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纪在宪宗成化朝即供奉内廷,弘治年间进士，杭淮题吕纪从子吕高画言:“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明光殿。”杭淮为稍晚于吕纪的明代文人,于弘治十二年考取进土而入仕,是年吕纪官升至副千户,因此两人极有可能相识,故杭淮有题吕纪《杏花图》诗曰:“近时吕纪画最好。”关于吕纪供奉内廷的年代，其说颇为可信。吕纪入内廷供奉后，先后授予不同官职，自“侍奉”、“百户”、“千户”,累迁至“锦衣指挥”,《明孝宗实录》有“百户吕纪等三千人俱副千户”之语,记载其由百户升为千户。《两浙名贤录》卷四十九记吕纪于孝宗朝“官锦衣卫指挥同知”,其存世作品亦有自署官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鸳鸯图》署“锦衣指挥吕纪写”等等。
吕纪 《白鹭图》
吕纪花鸟画“初学边景昭”,宗法其工笔勾勒的技法与精工细写的画风,后临学“唐宋以来名画”",着意于写真状物的真实感。其“设色艳丽,生意蔼然”",实与边氏之风格相类似,作品的装饰意味比之边氏也是有增无减。首先,吕纪作品尺幅之大,比边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延续了边景昭花鸟作品的雄阔气势,极具视觉冲击力。据《林良吕纪画集》收集的全部吕纪作品统计,吕纪花鸟画作品长度在180厘米至200厘米之间的巨制达十五件之多其中超过200厘米的有三件,尺幅最小的作品长度亦有113厘米。巨幅的画面中,常常只有近景与中景,或者仅仅图绘近景,远景往往省略或为烟岚所替代,近景中往往绘制较大型的禽鸟作为画面的主体,中景衬以溪流、坡岸花卉作装饰,这样,巨幅的画面配以拉近的景致与饱满的构图,使画面更具装饰性和视觉冲击力。
吕纪《画鸡》
吕纪作品的装饰意味之浓郁，还表现在其色泽之艳丽，比边氏作品有所增强。如北京市文物局藏く新春双维图》,用石青、朱砂、石绿等明亮的色彩勾画山雉,以鲜明的粉黄、赭灰、石青等描绘斑鸠,又以星星点点的亮粉色点染梅花、水仙,以石绿画叶以衬托殷红之山茶,跳跃的色彩汇聚成一幅灿烂绚丽的交响,气氛热烈,光彩夺目。
吕纪 《四季花鸟图》之一
吕纪花鸟画所取题材多为色彩斑斓的禽鸟,如“风鹤、孔翠、鸳莺之类”,“杂以花树,秾郁灿烂夺目”,擅工笔重彩,晕染精致,呈皇家富贵之态。与边景昭之风格相类似,其状物准确生动,“尝戏画雌鸡壁间、而生雄绕其側弗去”。如故宫博物院蔵《桂菊山禽图》,敷色艳丽而不失沉着、离鸟造型勾勒精细,形态逼真生动,体现院画法度严谨的传统,而树干造型粗壮遒劲,用笔劲健,有如“籀书”之笔法,色浓重,湖石嶙峋,皴染粗犷呈现出“粗笔”的气势,整幅画面組细结合,正是其典型风格、虽然注重笔墨技法与强调用笔的提顿感在边景昭作品中已经有一定的表现,但在吕纪作品中更加明显,也更加自信,且更显放达。
吕纪 《四季花鸟图》之二
实际上、相对边景昭而言,吕纪的绘画面貌更为多样化,在其工细一路的作品中,风格意境也不尽相同。整体看来,吕纪的工笔花鸟作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具有明显装饰功用的花鸟画,用色艳丽,浓厚馥郁,这类花画可能与宫中装節有直接的联系,如日本东京博物馆藏《四季花鸟图》故宫博物院藏《桂菊山禽图》、上海博物馆藏《溪凫图》、天津市文管处藏《花鸟图)等作品:一为较为写意的、抒发情思的花鸟作品,用色温润,注重含蓄之韵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鹭芙蓉图》、《秋渚水禽图》,二幅作品均表现秋天的景致,前者着力于秋高气爽的明丽,后者注重表达秋天的凄迷与寥阔,用色温润、对比柔和谐调,旨在营造画外的情思,虽二者一较工整、一用逸笔,但均属工笔细致一路,该类作品还有辽宁博物馆藏《狮头鹅图》轴等。另有台北“故官博物院”藏《雪景翎毛图》,画风较《秋鹭芙蓉图》、《秋渚水禽图》更为写意,所画为寒天雪景,用笔爽利快速,构图上较为简略，主要为坡岸、柳树和山鸡,无绚丽之花卉禽鸟夹杂其间,不似其装饰灿烂作品所惯用的“满”的构图方式,显得空灵清俊,而这种构图方式在吕纪较为写意的工笔花鸟作品中十分多见。
吕纪《四季花鸟图》之三
此外,吕纪亦有水墨豪爽、气势奔放的“逸笔”之作，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鹰鹊图》,而有“工写兼能”之誉。这当然可能首先与他来自浙江有一定关系,明初宫廷画家以来自江南的浙江、福建等地居多,该地保存了宋代院体风貌,画家们多传承宋院体画风,因此来自浙江的画家吕纪先习边景昭之法后又模仿宋代诸家为理所当然。具体来说,吕纪实际上是传承了北宋院体的大致风貌,同时又受到浙地山水画继承南宋马远、夏圭豪放笔法的一定影响,因此吕纪作品中出现一些放笔直写的逸笔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浙派”代表人物戴进也曾于明初入官,其画风在宫中影响深远。戴进等人用笔强提顿和转折,皴染多用淋漓之斧劈皴,注重笔墨技法的展现也给予边景昭、吕纪一派花鸟画一定的影响,使得吕纪的花鸟画出现了更为多样的面貌。
