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春节，本应在缅甸瞻仰佛光，不意因粗心而未给内子办理旅游签证，国内航空公司硬是不给登机，结果半途而废。于是那七天假期便只在广州周边走走，日子也溜得很快。也当是节气之缘故，手头好几篇没写完的文稿也懒得续笔。期间见百家论坛的众多辩家在热情洋溢地为李白的一张“床”大费口舌，有时也不免踮起脚跟围观一下。笔者不大喜欢凑热闹，但见持不同见解的几大派别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也就只好各存己见却不肯偃旗息鼓，一时甚觉有趣。按例，正常的辩论说服不了对方，性子一急者容易把非理性的话语也带出来，最终还可能由争吵升级到相互辱骂乃至怒目相向的地步。然后版主为息事宁人，只好行使删帖的权力。但这次没有，当也是一种进步。 其实，辩论者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做人做学问，一定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争辩而不能说服别人，其实也不要紧。不一定是自己水平不够，更多的时候除了各方水平相当之外，还是缺乏足够的权威地位的缘故。当年郭沫若在许多学术争论中最终能一锤定音也多半因了特殊的身份。学术权威除了实力，更多的时候是地位决定的。但有了权威，便口无遮拦，或者肆意雌黄，那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最可笑的是当年为了扬李抑杜，竟说出老杜住上“三重茅”的房子便属于豪宅富有之类的话来。把诗词当信史，随意穿凿附会，可说是评诗解诗最易闹出的一大笑话。 但争辩者互不服输，争辩没有结果，并不影响旁观者的深入思考。比如，笔者便由此想到，一个“床”字的解释，争辩了三十几年，还继续在睡床、井栏、马扎（胡床）三者之间转圈子，一轮又一轮，永不停息，委实让人称奇不已。辩者各执其理，翻箱倒柜地引经据典，不可谓不花气力，一遍又一遍诉说自己的思维逻辑，更是不厌其烦。而且，看起来每一方都能自圆其说，但却又丝毫不能改变三说鼎立的局面。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果然是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使然？ 解诗难。难在作者所以然而读者不一定能知其所以然。尤其是解读那些距离我们年代较为久远的诗，更难。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风尚不一样，心灵更难沟通。 但这个难，除了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风尚的转换阻隔着心灵的沟通之外，也多半出在解诗的方法不对头上。 诗，尤其是汉诗，汉民族的传统诗词，最讲究精炼、简约、含蓄、委婉、隽永，因此，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情形。古人说，“可解，非以训诂通其意也。不可解，非以声牙隐僻乱其法也。不必解，非不求要领，仿佛规模也。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此先辈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旨耳。”（明费经虞《雅伦》卷二十二）这是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不同情形，不能用考古训诂的方法，不能用穿凿附会的手段，不能用等量替换的语言明白晓谕。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诗家语并不等同于日常的语言和普通的文字。比喻，借代，象征，无中生有，凭空想象，微言大义，尺水兴波，片言百意，正言若反，乐景写哀，取类不常，尺幅万里，时空交织，手法技巧繁多，不一而足。诗的一字一词，承载着太多的信息量和寄托物，蕴含着太多的情感和灵气，用训一是一、考二是二、看山是山、说海是海的严谨解剖，或者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任意发挥的我注六经，都不可能还原出作者的写作初衷，无法触摸到作者的复杂心绪。 这里，我们不妨以李白《静夜思》“床”字释义为例，说说解诗的难处及由此而来的某些附会现象。 | 
