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近代体育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１．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１８９４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１）筹办京师大学堂。（２）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３）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４）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５）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