吕纪《四季花鸟图》之四
吕纪作品在边景昭的基础上，更显逸肆放达,还应与其曾师承林良有一定的关系。吕纪于宪宗成化年间入宫,与林良同朝供奉内廷,起初林良声名在其之上,故其曾仿学林良画法,并达到乱真的效果。明李开先《闲居集》序林良”条曰:“凡(吕)纪所作,多假书(林)良名。”可见吕纪对林良笔法曾认真揣摩与模仿,其传世作品《鹰鹊图》(故宫博物院藏)、《寒雪山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鸶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即为其水墨写意画风的典型代表。《三鸶图》中的树石用南宋马夏山水硬爽笔法,且主体鹭鸶之用笔亦趋于粗率,复羽、翅羽、尾羽用直接的墨笔点写,而颈、腹部的羽毛描绘亦用小笔触点画而成,形成清丽爽健的面貌。再如其全用水墨画成,山石用淋漓的斧劈皴加拖泥带水皴,峻朗清秀,骨力奇峭,老鹰也纯用粗笔点画而成,造型与林良作品相类似,树藤的勾軌轻松传神,运笔迅速、简练,颇得逸笔之意。这幅作充分显示了吕纪受林良水墨画法的影响，这类完全水墨粗笔的作品,是边景昭作品中不曾见过的。
吕纪《秋鹭芙蓉图》
画史上，关于吕纪绘画最特殊的记载,莫过于其能以绘画作品进行“画谏”了。他的题材中有一类宣扬政教,并能通过作品的立意构思,巧妙地达到规劝在位者自勉的效果。花鸟画的题材本身有某种象征寓意,这给予吕纪很大的表达空间。吕纪还擅长配合当时风尚之需求,灵活地运用与搭配花鸟题材。他曾赠画弘治朝任刑部尚书的闵珪《爵至三公图》,以雀谐音“爵”,而以三只白头翁象征“三公”(太师、太保、太傅,为古代帝王最尊重的佐臣)来隐喻园珪官位之荣显,显示出其组合花鸟题材、扩充寓意的独特方式,这正是吕纪与其他花鸟画家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吕纪擅长运用题材来寓含深意,符合传统之“文明天下”的思想,因此明孝宗才对其赞赏有加,称“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焉”,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详细论述。
吕纪《秋渚水禽图》
吕纪対于边景昭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工致一路的作品中，大致有四方面。其一是工笔重彩的笔法,敷色艳丽,以及准确求“真”的造型，其中蕴涵严謹的法度,具有皇家富贵气,正因为吕纪有这样一种类似边景昭风格面貌的花鸟作品,“人以边吕并传”“。其ニ则是雄伟的气度。边氏吸收北宋大幅巨制的构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创明代花鸟新的面貌,同时更富装饰性。吕纪的传世作品画幅之大更胜边景昭,构图也沿袭边氏之“茂实浓密”的特点,这也为吕纪在画法上比边氏更为豪放铺设了前提。其三则是更为主动发挥艺术作品中所承载的儒家功能,甚至以画进谏,进一步扩充了花鸟题材的内涵。最后则是吕纪在作品中将边景昭潜藏于工致之内的放达进行较大的发挥。如上文所述,边景昭的工笔花鸟中已显露出一定的南宋院体山水笔法的痕迹,尤其树石的画法已出现一些趋于粗放的笔路,但其作品仍承袭唐宋花鸟之精意,面貌也较为统一,而吕纪的花鸟画中南宋马夏山水风格以及浙派笔法更为明显,与其说吕纪发扬了边景昭潜在的豪放气质,毋宁说这正是他与边景昭个人气质不同所导致的风格上较为明显的差异。也许可以认为边最昭作品中已见新时代面貌的端倪,而吕纪将这样的时代风格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吕纪《雪景翎毛图》
此外,吕纪与边景昭更大的差别还在于其绘画面貌的多样化。其工整一路的花鸟画亦有不同意境的表达,并且由于其曾师法林良的水墨花鸟,因此还有完全粗笔的作品。边景昭所处的时代早于林良、吕纪,而给予林良深刻影响的浙派绘画风格在当时也尚在确立之中,尚未形成较大影响,因此边氏的绘画风格不可能受此影响而显得较为统一。关于吕纪学边景昭与林良二人技法,而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当时人祝枝山已道出:“林笔多水墨,寡傅染,大率气质胜,(吕)廷振则兼尽之。”正是因为师承渊源的丰富以及艺木的自律发展,使吕纪形成丰富、独特的艺术面貌,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被认为“在明为巨擘”",并对当时宫廷画院影响深远,如其从子吕高、吕棠“翎毛花石皆得家学”,宫廷画师殷善、殷偕“花木翎毛从吕纪、林良两派中来”。
吕纪《寒雪山鸡图》
吕纪《三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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