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秦刻在十块鼓形石上的文字。唐初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之三畴原被发现。每鼓一首四言诗，十首为一组，记叙当时渔狩的情况，故亦名‘猎碣’。其文为大篆（或因《石鼓文》中多与‘籀文’合者而定为‘籀文’，唐张怀瓘以为‘奇字’），秦系文字的典型作品，亦研究小篆来源的重要资料。共书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历代书家奉为圭臬。唐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韩愈以为周宣王之鼓。近代考证皆指为秦国刻石，但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等不同说法。现藏故宫博物院，一鼓已泐无字，其余九鼓亦多漫漶残损。传世著名北宋拓本有朗安国《十鼓斋》‘中权’、‘先锋’、‘后劲’三本，已流入日本。详述在笔法篇中。
古籀
‘古文’、‘籀文’的合称。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萧籀
汉丞相萧何所作，一作‘秃笔书’。元·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刘有定注：“萧何作末央官，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何用秃笔书，时谓之‘萧籀’。”
金文（吉金文、铭鼎）
殷、周青铜器上铭文的统称，旧称‘钟鼎文’、‘吉金文’、‘款识文’。属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金器起源于商代早期，盛行于西周，是时有炊器如鼎、鬲、甗，食器如簋、簠，酒器如爵、觚、斝、觥、卣，洗器如匜、盂，乐器如钟、镈，兵器如戈、钺、戟等数十种。金文的内容，多为当时祀典、锡命、田猎、征伐、契约等纪录，志造器原因，故又为研究上古社会极宝贵之资料。金文大都文简字少，甚至仅一、两字，最长为《毛公鼎》，凡三十二行共四百九十一字，东周后，简策盛行，列国金器虽时见长铭巨制，实已是宗周金文之尾声。殷商的金文带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于图画，商末始有较长的纪年的铭文。周初铭文笔划中间粗重、两头尖锋，或有明显的撩刀形。西周后期，笔划粗细均匀而两头浑圆。春秋中期，后以笔划变细而字体加长。战国铭文由铸变刻，故纤细浅小。近人容庚撰有《金文编》，较为完备，收可识知金文一千八百九十四字。另附录约一千二百余字。金文的参考书，有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澄《恪斋集古录》、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近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等等。
钟鼎文
即‘金文’。上古青铜器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尊，乐器以钟为多，故以‘锊鼎’为青铜器之代称。‘钟严，经典多作‘锺’。青铜器上的铭文，统称为‘钟鼎文’。《文选》卷五十五《刘孝标广绝交论》：“书玉牒而刻钟鼎。”李善注引《墨子>；“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
款识文
即‘金文’。‘款识’者，青铜器上所铭之文字也。《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鼎大异子众鼎，文缕，无款识。”注：“韦昭曰：‘款，刻也’。师古曰：‘识，记也。音式志反’”。《通雅》引《巵言》谓：‘款’为阴文，凹入；‘识’为阳文，凸出。《博古录》谓：‘款在外；识在内。’凡石、砖、瓦、金等上所刻文字皆可泛称为款识，而狭义专指霄铜器上的铭文。又元·吾邱衍《学古编》八《字源七辩》以之为六园古文：“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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