。
碑学盛行之际，碑学家们的书学理论都以倡导碑派为主流，然而在他们的书学实践当中却存在与他们的倡导相违背的地方，比如碑学家赵之谦、何绍基、邓石如等日常日常书写的书信、手札所呈现出来的的却是碑派用笔书写的帖学面貌，大有“碑帖融合”之意。
作为碑派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与同时代的书家交往甚密，大多有书信往来，清代碑学家极力批判帖学、大力倡导碑学，而在学书的实践过程中其实并未真正的脱离帖学书法，作为碑派书家理论引导者的康有为，也未能脱离帖学书法的影响。
3、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
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现大量简牍的出土使碑学家产生了“碑帖结合”的观念，那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为“碑帖融合”的观念成为现实提供了桥梁，它使“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的观念成为历史。
通过西方先进照相技术和印刷技术在书法上的运用，使古代著名碑帖，魏晋唐宋的墨迹得到大量的复制、影印，使广大的书法爱好者都有机会获得近乎同于原作的书法墨迹或者是拓本极佳的碑刻影印本，较昔日的碑刻翻刻失真，碑派书家攻击的帖学翻刻失真问题已经逐渐得以弥补不复存在。
随着对帖学硬伤质疑的渐渐消解，碑学理论中的漏洞开始显现，或许这也是晚年康有为为什么会在晚年书信中提及“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的原因所在。
三、结语
近些年来，关于康有为书学思想的研究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很难给予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以客观的评价，大多仅仅局限于康有为三十二岁时所写的《广艺舟双楫》一书之上未免过于局限、难得公允。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较《广艺舟双楫》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康有为晚年书信、手札为我们更加细致的了解康有为晚年的书学思想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康有为晚年书学思想的转变与同代书家的书学实践、考古发掘大量简牍的出土和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关系密切。
论文注释：
[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孙玉祥、李宗玮解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10月版，第269页
[2]（清）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5页。
[3]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7页
[4] （清）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页。
[5]《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第631页 手稿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6]《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第118页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卷五
[7]《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第354页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卷五
[9]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1年12月版 第52页
[9]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 张伟译 北京出版社 2004年8月第1版 第9页
[10]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第26页
[11]侯开嘉 《<流沙坠简>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详见《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2011年3月版 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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