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蓟辽督师袁崇焕被朝廷以“谋叛”大罪论死。“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磔，便是凌迟，又称千刀万剐，是当时对犯人对严酷的刑罚，令后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北京城的老百姓都相信袁崇焕通敌，对他的死纷纷拍手叫好，对朝廷如此处置这个勾结后金军为祸京师的元凶大呼英明，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袁崇焕伏刑时，“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死后，义仆佘氏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史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后世有人评价崇祯并不是“亡国之君”，只不过赶上了“亡国之时”，我们在之前的叙述中也曾讲到，崇祯既不荒淫，也不懈怠，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勤奋之君，处置魏忠贤一党更是雷霆万钧满朝叫好，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等自毁国家栋梁之事呢？
袁崇焕为什么必须死
我们可以试着从崇祯的性格和心理上去分析这些问题。明朝太子皆立长，太子之外的皇子既不被允许参政，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只能生活在王府里，不纳税、不办事，也可以不读书，一切皆由国家养着，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了国家的巨大累赘。太子的生活则更加严格刻板，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压抑圈禁太久，就会产生严重的偏执、多疑、刚愎、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一旦给他足够大的权力和空间去支配别的人和事，他就会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决定；这些决定又往往带有严重的反抗和戏谑成分在内。
天启在位时，朝廷被魏忠贤和他的阉党所把持，身为信王的崇祯为了保全自己避免引起魏忠贤的猜忌和迫害，便整日躲在王府中称病。这种压抑、担惊受怕、被人监视的环境使年轻的崇祯具备了超强的忍耐力和警觉的神经，并逐渐成为他性格中的主导因子。
崇祯继位时，大明王朝已是积重难返，而对自己委派的封疆大吏，往往是寄予极大期望、给予极大权力、许以极大承诺，一旦大臣的表现无法让他满意，或者说崇祯多疑的性格注定了他比较容易怀疑大臣，那么就会变得非常痛恨大臣，非杀之不能解皇帝信任之心。所以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共处死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内阁重臣更是先后起用了近五十人。直到自杀前，他还把亡国之咎归于“士大夫误国家”。
从这一点入手，我们或许能给袁崇焕的冤狱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注解：崇祯起初十分器重和信任袁崇焕，但袁崇焕在平台应对时为了宽皇帝的心，声称“五年平辽”，就连许多不知兵事的言官都认为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崇祯皇帝却信以为真，继而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而崇祯皇帝一直对大臣的夸夸其谈十分反感，袁崇焕的无心“海口”，给他和皇帝之间的第一个隐患。
在随后的应对中，袁崇焕为了弥补之前的“大话”，又担心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有所反复，所以又向皇帝请了“临机专断”之权。此时的崇祯觉得这样还不足以显示“天恩”，便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可以说，他对袁崇焕可谓下足了血本，因此对这位身担重任的蓟辽督师也变得异常挑剔。所以当后来发生的事让崇祯产生不满时，皇帝就觉得亏了本，认为袁崇焕辜负了自己，这是君臣之间的第二个隐患。
袁崇焕出镇辽东后不久，就借故将东江总兵毛文龙斩于军前，既是为自己树立威望，也是对皇帝的一次小小试探——虽然这次试探的代价大了些。用今天的话来说，毛文龙相当于东江地区的土皇帝，虽然实力有限，但自天启朝以来，朝廷就比较他对后金所起到的牵制作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事我们会在下面的文章中具体讲述）所以尽管毛文龙存在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但袁崇焕因此就将他斩杀，除了给自己立威之外，并没有给整个辽东地区带来什么好的影响，反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毛文龙被斩，崇祯皇帝并没有处分袁崇焕，反而写信表示理解，他的举措与其说是基于用人不疑的策略，不如说是他对袁崇焕不满的有一次隐忍，对于性格偏执刚愎的来说，隐忍越多，也就意味着将来清算起来的手段越重，这是第三个隐患，也是最明显的隐患。
明人以南宋为耻，对“议和”二字也相当的敏感，所以袁崇焕“以和备战”在战略上完全正确，但却没有顾及到以“气节”为立身之本的明代朝廷的特有氛围。虽然袁崇焕后来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议和，但他以个人名义私下与皇太极往来书信本来就很容易被人误会和利用，加上崇祯本人对议和的态度表面看似存在商量的余地，但内心却十分反感（这点从崇祯在当政最后一年里的种种决断也能得到佐证）。这种反感，就是基于明朝特有的“气节”氛围和崇祯本人的极要面子。当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议和之事被有心人曝光之后，朝廷的面子和皇帝自己的面子，就成为决定袁崇焕命运的第四个隐患。
当后金军在北京城外大肆掳掠之际，尽管袁崇焕已经抱着必死之心千里来援，但京城百姓和朝中一些官员都认为既然皇帝派了你袁崇焕戍边，那么敌军打到都城的责任便是你的过错，甚至有人放言是袁崇焕为了逼朝廷议和才故意放皇太极入关，加上袁崇焕确实有“议和”之实，便使得北京城从朝野到庶民都把他当成了罪魁祸首。从这里开始，隐患已然成了必杀袁崇焕的理由。
最后一点，便是皇太极的反间计。然而即便是反间计，却未必能坐定袁崇焕死罪。袁崇焕下狱是在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在三年八月，中间隔了近九个月，如果是正常审讯，就不难看出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正所谓积少成多，偏激刚愎的人一旦认定一件事，就往往会做出十分极端的行为，当时的崇祯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袁崇焕戍边以来，尽管稳定了辽东局面，但一仗未打就耗去国家大批钱粮，还让后金军绕过山海关打到了天子脚下，五年平辽显然是不实之辞，这是对大臣高要求严标准的崇祯所不能容忍的。擅杀毛文龙、擅自议和、庶民愤慨、通敌之嫌……这些让朝廷和皇帝丢面子的事都需要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因此，皇太极的反间计虽然是最后一个理由，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理由。
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袁崇焕便不得不死了。
所以说，袁崇焕的死，并非死于后金军之突袭北京，也非死于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是死于他和崇祯皇帝之间两种永远不可调和的性格矛盾。历史的真相，很多时候并非表面那般冠冕堂皇，也非野史轶闻所载那般离奇怪诞，一个很小的事件，一次人性的冲突，便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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