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篆刻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昌硕一派的篆刻艺术于印坛如日中天，而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贸易与文化中心的上海，也聚居着大量来自江浙一带的优秀印人。除了不少归入缶翁门下外，对于出道稍晚的大名家赵叔孺，慕名请益者也是络绎不绝，前后列籍门墙者达六十人。其中来自温州的方介堪，即为二弩精舍门下的佼佼者。
方介堪（1901—1987），祖籍浙江泰顺县。祖父名舆，号养初、养卿，同治初年秀才，中年曾为永嘉白象某私塾西席，遂移居温州，后在府学助教。父朝雄，字冠英，养初公第五子，为永嘉县学童生。方介堪生于永嘉县（今温州市）西门外浦桥方氏旧宅（今温州市烈士路十一号）。乳名仁，谱名宣济。初名文榘，号介盦，二十七岁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别署玉篆楼、蝉园、松台山馆、晚香堂。晚号蝉园老人、蝉叟、晚香堂主。八十二岁后迁居木杓巷，又署木杓居。
方介堪幼承庭训，七岁学书，初临颜真卿《多宝塔碑》。十八岁时在冠英公设立的五马街翰墨轩中悬润刻印，其间结识了同邑爱好书画篆刻的任宏中（公衡）、吕渭英（文起）、戴家祥（幼和）和马孟容（毅）、马公愚（范）昆仲等。后又拜识了浙南大藏家、篆刻家谢磊明，得以饱览谢氏珍藏的金石碑帖、篆刻印谱等，并受谢磊明之嘱，逐句篆刻古诗词印章数十篇，又大量勾摹古玺印与各名家印文，拟编专集，眼界大为增阔，也由此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字学、金石学基础。
1926年，年轻的方介堪随吕渭英赴沪，并经吕氏介绍，拜入赵叔孺门下，印艺得以猛进。同年，方介堪应上海西泠印社吴幼潜之邀，任木版部主任。日后方介堪广交海上艺坛耆宿名流，并得到了吴昌硕、褚德彝等大名家的指点，参加了由海上金石书画家自由组合的美术社团——“古欢今雨社”“寒之友”“蜜蜂画社”及“中日艺术同志会”等社团活动。1926年至1930年，方介堪应刘海粟之聘，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篆刻书法和金石学教授，其间还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书法篆刻教授。1929年，教育部在上海南市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方介堪被聘为评审委员。同年经亨颐、于右任、黄宾虹等创办中国文艺学院，方介堪为委员，传授书法篆刻。
1934年至1936年，方介堪先后赴南京、开封，并与张大千远赴北平，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古器部，编辑《宋贤名翰》《元贤名翰》等。又与张大千、于非闇举办“于非闇、张大千、方介堪书画篆刻联展”等，颇受艺坛瞩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介堪被困北平近三个月，后途经天津、上海、南京，携眷返乡避难，讵料1941年温州沦陷，方介堪生活艰辛，仍拒绝出任日伪政府中任何职务。抗战胜利后再赴上海，1948年前后，为张大千篆刻百余方印，其中包括二十多方龙角印和一批唐宋真迹象牙轴头，深获世人称赞。
1949年后方介堪回归故里，先后担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温州博物馆馆长。其间先后创作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海各界人民共同爱国公约》《温州市各界人民共同爱国公约》等系列印作。
1963年秋，西泠印社举办六十周年社庆活动，方介堪出席大会并被推选为理事。1964年又应潘天寿、吴茀之邀请，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班教授篆刻，前后共三月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中开设的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班。“文革”中，方介堪被“莫须有”罪名列为文化系统重点批斗对象，惨遭迫害。至1979年，西泠印社再次恢复活动，在杭州召开七十五周年社庆大会，方介堪被推选为副社长，之后又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同年，与已旅居海外、音讯阻隔多年的契友张大千取得了联系，欣喜万分，将数方印章辗转送至张大千处，以物寄情，传达殷切思念。1982年，作《怀念老友张大千》长词一首，并兴酣落墨，操刀向石，镌刻了“摩耶精舍”“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等八方大印，以抒相思之情。1987年八月，方介堪在温州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方介堪的篆刻艺术
方介堪年轻时篆刻初宗浙派、徐三庚，这在他遗存的早期印作“方文渠印”“谢光印信”“涉笔成趣”“耻与人同”“光明磊落”“永嘉马公愚临摩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金石文字之印”等中可见一斑，用刀虽未臻老辣，但已基本把握了摹拟对象的篆法与用刀特征；还有部分取之金文类的印章，如“永嘉马范公驭父临三代两汉魏晋六朝金石文字之章”，即属于方介堪篆刻创作起步阶段的作品。
然而仅过了一二年，随着方介堪取法对象的扩大和不断地刻苦钻研，出现了“刘氏维翰金石长寿印”“沈凤锵印”等类似吴让之印风的作品，至于像分别摹拟浙宗和徐三庚的“秀比菊香”“介盦拟秦汉金石文字印”等，技法愈加成熟。而此两类印风的作品，在方介堪拜入赵叔孺门下之后就基本绝迹，这也是一位有眼光、有抱负的印人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成长阶段。
1926年，方介堪拜赵叔孺为师，成为他篆刻艺术创作的全新起点。在赵叔孺的悉心指导下，方介堪篆刻上溯周秦两汉，并以鸟虫篆印和玉印风格作为主攻对象。方介堪从《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二十一部著名秦汉玺印谱录中，精心挑选、勾勒三百七十余钮古玉印，辑为《古玉印汇》。该谱不单是一部周秦汉魏玉质玺印专题的集大成者，它还参考顾氏旧谱体例，对古玉印逐个详细考订，涉及钮式、著录、递藏、印文考释辨误与艺术特征等内容，显示出方介堪深厚的史学、古文字学功底和超前的审美眼光。《古玉印汇》中还包含数十方精湛的鸟虫篆印。通过大量摹写，方介堪对玉印和鸟虫篆印的分朱布白与篆法构成的独特变化规律有了深刻的领悟，而它们所展露的匀净秀逸和绮丽灵动的艺术风貌，又正与方介堪性情相合拍。《古玉印汇》的编辑，对方介堪印风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鸟虫篆印是我国周秦两汉玺印系列中一朵奇异绚丽的琼葩，深受历代士大夫、印人与鉴藏家们的珍爱。然而因鸟虫篆印篆法构形的复杂性和因时、因人、因印而异的不确定性，使其恍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河洛之神，可望而不可即。印人们初涉创作，常感无从下手。贤如何震、甘旸、梁千秋、汪关、钱桢、沈凤、黄士陵等明清印林高手，曾出于好奇，尝试摹仿，但也是偶尔为之，只是作为当时印人标榜的无体不能而聊备一格。不论是在创作数量还是在形式与精度上，远未达到一定高度。鸟虫篆印的艺术特性与创作规律，未被明清印人真正认知与把握。直到方介堪的出现，经过他不断深入地挖掘与实践，终于叩开了鸟虫篆印宝藏的大门，使这门一度失宠、失传多年的印艺大放异彩，流风余韵，至今不衰。
从左至右：迟燕草堂、云还草堂、边盦
因鸟虫篆文字流传稀少，也不易辨识，想要进行篆刻创作势必会遇到择字不够的遗憾。而方介堪通过不断潜心研究与临摹，并在好友画家张大千的首肯支持和谢稚柳的参与建议下，最终深刻领悟到了鸟虫篆印的造型特点和变化规律。方介堪以“不失古风，不违字理”为前提，“创造性地以严谨的古文字形体与艺术的绘画原理作入情入理的结合”，并运用其行云流水般的刀法，创作了大量的有古有我、精美绝伦的鸟虫篆印，以华丽的姿态重新亮相，并绽放出更为瑰丽炫目的光彩。方介堪由此成为晚清至民国间，鸟虫篆印领域中“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
对方介堪鸟虫篆的钟爱莫过于书画家、鉴赏家了。像为张大千、谢稚柳、唐云、戴家祥、饶宗颐等所作的作品精彩纷呈。著名印作如“潇湘画楼”“迟燕草堂”“鱼饮溪堂”“长乐”“三千大千”“大千世界”“西蜀张爰”等，在这些印主的画作、藏品中每每可见其印迹。这些作品，与方介堪创作的“俏也不争春”“吴氏藏印”“戴家祥”等仿意之作不同，后者是撷取汉代鸟虫篆印中某一相同的印文或部首来化而用之，仿效的痕迹较为明显。而像上述细密缭绕的朱文诸印，在秦汉印中无法找到样板，是方介堪对传统鸟虫篆印的突破与开拓。
方介堪曾言，印章之优劣取决于境界的高下，即“法度乃艺术之起点，境界则为艺术之生命”。他独创的朱文鸟虫篆印，篆法盘曲婉畅，线条如游丝般纤细，并常施鸟首为装饰，深得韵满流美之趣，虽前无古式，但在气韵上与两汉鸟虫篆印息息相通。另外从线条装饰手法来欣赏，方介堪鸟虫篆印中还可仔细分为相对简约与繁琐两大类。像“潇湘画楼”“迟燕草堂”“鱼饮溪堂”等完全属于同一品类。
其线端以圆眼的尖喙鸟首为主，简洁抽象，也不施其他鱼、虫、夔等形体。印中线条纤细精致，如游丝盘旋，篆法婉畅重叠，但并不将篆法完全泯灭。篆法力求和而不同，而整体又得以统一。
方介堪对自己的鸟虫篆也颇自信，曾自题诗云：“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此外，方介堪也是一位多产的印人，其壮年时勤奋好学，一日可镌五十印，传说刻章累计达三四万方。方介堪推刀精确稳练，线条不事修饰，作品的成功率也是极高的。方介堪仿玉印一路，也是其最为经典的形式，但从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功绩来看，却远没有鸟虫篆印贡献来得巨大。方介堪在现代印坛的意义与地位，诚如其在评价皖派鼻祖邓石如所说的：“大凡开宗立派者总有一尝试探索过程而后臻纯熟，看其个人成就达到何等高度，更重要在看其所独有艺术风格为后世艺术之发展提供何等的广阔天地，使后学能既宗其法，又不断翻新。”方介堪典雅华丽的鸟虫篆印，雅驯灵动而拒靡末妖冶，也为现代鸟虫篆印的兴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启迪作用。他的这种扎根于传统经典，并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发扬光大。
方介堪的印学研究与贡献
方介堪一生勤勉，在积极篆刻创作之际还出版了大量个人印谱。1927年至1928年，二十余岁的方介堪就分别将刻印钤拓为《介堪印谱》《介庵篆刻》；而且日后每年都有印谱出品，如1935年10月，由方节盦宣和印社辑拓《介堪手刻晶玉印》（又名《介堪印存第八集》）。
1929年方介堪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出版的《葱岭》季刊上，发表《论印学源流及派别》一文，对我国篆刻发展史作了一次较有深度的概述。方介堪的古文字学功底也极其深厚，除了上述精心勾摹的《古玉印汇》，最著名的是十四卷玺印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倾注了其半生心力。
《玺印文综》的编纂始于1928年，方介堪曾集明代《顾氏集古印谱》以来有价值的秦汉玺印谱录一百余部，利用其扎实的勾画描摹功力，勾摹了上万方古玺印印文，辑成《玺印文综》初稿。而此稿中也包含有其夫人王舜瑛的许多心血，一些分卷剪贴，即由夫人协助完成。《玺印文综》的编纂，也是当初方介堪在谢磊明春草庐中勾摹各家印文，以备编辑字汇的专集。后因几经波折，加上抗战爆发，方介堪在从北平南下途经津沽时，遗失了《玺印文综》第十四卷上下册及《汉晋官印考存》，以至于《玺印文综》终未能面世。半个多世纪后，在方介堪众弟子的力促下，经张如元等人协助，终于在其逝世前完成了一至五卷的整理工作。后又经韩天衡、林剑丹与方介堪哲嗣方广强的支持，《玺印文综》十四卷最终于1989年由上海书店正式出版。此书收录古玺印单字三千九百七十五个，印文达二万一千八百多个，合战国古玺与秦代、两汉、魏晋官私印文为一册，字数较罗福颐的《古玺文编》《汉印文字征》为胜。此书适时的出版，不仅可以告慰方介堪，还对“文革”后刚刚兴起的篆刻热，也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宣和印社创始人方节盦为方介堪堂弟，1928年随方介堪来到上海，进入吴隐在上海开办的西泠印社当学徒，勤习技艺，数年后已掌握了印谱编拓和印泥制作技巧。1935年初夏，方节盦于三马路（今汉口路）七〇一号开设了“宣和印社”店铺，不仅以仿效宣和古法所制色泽艳丽、质地细腻的“节盦印泥”而闻名，还善制原拓印谱，钤拓、装订精良，并用金属版、玻璃丝网印刷篆刻资料，出售印泥、印材、纸张等篆刻文房用具。在宣和印社尚未成立之时，具有独创品牌意识的方节盦即得到堂兄方介堪的勉励，自己开始配制印泥，方介堪曾篆刻“节盦印泥”一印，后又邀请海上数十位印人共同创作“节盦印泥”印章，开启了近代印坛中将同一商业品牌内容刻印成谱的先例。宣和印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海上乃至外埠过沪印人购谱置物、谈艺论印、乐而忘返之所，堪称印人的乐土。
方介堪于印坛的另一大功德，是无意中保护了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孤本。该谱原由谢磊明收藏，1926年春，谢氏将该谱付托方介堪，嘱其携至沪上，遍征名家题咏。当年登大耋的吴昌硕见到这部堪称鸿宝的印谱时，摩挲三复，连连称奇，谓暮年能幸睹此完帙，真古缘不浅，也了却了平生一大夙愿。印谱大藏家张鲁盦闻悉该谱有足本传世后，愿以黄金一市斤的高价求转让，遭嗜古成癖的谢磊明婉拒。
1948年秋日，谢氏邻家突遭火灾，殃及谢宅，所藏历代名迹皆付劫灰，谢磊明为之痛心疾首。所幸《顾氏集古印谱》在抗战后一直珍藏于沪上方节盦的宣和印社而得以幸存，似有神灵护佑。
方介堪与谢磊明，堂弟方节盦、方去疾，表兄叶鸿翰，五人皆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文革”后方介堪、方去疾又当选为印社副社长，一门风雅，万人敬仰，已传为印坛美谈。
方介堪篆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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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及图片选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方介堪》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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